南宋浙东学派对南宋四灵态度的改变

叶适晚年对四灵有一些遗憾甚至不满，纪昀指出：“叶适以乡曲之故，初力推之，久而益觉其偏，始稍异论。”⁽¹⁸⁴⁾所谓四灵之“偏”，一方面指的是四灵在艺术上尚不够成熟，与自己的期许还有距离。

四灵所师法的贾岛，叶适并不看好，认为贾诗太寒瘦了，没有从容娴雅的美感和大家的气度。他指出：“诗之道固大矣，虽以圣贤当之未为失。……而又以孟郊张籍当之，则尤非也。如郊寒苦孤特，自鸣其私，刻深刺骨，何足以继古人之统？又况于无本（贾岛）者乎？”⁽¹⁸⁵⁾在艺术精神上，叶适是以开元、元和的作者为典范的。叶适在为徐照作的墓志中明白透露了这个意思：

惜其（徐照）不尚以言，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¹⁸⁶⁾

为刘克庄的《南岳诗稿》作序，以及徐照之死，皆在叶适晚年，从以上两则材料可以看出叶适对四灵生前未能臻于开元、元和之盛仍有憾惜。开元、元和即盛唐中唐的诗歌。晚唐毕竟是小格局，写景过于细琐，边幅太狭小，没有盛唐、中唐的大气象。因为在艺术的层面，叶适所标榜的诗学之最高鹄的还是盛中唐的诗歌，特别是杜诗。永嘉四灵在叶适去世前死了三个，叶适只见到他们在姚、贾的小圈子里做活计，摹山范水，孤山冷禽，写来未免一律，最终没有看到他们诗歌大的进境。这说到底还是才力的不足，叶适当然也无可如何，只能报以遗憾。

另外，叶适将《诗经》作为诗学的典范，这影响到他在评价近诗时难免会掺杂进“诗教”的思想，也会相应地影响他对诗歌美学质素的体认。特别是随着叶适晚年经世思想愈臻成熟，其思想领地中为文学留下的地盘就更小了，即使在评“近诗”的时候，他的经世思想也始终横亘在胸中，难以消弭，主要表现在他动辄以《诗经》的风雅理想来衡量、审视唐宋诗歌的得失。由于读诗时经常想到经世致用，因而总观唐诗的风貌，叶适觉得它们和古诗风雅中的中和之致有距离：

木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近岁唐诗方盛行，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¹⁸⁷⁾

反求于内不足，即唐诗五彩纷繁，炫人眼目，性情未免浮躁放纵，不能得中和之正。这是用《诗经》作为诗歌的最高典范来看待唐诗。他所期望的是雅颂风骚的境界。唐诗况且有这样的不足，于是以晚唐姚、贾为楷模的四灵诗自然也就不足称道了。

叶适有一篇《翁灵舒（卷）诗集序》，是佚文，中华书局《叶适集》的《水心文集补遗》录于末后，它曾为南宋末著名学者黄震《黄氏日抄》所节录，并有评议，现照录如下:

“起魏、晋，历齐、梁，士之通塞，无不以诗，而唐尤甚。彼区区一生穷其术而不悔者，固将以求达也。如必诗达而后工，工而无益于用舍之数，则奚赖焉！君头发大白，旁县田一顷，蛙鸣聒。他姓城隅之馆，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叶序）愚观灵舒，“四灵”之一也，水心所以斥骂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诗名者，遥拜之为宗师，可叹也已！（黄评）⁽¹⁸⁸⁾

既然是为翁卷的诗集作序，说叶适“斥骂”翁卷自然不妥，但对翁卷一生像唐人那样孜孜矻矻于诗歌，无非出于赏玩和怡情，单字只句无关于教化，这在终生宣扬事功精神的叶适看来文人气未免太重。从上面一段话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他的不屑和不满。叶适曾明确地指出为文应当有关教事，如果只是留连光景，吟风弄月，不能用以教人，写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在勉励后辈刘克逊时，说出了自己诗学的最高标准，那便是“德艺兼成”：

水为沅湘，不专以清，必达于海；玉为珪璋，不专以好，必荐于郊庙。二君知此，则诗虽极工，而教自行，上规父祖，下率诸季，德艺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钺其友也，当亦以是语之。⁽¹⁸⁹⁾

由此看来，诗歌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诗歌所要实现的教化功能才是最重要的。而要实现诗歌的教化功能，最高的典范就是《诗经》的风雅传统：

悲夫！潜夫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¹⁹⁰⁾

叶适与刘克庄兄弟相识较晚，这两篇文章当皆作于叶适的晚年，其中体现了叶适典型的崇古诗歌思想。具体说来，叶适所谓“德艺兼成”，“德”以《诗经》为最高的典范，而“艺”是以唐诗尤其是盛中唐的诗歌为最高模范的。两者有统一和渗透，如“中和”的德教观也影响到叶适中正和平的审美取向。当然两者之间更不免矛盾，叶适首先是儒学大家，其次才算得上是一个二流的诗家，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根基愈发成熟，使他倾向于将“德”作为较之“艺”更高的诗学要求，这种道德本位的诗学思想难免迂远，故而其诗论中对精求诗艺的诗人亦有所苛求。

四灵在南宋末影响极大，王绰在《薛瓜庐墓志铭》中提到：“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君薛景石者焉。”又云：“继诸家后，又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伦，风流相沿，用意益笃。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之矣，岂不盛哉！”⁽¹⁹¹⁾四灵学诗于叶适，又传其法于戴文子、薛师石等人。以上所列诸人皆是永嘉人，他们在浙东地区相扇成风，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诗人群体，并最终与江湖诗派汇流。这不能不说是浙东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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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史·选举二》，第3635页。

(2)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叶正则不肯草出师诏》，第652页。

(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四十。

(4) 《宿觉庵记》，《叶适集》第158页。

(5) 《题周子实所录》，《叶适集》第603页。

(6) 《南宋儒学建构》第287—288页。

(7) 参见其中《朱门之特色与意义》一文。

(8) 万斯同大概认为叶适的再传弟子大都工文，而不能传续师学，故其学仅传一代而止。这显然有失于偏颇。

(9) 《儒林宗派》卷十一。

(10) 《黄勉斋先生年谱》嘉定十二年条。

(11) 《勉斋集》卷三。

(12) 《答陈泰之书》，《勉斋集》卷三。

(13) 陈宓《北溪字义序》。

(14) 《宋史》本传，第12964页。

(15) 《西山文集》卷十三。

(16) 《四库全书总目·〈大学衍义〉提要》。

(17) 《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

(18) 《奏乞为周濂溪赐谥》，《鹤山集》卷十五。

(19) 参见蔡东洲、胡昭曦《宋理宗、宋度宗》第131—133页。

(20) 《宋史·理宗纪一》，第789页。

(21) 《宋史·理宗纪二》，第821—822页

(22) 《宋史·真德秀传》，第12961页。

(23) 同上。

(24) 《宋史·真德秀传》，第12961页。

(25) 《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二》，《西山文集》卷二。

(26) 《答项平父》第五书，《朱熹集》卷五十二。

(27) 《朱子语类》第2966页。

(28) 《龙川集序》，《叶适集》第208页。

(29) 《祭陈同甫文》，《叶适集》第572页。

(30) 《癸辛杂识》续集卷下。

(31) 《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鹤山集》卷四十八。

(32) 《北溪大全集》卷十五。

(33) 《答刘子澄》第二书，《朱熹集》卷三十五，第1538页。

(34) 《上建康留守叶侍郎书》，《鹤山集》卷三十二。

(35) 《哭阁学叶侍郎文》，《鹤山集》卷九十一。

(36) 《四库全书总目·〈周易要义〉提要》。

(37) 《答真侍郎》，《鹤山集》卷三十六。

(38) 《鹤山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

(39) 《答西蜀史杜诸友序文》，《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三。

(40) 《回赵知县》，《日抄》卷八十四。

(41) 《黄氏日抄》卷四十。

(42) 《宋史》本传，第12420页。

(43) 《续资治通鉴》第938页。

(44) 《中国史学史》第84页。

(45) 《剡源文集》卷十三。

(46) 《丽泽诸儒学案》按语，《宋元学案》卷七十三。

(47) 《宋史》本传，第12614页。

(48) 《节录何王二先生行实寄史局诸公》，《礼部集》卷二十。

(49) 《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

(50) 《何北山先生遗集》卷一。

(51) 《鲁斋集》卷一。

(52) 参见《大学沿革后论》、《中庸论》两篇。

(53) 《诗十辨》，《鲁斋集》卷十六。

(54) 《上吕延年寺丞》，《鲁斋集》卷七。

(55) 《诗十辨》，《鲁斋集》卷十六。

(56) 《大学沿革论》，《鲁斋集》卷九。

(57) 王埜是王介之子，王介又是吕学传人。

(58) 《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

(59) 《困学纪闻》卷二。

(60) 同上书，卷五。

(61) 《深宁学案》引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

(62) 《通鉴答问》卷四。

(63) 《叶适与永嘉学派》第十八章。其实所列仍然不够全面，谢铎《赤城续志》载：“有葛绍体，字符承，家于黄岩，尝师事永嘉叶适，得其指授。”则葛绍体应列入。此外，永嘉“四灵”亦应全部列入。

(64) 《水心学案下》，《宋元学案》卷五十五。

(65) 《制科》，《叶适集》第801页。

(66) 《四库全书总目·〈山房集〉提要》。

(67) 《答刘子至书》，《叶适集》第554页。

(68) 《周南仲墓志铭》，《叶适集》第383页。

(69) 《山房集》卷六。

(70) 《庚戌廷对策》，《山房集》卷七。

(71) 《山房集》卷七。

(72) 《水心学案下》，《宋元学案》卷五十五。

(73) 《周南仲墓志铭》，《叶适集》第383页。

(74) 《丁卯召试馆职策》附注《山房集》卷七。

(75) 《山房集》卷二。

(76) 《知文难》，《荆溪林下偶谈》卷二。

(77) 《四库总目·〈筼窗集〉提要》。

(78) 《〈筼窗集〉自序》。

(79) 《上蔡侍郎書》，《筼窗集》卷五。

(80) 《上楼内翰书》，《筼窗集》卷五。

(81) 《论孟纪蒙序》，《筼窗集》卷三。

(82) 《畏斋记》，《筼窗集》卷三。

(83) 此外，陈耆卿在给叶适的信中标举《四书》，认为“经，种子也；《四书》，艺之以为谷者也。经，曲蘖也；《四书》，酿之以为醪者也。茹谷而思种子之功；酌醪而思曲蘖之美，此所以为善饮食者也”（《上水心先生书》）。这和晚年叶适对《四书》的批判迥然异途。而且他多次强调克去私欲，敬义夹持，如“今欲求其所以大，毋欲速，毋搏虚，主敬以为根，立义以为的”（《浩斋记》）。“夫心本至虚，而有欲则不虚。颜子之虚，本于克，克则无欲，无欲则虚”（《颜子论》）。都没跳出程朱理学的窠臼。

(84) 《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荆溪林下偶谈》卷二。

(85) 吴子良《筼窗集续集序》。

(86) 参见《荆溪林下偶谈》中《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水心文不蹈袭》条。

(87) 《刘士元诗序》，《阆风集》卷十。

(88) 《四库全书总目·〈木笔杂钞〉提要》云：“旧本题宋无名氏撰，前有小序，称‘息轸多年，小有纪录。斋前有木笔一丛，遂以名之’云云。其书载曹溶《学海类编》中，今考其书，皆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之文。原书本二卷，此本摘抄二卷，别标新名，又伪撰小序弁于首，盖奸黠书贾所为，曹溶不辨而收之耳。”《钦定续通志》著录该书，则径题为“宋吴子良撰”。(www.xing528.com)

(89) 《四库全书总目·〈荆溪林下偶谈〉提要》。

(90) 《荆溪林下偶谈》卷三。

(91) 同上。

(92) 《荆溪林下偶谈》卷四。

(93) 《好骂文字之大病》，《荆溪林下偶谈》卷四。

(94) 《播芳集序》，《叶适集》第228页。

(95) 《石屏诗集后序》，《赤城集》卷十七。

(96) 《答吴明辅书》，《叶适集》第554页。

(97) 转引自《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下》。

(98) 《答吴明辅书》，《叶适集》第554页。

(99) 《三先生祠记》，《江西通志》卷一。

(100) 如《癸辛杂识·真西山入朝诗》所载：“真文忠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来，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谓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及童马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一义，继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所言为不切于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市井小儿嚣然诵之。”（前集）民生艰难之际，真德秀仍专意以理学致治，显出了“正心诚意”之说的大而无当。

(101) 《舒岳祥行状》，《宁海县志》卷三十五。

(102) 《阆风集》卷十一。

(103) 《四库全书总目·〈阆风集〉提要》。

(104) 《水心学案下》，《宋元学案》卷五十五。

(105) 据刘庄孙《舒岳祥行状》所载，舒岳祥有《荪野稿》四十卷，《史述》十八卷，《汉砭》四卷，《补史》一卷，《家录》三卷，作于丙子（德祐二年，宋亡）之前；《避地稿》、《篆畦稿》、《蝶轩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谈丛》、《丛续》、《丛残》、《丛传》、《丛肄》、《昔游录》、《深衣图说》皆丙子以后所作。总二百二十卷，通曰《阆风集》。

(106) 刘庄孙《舒岳祥行状》。

(107) 《陈晦父诗序》，《剡源文集》卷九。

(108) 《陈仪仲诗序》，《阆风集》卷十。

(109) 《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也。予家二百指甔石将罄，避地入剡，贷粟而食，解衣偿之，不敢以渊明之主人望于人也。因读渊明〈乞食诗〉，和韵书怀呈达善，亦见达善〈烧痕稿〉中有〈陶公乞食〉〈颜公乞米〉二帖跋尾也》，《阆风集》卷一。

(110) 《解梅嘲》，《阆风集》卷二。

(111) 《诗诀》，《阆风集》卷七。

(112) 《爱闲堂说》，《阆风集》卷十一。

(113) 《阆风集》卷一。

(114) 《跋僧日损诗》，《阆风集》卷十二。

(115) 《为胡后山题干咏南麓古松》诗末自注：“丙子大兵入尚义里，屯予宅。”（《阆风集》卷三）

(116) 《阆风集》卷二。

(117) 《九月朔晨起忆故园晩易》，《阆风集》卷五。

(118) 《题潘少白诗》，《阆风集》卷二。

(119) 《新历未颁，遗民感怆二首，贻王达善、曹季辩、胡山甫、戴帅初诸君，皆避地客也》，《阆风集》卷六。

(120) 《次韵答达善》，《阆风集》卷六。

(121) 《孤雁》，《阆风集》卷二。

(122) 《杜鹃花》，《阆风集》卷二。

(123) 《阆风集》卷三。

(124) 《篆畦诗序》，《阆风集》卷十。

(125) 舒岳祥一诗题曰：“丙子兵祸，台温为烈。宁海虽经焚掠，然耕者不废。……”（《阆风集》卷八）

(126) 《剡源文集》卷九。

(127) 《剡源集》卷十八。

(128) 《元诗选》第226页。

(129) 《剡源文集》卷九。

(130) 《梦觉》，《剡源文集》卷二十九。

(131) 《感旧歌者》，《剡源文集》卷三十。

(132) 《“坐隐”字出颜黄门家训，而其义非也。余虽移家棠岙，居犹未定，每往城南寓舍城中，无所营，交游益疏，或至坚坐，踰旬不出，遂取二字榜其室，而作〈坐隐辞〉以儆之》，《剡源文集》卷二十八。

(133) 《剡源文集》卷二十八。

(134) 《剡源文集》卷八。

(135) 《陈无逸诗序》，《剡源文集》卷八。

(136) 《周公谨弁阳诗序》，《剡源文集》卷八。

(137) 《题萧子西诗卷后》，《剡源文集》卷十八。

(138) 袁桷《戴先生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

(139) 《紫阳方使君文集序》，《剡源文集》卷十一。

(140) 袁桷《戴先生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

(141) 《元史》卷一百九十，第4337页。

(142) 《四灵诗》，《荆溪林下偶谈》卷四。

(143) 《跋刘克逊诗》，《叶适集》第613页。

(144) 《礼记注疏》卷五十。

(145) 《黄文叔诗说序》，《水心集》第215—216页。

(146) 《跋刘克逊诗》，《叶适集》第613页。

(147) 《觉斋记》，《叶适集》第142页。

(148) 《进卷·中庸》，《叶适集》第733页。

(149) 《宜兴县修学记》，《叶适集》第195页。

(150) 《国风召南》，《习学记言》第63页。

(151) 同上书，第64页。

(152) 《诗》，《习学记言》第701页。

(153) 同上。

(154) 《王木叔诗序》，《习学记言》第221页。

(155) 《云泉诗序》，《江湖小集》卷五十五。

(156) 《习学记言》第701—702页。

(157) 《好骂文字之大病》，《荆溪林下偶谈》卷四。

(158) 《江湖小集》卷七十六。

(159) 《舟中》，《永嘉四灵诗集》第2页。

(160) 《题芗林》，《永嘉四灵诗集》第29页。

(161) 《净光山四咏呈水心先生》，《永嘉四灵诗集》第54页。

(162) 《永嘉四灵诗集》附录三，第317页。

(163) 赵师秀《哭徐玑五首》之一，《永嘉四灵诗集》第223页。

(164) 赵师秀《呈蒋、薛二友》，《永嘉四灵诗集》第257页。

(165) 翁卷《送蒋德瞻节推》，《永嘉四灵诗集》第185页。

(166) 《叶适集》第611页。

(167) 《题孙季蕃诗》，《叶适集》第50页。

(168) 《送曹潜夫》，《叶适集》第118页。

(169) 《对读文选杜诗成四绝句》，《叶适集》第128页。

(170) 《习学记言》436页。

(171) 《习学记言》439页。

(172) 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以为叶适这段话“只是杜撰”，认为这是他排斥杜甫的表现；大概是受此论的影响，许总先生在其《宋诗史》中也认为叶适的这段话是对杜甫诗歌的批评，实际上与叶适的原意南辕北辙。唯周梦江先生在《叶适文学思想续论》（《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中已予充分的辩正，甚是。

(173) 《松庐集序》，《叶适集》第215页。

(174) 《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拗字类”。

(175)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第37页。

(176) 《晋书二》，《习学记言》第439页。

(177) 《薛景石兄弟问诗于徐道晖，请使行质以子钱异之》，《叶适集》第135页。

(178) 《徐道晖墓志铭》，《水心集》卷十七。

(179) 赵汝回《瓜庐诗序》，薛师石《瓜庐集》卷首。

(180) 《徐文渊墓志铭》，《叶适集》第419页。

(181) 《诗人玉屑》卷十九。

(182) 《徐斯远文集序》，《叶适集》第214页。

(183) 《宋诗：融通与开拓》第73—74页。

(184) 《四库全书总目·〈云泉集〉提要》。

(185) 《习学记言》第701页。

(186) 《徐道晖墓志铭》，《叶适集》第322页。

(187) 《王木叔诗序》，《叶适集》第221页。

(188) 《水心文集》，《黄氏日抄》卷六十八。

(189) 《跋刘克逊诗》，《叶适集》第613页。

(190) 《题刘潜夫南岳诗集》，《叶适集》第611页。

(191) 《南宋群贤小集·瓜庐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