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舒岳祥与易代永嘉学传人

宋理宗后期，朱学最终取得思想界鳌头的地位，曾盛极一时的永嘉学术则渐渐褪去了光彩。不过，永嘉学人的文学流脉仍旧赓续不绝，而且意态纷呈。从陈耆卿、吴子良及其弟子来看，学术思想向朱学靠拢，作诗缀文则从永嘉前辈那里汲取精髓，似乎成了永嘉弟子治学为文的基本选择。尤其到了宋末元初——这一故国陆沉、天崩地坼的时代，以心性义理为核心的理学显得苍白无力⁽¹⁰⁰⁾，永嘉文学中的忧世精神和文章风骨开始大放异彩。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是吴子良的弟子舒岳祥，以及舒氏弟子刘庄孙、戴表元等一些遗民诗人。

舒岳祥（1219—1298），人称阆风先生，台州宁海人，宝祐四年登文天祥榜进士，生活在宋理宗、度宗以及元世祖、成宗年间，是南宋遗民的代表。他自幼禀有极高的文学天赋，刘庄孙《行状》称他：“生而气豪骨老，童时出语辄惊人。落笔不肯随人后。踔厉风发，士林老宿莫不屈行辈与之交。”岳祥还幼承庭训，从他祖父舒樗那里得“象山大意”；又，建安朱氏之学方大行于天下，舒岳祥从先辈学者那里闻知其说，乃作《原性》诸文，“实能会朱陆深微之论”⁽¹⁰¹⁾。可知他从小受的是朱陆理学思想的熏染，并确有自己的心得。舒氏晚年有《宁海县学记》一文，其中有云：“崇经术所以明义理，理义明所以正人心，人心正则天下之统定矣。统者何？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尧、舜、禹、汤、文、武心相授受之统也，孔子心得尧舜之统者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此孔子家传之统也。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极者，一统之所也。是以历代帝王必得此心之统，而后一天下之统也。”⁽¹⁰²⁾舒氏这里拈出十六字传心诀，以《大学》崇扬正心诚意的终极意义，无非是重复理学家心性论和道统说的老调，并无甚新意。

舒岳祥的真正从师，是在二十六岁时以文章谒见吴子良，受到了吴氏的高度赞扬，称其“异秉灵识如汉终、贾”⁽¹⁰³⁾，并纳入座下学习文法，成为上承永嘉“文字之传”的又一后劲。《水心学案》中论舒氏曰：“自水心传于筼窗，以至荆溪，文胜于学，阆风则但以文著矣。”“水心之学，至阆风师弟后，无复传矣。”⁽¹⁰⁴⁾岳祥著述宏富，《阆风集》原有二百多卷⁽¹⁰⁵⁾，但大多佚失，现仅存十二卷，大部分作于入元之后，其中诗九卷，杂文三卷。他的文学造诣既本于天资，更得自山河破碎的家国命运之激励，沦落飘转的身世之触发。德祐二年宋亡，舒岳祥颠沛干戈之间，流寓浙东各地，“于雁仓于□峰，于越之雪溪，于明之堂墺，或避兵道途，所经冰雪颠沛，人所不堪者，处之超然，大篇小章，把酒成咏，其气浩乎其不衰，而卓然独立之志不少挫也”⁽¹⁰⁶⁾。入元后，岳祥隐匿乡里，任赤城书堂长，执教以终。期间他与宁海刘庄孙、奉化戴表元、鄞县袁桷等往来酬答，交谊甚密。晚年尤潜心于诗文创作，奋笔不辍，尤长于为诗。本来，在南宋末士子汲汲于科名的大环境中，诗不受重视，如戴表元所说：“所见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其得之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¹⁰⁷⁾舒岳祥的态度则迥出于流俗，认为：“方宋承平无事时，士有不得志于科举，则收心于学问，放情于吟咏，自是天下乐事。”⁽¹⁰⁸⁾尤其是百姓在蒙人铁蹄兵火之中的哀嚎悲恸，以及个人命运的危浅不测，穷愁无聊，让舒岳祥和周围的众多遗民都与诗这一抒情文学形式愈益亲近。

舒岳祥和弟子刘庄孙都喜欢和陶，舒氏从陶渊明那里获取的，首先是高尚其志的人格精神，比如：“渊明不可及，适意惟所之。无食不免乞，折腰乃竟辞。主人必义士，知心如子期。厚馈既赒急，复酌我以巵。”⁽¹⁰⁹⁾困厄浙东，乃至贷粟而食的遭遇，使他想起了陶渊明的乞食，因藉以自慰。再如：“难学夷齐饿首阳，聊效陶潜书甲子。”⁽¹¹⁰⁾据《南史·陶潜传》所载，晋、宋易代之际，渊明耻复屈身后代，不肯仕宋武帝朝。其所著文章凡义熙以前者，皆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则唯云甲子而已。这两句诗说明，在出处大节上，舒氏是以渊明的固穷守节为楷模的。他不但欲肖渊明之名节，而且向往渊明冲淡平和的诗歌境界。舒岳祥自称“欲自柳州参靖节”⁽¹¹¹⁾，并云“自谓颇知渊明真趣”⁽¹¹²⁾，陶诗的浑朴自然、平淡隽永也成为岳祥诗艺的最高追求。舒岳祥有些诗着力学陶，洒然自适的精神意趣与之很相似。如《客好》：“薄田岁罕收，柴门客多好。车辙自成趣，蒿莱不须扫。邻家知客到，亦复馈梨枣。酒尽当复沽，言论自颠倒。万事皆可谈，慎勿谈世道。”⁽¹¹³⁾此诗娓娓道来，不假雕饰，很有渊明摒绝烦嚣、尽心农事的超然。但舒岳祥又毕竟不能完全适意，最后两句，则噤若寒蝉，似有满腔怨抑排遣不去。

刘庄孙《舒岳祥行状》称岳祥“平生为人意度超迈，精神散朗”，早年居家时“尝修葺家园，娱奉二亲，临高眺远，筑亭馆台榭，列植竹树花果，岁久成阴，于其曲折为径，如篆文，命之曰篆畦。公既不仕，将于此优游卒岁”。这种理想的人生设计，实是陶渊明式的诗意栖居。他雅好诗酒，酒和月是他诗中常有的意象。因此他的学陶，在一定程度上是本于性情之所近，大约也与吴子良“气象贵和平，标韵贵高逸，趣味贵深远”的诗歌教法有关；而他与杜甫的愈益趋近，则归因于飘转流徙的悲惨经历。

宋恭帝德祐二年丙子春夏之间，元兵追击广、益二王至温州、庆元、台州一带，舒岳祥乃避地于石林、雁苍等地⁽¹¹⁴⁾。十月，元兵从福建折回，扰宁海，屯尚义舒氏宅⁽¹¹⁵⁾。舒岳祥五十九岁时作《自寿》诗自述蹇险：“阆风老人五十九，白头饥冻荒山走。偶然脱命得生还，闾里相看惊老丑。今朝初度最可怜，五子三孙在眼前。老妻欲作无面饼，问讯鸡娘渠未肯。海水潮小未登鱼，霜后黄柑亦自疏。”⁽¹¹⁶⁾这和杜甫蓬转于兵连祸结之际的经历极为相似。舒岳祥说：“平生欲学杜，漂泊始成真。”⁽¹¹⁷⁾又云：“燕骑纷纷尘暗天，少陵诗史在眼前。”⁽¹¹⁸⁾这虽是赠友人之诗，也表达了舒岳祥以杜甫为楷模，以诗为史的创作理想。他既眷念国运，又悲慨身世，忧时伤世的精神气脉和杜甫遥遥相通。如他寄赠同志的诗：“故国山河成断绝，孤臣江海自飘零。”⁽¹¹⁹⁾“重经丧乱成南北，多谢交游访死生。”⁽¹²⁰⁾从深沉寥廓的悲凉中明显可以看到杜诗的投影。此外，舒氏的大量咏物诗，如咏孤雁：“不知何事背群飞，欲宿无依去无疑。天长路杳翅流血，夜向霜凄声转微。”⁽¹²¹⁾杜鹃花：“杜陵野老拜杜鹃，念渠蜀王身所变。我今流涕杜鹃花，为是此禽流血溅。”⁽¹²²⁾都寄托了岳祥的忠愤感激之意，抒发的是杜甫式的社稷生民之悲。虽然如此，舒岳祥与杜甫一样仍不失豁达，在坎坷艰辛之中时时流露出难泯的率真。如《喜食新麦》：“乱后归田好，残生似可延。余花恋余景，新麦起新烟。畎浍藏科斗，园林带杜鹃。妻孥共甘苦，一醉慰饥年。”⁽¹²³⁾也有些许渊明田园诗的味道。《自寿》中数语则更像自嘲：“穷人作事天不与，只有红梅相媚妩。为渠一笑买村酤，老夫自歌稚子舞。眀年六十更可歌，大乱不死奈我何。”这很像杜甫《羌村三首》中生死梦寐的感慨，但又不忘自我揶揄和宽解。

总的看来，舒岳祥的诗，在陶渊明式的洒然自适中难免哀伤和悲叹；在杜甫式的忠愤沉郁中又往往藉雅谑以自遣。如舒氏所云“几嘻笑而几痛哭也”⁽¹²⁴⁾。这种欢咍悲骇、忧乐交杂，是一种典型的遗民心态。王应麟为《阆风集》作序曰：“（岳祥）晩岁涉坎险，历蹇难，萍流蓬转，有陶、杜所未尝，气益劲，思益深，胸中之书不烬，方寸之广居浩乎其独存，弄云月于嵁岩之下，友渔樵于寂寞之滨，固穷守道，皜皜乎白璧之全。”舒岳祥对陶、杜之诗，并非刻意规摹形迹，而是坎坷的生命遭际，让他与陶、杜的精神品质愈发贴近，涵化成他悯时伤世的襟抱和独立自适的人格。

舒岳祥在当时文名颇著，他的操守和诗才对当地士子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由于“丙子兵祸，台、温为烈”⁽¹²⁵⁾，当地士人的共同的遭际，更容易让他们对舒岳祥产生亲近感。戴表元《国南仲诗后序》云：“独东野老寿，巍然高卧阆风香岩上三十年，浙河以东学诗者朝暮至。”⁽¹²⁶⁾又，戴氏《题萧子西诗卷后》云：“故平生与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时为多。又方其时，同游佳朋友皆无恙，舒舜侯在马岙，刘正仲在雁苍，胡元鲁在峡石，每兵休事定，辄一会合，必有诗邮，急于百返，危韵或乃共和，争奇斗博，下至传稿生徒，执砚童孺，欬唾相熏，亦有法则。今一辈衣冠悉皆凋谢，而惟老夫凄然孤留，人遂无从余问诗者。”⁽¹²⁷⁾宋亡前后，他们以台州、庆元为中心，以诗相为酬答，共同发抒亡国的黍离之悲和个体的幽怨，形成了以舒岳祥为中心的密切互动的遗民诗人群。其中著名的有王应麟、刘庄孙、戴表元和袁桷等人，其中尤以戴表元最为著名。

戴表元（1244—1310）是舒岳祥和王应麟的学生，南宋咸淳七年进士，授迪功郎、建康府教授等职。至元十二年（宋恭帝德祐元年），元军进逼临安，戴表元开始了三年的逃避兵乱的生涯。他先后避难天台、鄞县、杭州等地，与舒岳祥、刘庄孙等人往来酬唱。宋亡后，表元于至元二十九年受聘任奉化养正堂师，大德八年任信州教授。后归里，读书吟诗以终。顾嗣立认为戴表元之诗：“类多伤时悯乱、悲忧感愤之辞。”⁽¹²⁸⁾大抵是指戴表元避乱时期的诗而言的。他写了大量的诗篇来揭露元军的暴行，发抒易代之际的感怆，进而将乃师舒岳祥的“诗史”精神发扬光大。如《行妇怨》写蒙人的烧杀掳掠，蓬头垢面的妇女受到元军的凌辱，哭声震天的惨恸，《南山下行》写兵乱中的死者“累累骸骨横林皋，鸟喧犬噪沙草白，酸风十里吹腥臊”的血腥，《火后》写战争焚烧百姓的家园，《此地》写饥饿穷愁的平民流离失所，都体现了戴表元对百姓深挚的同情。

戴表元入元后大部分时间隐居不出，他对于国破山河在的改姓易代尤为敏感。诗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方端叟诗序》中自叙诗风的几次变化：从少年时“意气疏爽”，但欲自快胸臆；直到大德庚子之春历经国变之后，“余既以饥穷裹书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诗，间作诗，不过如李龟年白头感慨悲歌，对人羞涩，人亦无与听者”⁽¹²⁹⁾。这种含蓄吞吐，实际是诗作臻于老成的表现。他后期的诗中充满了繁华不再、人生易老的落拓哀伤。如：

梦觉依然一草寮，浮踪已惯任飘摇。虚帘晴气生朝露，远树寒声过夜潮。白骨又惊山下满，朱颜刚向客中消。时平不爱通侯印，且愿深林作老樵。⁽¹³⁰⁾

牡丹红豆艳春天，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尊酒，无人知是李龟年。⁽¹³¹⁾

“时平不爱通侯印，且愿深林作老樵”，表达了戴表元隐居终老的愿望。但是他最终还是出来做了元官，身为亡国之臣的心结让他始终难释。在戴氏许多看似豁达的话语表象下，潜藏的是深沉的悲伤。如《坐隐辞》：(www.xing528.com)

快马疾驰不如徒步，多金善贾不如躬耕。日食八珍不如强饭，封侯万里不如还乡。我观古来丈夫子，何用桑弧蓬矢射四方。苏秦生为六印役，主父死愿五鼎烹。不如诸葛草间谈管乐，陶潜醉里傲羲皇。南面之尊何如于据梧之贱，环辙之智无预于荷莜之狂。高冈峻谷久亦变，青天白日昼夜行茫茫。胡为忧愁浪自苦，百年齿发谁得长坚强。不如掩关扫迹成坐隐，清斋永日一炉香。⁽¹³²⁾

但是在《广坐隐辞》中这种豁达变为无奈：

悲来俯仰寻隐处，欲亲书册依杯觞。引酒未一酌，狂气郁律冲肝肠。读书未一卷，噫呜感慨泪浪浪。酒能触人生愤激，书能览古知兴亡。非徒不足充隐具，反缘二物来自戕。覆杯掩卷且默坐，气定始觉如平常。因思世上百千事，是非荣辱俱可忘。⁽¹³³⁾

从诗中能够体会到，作为遗民诗人的戴表元对国家覆灭和个人际遇的悲悯是深刻的。

戴表元这种沉郁多气、感慨遥深的诗风的形成，应归因于表元对国破家亡的痛苦体验。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便是此意。他对作家身世之于诗作的影响体会颇深，提出“作诗惟宜老与穷”的诗学命题。其《周公谨弁阳诗序》云：

人尝言，作诗惟宜老与穷。彼老也穷也，事之尝其心者多矣，故其诗工。人孰不愿其诗工，而甚无乐乎老与穷，则夫诗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见之，宜相吊以悲，而顾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则凡人之得工于诗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诗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挟之者，是挟命欤？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穷也亦好之，而诗始工也。其不好者，虽老且穷，犹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诗，且好老与穷欤？余亦好老与穷者也，然亦适遭之也。⁽¹³⁴⁾

“作诗惟宜老与穷”，就是说在年老和穷困的境遇下才更能写出好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在年老时已饱经沧桑，其诗歌内容也就丰富深刻；人身处困顿之中，备尝艰辛，所写的诗歌感慨沉郁，更能令读者产生共鸣。

戴表元周围的诗人身世皆大略相似，戴氏对他们诗评亦特别突出了“穷”的玉成之功，如认为陈无逸“中经忧患，寄托益广”⁽¹³⁵⁾，周密“晚年展转荆棘霜露之间，感慨激发，抑郁悲壮”⁽¹³⁶⁾，萧子西“年俱老苍，加之以世故兵革，羁旅炎凉之忧，攻之于外；田园婚嫁朝暮之迫，挠之于内。于是诗味之酸咸苦辣，煎煮百出，如膏糜果蜜，力尽津竭而甘生焉”⁽¹³⁷⁾。指出宋元之际那些中经乱离的诗人，因个人际遇的变化，诗风也发生了质变。

在南宋的遗民中，戴氏入元时间较长，这种经历也让他有机会反思有宋一代之文学。表元思想实以程朱理学为旨归，但针对南宋以来“理学兴而文艺绝”、文气萎靡不振又满怀忧心。弟子袁桷记其曾“力言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故言浩漫者荡而倨，极援证者广而类，俳谐之词获绝于近世，而一切直致，弃坏绳墨，棼烂不可举，文不在兹，其何以垂后？先生深悯焉”⁽¹³⁸⁾。戴表元指出这种文运衰敝的症结，乃在于思想界长期以来“言道者不必贵文，言文者不必兼道”的偏执，表元则力图跳出了正统理学家排摈文艺的窠臼，他欲兼承文、道之传，以振起颓弊的“斯文”。比如，对理学前辈真德秀和魏了翁，他不仅从其论著中汲取思想营养，继承其学统，而且喜好其文辞，善于体悟其中浩荡的文气⁽¹³⁹⁾。表元之文以序跋为多，说理而兼重抒情，布置有统，和易而不流，弟子袁桷评其文曰：“清深整雅，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¹⁴⁰⁾《文集》中的许多序、跋、记、杂文，如《二歌者传》、《渔说》、《蜜喻》等都有这样的特点。

戴表元不立门户，综贯百家，在宋末元初的文坛，上承永嘉之学，下启有元一代，在当时享有盛誉。《元史》本传称：“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¹⁴¹⁾评价是相当高的。他的弟子袁桷入京，将他的主张广泛传播开来，对元代文学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南宋遗民舒岳祥、戴表元虽为永嘉学弟子，但是他们多在文的方面下功夫，而对永嘉学已不再感兴趣。比如，戴表元虽然从学术谱系上说是永嘉弟子，但他对永嘉学亦有微辞，认为“其失也萎”。从他们那里已经很难发现永嘉前辈思想的影子。所以，从舒、戴那里可以看出，曾经振耀一时的南宋永嘉学术已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