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弟子的文道思想：南宋浙东学派研究

浙学诸大家中，永嘉巨子叶适享年最永，且讲学时间最长，直到嘉定十六年去世前仍讲学不辍。与吕祖谦及其弟子努力向朱学的靠拢不同，叶适沿循了相反的方向：他在庆元党禁后一直做着疏离乃至批判理学的努力。嘉定元年，叶适落职回乡后所著的《习学记言》中对理学的批判更趋于犀利，对儒学本真的系统化释证更加明晰；而叶适的第一代弟子如周南、王象祖等人，也颇能领会和发扬乃师独立不倚的学术精神。因此，即使在理学已经成为自由思想、大行其道的嘉定时期，永嘉一派仍较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学派本色。但是，到了叶适的第二、三代传人，永嘉学术也难免出现了散涣，其表现便是：诗文写作渐渐代替学术思考成为其后学的主要追求。

叶适的第一代弟子的人数，以周梦江先生《叶适的门人考略》所列最全，共有23人⁽⁶³⁾。总的看来，叶适门下弟子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他们的学问修养皆不相同，各有擅长。全祖望云：“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⁶⁴⁾比如周南、徐玑、叶绍翁、陈耆卿、吴子良等文名卓著，丁希亮、陈埴等专以学问名家，厉仲方、陈韡等人武功显赫。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方面发扬了叶适的学问体系。这既与叶适不拘一格的教育方法有关，与叶适本人兼擅文章学术、且强调“恢圣业而共治功”⁽⁶⁵⁾的教育目的也是分不开的。二是叶门弟子的文学修养大多很好，擅于诗文。从《宋元学案·水心学案》对叶氏弟子的评语即可窥其大概：

陈耆卿：叶水心见之惊诧起立，为序其作，以为学游、杨而文张、晁也。水心既殁，先生之文遂岿然为世所宗。

王象祖：其文简古老健，虽陈筼窗亦畏之，非有所见不下笔，吴荆溪而下蔑如也。

王汶：援笔为文，日数千百言，伯仲陈耆卿、吴子良之间。

邵持正：工于歌诗骈体。

王大受：水心弟子，工诗，水心称之。

戴栩：学于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经之外，亦高于文。

此外，叶适弟子周南“长于四六，以俊逸流丽见称。制诰诸篇，尤得训词之体”⁽⁶⁶⁾，赵汝谠“笔力浩大，能追古人”⁽⁶⁷⁾，都是文才超群的人。而号称叶适弟子的“永嘉四灵”更是汲汲为诗，极力追摹晚唐，在南宋末的诗坛影响甚巨。全祖望在《水心学案》的按语中说：“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揭出了叶适后学工文的总体趋向。

这种重文的倾向在叶氏学脉的传衍中愈发明显。在众多弟子中，真正能传得叶适学问衣钵的，则先有周南，后推陈耆卿。陈耆卿表弟吴子良先从师耆卿，后拜到叶适门下，亦为永嘉之后劲。这三人都是叶适弟子中能振起师门的领袖人物。从周南、陈耆卿至吴子良，可以看出叶门弟子逐渐文人化的大体过程。

周南（1159—1213）是叶适早年最得意的弟子，为人聪敏而且自负。他在十五六岁时便厌弃了科举程文，五易其师，乃投到时任浙西提刑干办公事的叶适门下。叶适赞之曰：“既从余，初若无所论质，已而耳改目化，气竦神涌，古今事物错落高下，不以涯量，顿悟捷得，受之若惊，行之若疑，标树山岳之上，越轶风霆之外，故朋昔类，望尘不及。”⁽⁶⁸⁾叶适教育学生，强调博考古今，广其闻见，周南在这方面是极为突出的。作为永嘉后学，周南秉承了前辈学者博考于古以施用于今的思路，且寄希望君主自身为学的努力。周南在自己拟的《策问》中提出：“讲学之功进，则上之性愈明。”“愿历考古今汉唐务学听言之得失，以对扬王休问。……乃者六月甲子，廷臣条奏宽恤事件，有释遣拘系之宗子，分贷编置之羁囚，皆见报可。自今以往，民之疾苦，毫发丝粟，皆得彻闻罢行之。愚心晓然知王道之易易矣。然天下几路，一路几州，或谓利害固有相关，不容偏徇一说。若各徇其私，各求其便，将恐此利彼害，或谓州县条具，不过细微，若事体所关，莫之敢及，不过毛举细故，以塞明诏，则何以对扬休命？夫上恩深博而或者过虑，如此岂一切杜塞，不之询考，始足以为治耶？不知周尝遣行人以万民利害为一书矣，汉尝遣使询民疾苦矣。其间亦曾有施行次第见于《周官》、《汉》、《史》，有补于治体者否？愿并陈之。”⁽⁶⁹⁾周南希望君主开广治体，深察民情，但是应当考求诸周代以及汉、唐制度，鉴于前古，而后施行之，乃稳实可靠。从这番言论也足见叶适和永嘉经制思想对周南的切实影响。

周南的政治见解也与早年的叶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以至二人的命运亦共相沉浮。周南登绍熙元年进士第，时何澹、陈贾、黄伦鼓动道学之说以陷害正人，党争方亟，朝纲陷于紊乱。周南乃在殿试对策中指出三大时弊：一曰道学，二曰朋党，三曰皇极。并云：“夫仁义礼乐是为道，问辩讲习是为学，人有不知学，学有不闻道，皆弃材也。古人同天下而为善，故得谓之道学，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谮人不能为善，而恶其异己，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恶名也。陛下入其说，而抱材负学之士以道学弃之矣。恶名既立，争为畏避迁就迎合，扫迹灭影，不胜众矣。”⁽⁷⁰⁾以道学之名废斥正直之士，是王淮任相以来在党争中惯用的伎俩，叶适在淳熙十六年的《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中就指出“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对林栗的阴险用心大加诛伐。时隔一年，周南对以“道学”之名以废正人的险恶心术的揭露，以及对天下道学人士政治利益的维护，与乃师叶适如出一辙。因此，庆元二年党禁中，韩侂胄党开出的党禁名单中，周南也被列入了打击行列，这在叶氏众多弟子中也是唯一的。此外，在北伐问题上，周南亦坚决维护叶适的守备策略。叶适开禧二年在给宁宗的奏札中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反对韩侂胄在内政不修、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当年，在叶适的举荐下，周南被任命为文字官，召试馆职。他在《馆职策》中指出：“善为国者不执理以强势之所难，常顺势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复和而已。”但是今日之和不过是权宜之计，眼下所当亟务者，乃是苏息民力，巩固国本，加强防务：“内必有以固其本，外必有以弭其争。”⁽⁷¹⁾这种主张实是叶适先守后战主张的翻版，并和韩侂胄北伐的决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周南因此被执政者所劾落职，仅居官秘书省正字。

周南这种积极干政的精神和衡论天下大势的气概，乃是对叶适经济事功之学和忧世之志的承续。叶适反对困守书斋的学问，而认为应当培养救时之志、建立拯世之功，成为切实有用于世的治国人才。他虽以文章雄视一世，但治国安民的抱负让他并未陷溺其中，而认为作文应当发扬三代传统，必有关于治教乃可，否则，“虽工无益也”。在叶适弟子中，周南的文学天分极高，他所作诗文不多，而其五律、墓志铭之作，置之叶适集中亦无愧色。对其文学才华，叶适甚为嘉赏，且以文字之任寄之⁽⁷²⁾。受到叶适的影响，周南亦不屑敝精神于“无益”之作。叶适称周南：“文词拨去今作，脱换骚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丽精切，达于时用，亦人所不及也。”⁽⁷³⁾他甚至在读了周南的《丁卯召试馆职策》后，声称甘心虚左⁽⁷⁴⁾。由于身居馆职，掌内廷机宜文字，周南的文字乃以诏命一类的应用文为主，诏命文体为四六，其中著名的《秦桧降爵易谥敕》尤能见其非凡的文章功夫。其文斥责秦桧：“密布私党，阴遣誓书。造飞谤以翦爪牙，忠臣为之解体；还降王而就葅醢，行路至今兴哀。神州自此陆沉，外侮因之坐大。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⁷⁵⁾正气充溢，颇足以诛奸臣之邪佞于地下，且有警顽起懦之效。而文字对仗工稳，用典精确，其中“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联，深为叶适所激赏。

但是周南学问方面继述叶适为多，未能拓宽疆宇；于文字方面较有影响者仅止四六而已，学问文章尚未臻于叶适所期望的境界，就于嘉定六年以壮岁辞世。周南身后，继之以升堂入室、文章学问皆有建树的是台州的陈耆卿。

陈耆卿（1180—1236），字寿老，是叶适晚年的弟子，嘉定十一年任青田县主簿时才来温州向叶适受学。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中说：“往时水心先生汲引后进如饥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传未有所属。晚得筼窗陈寿老，即倾倒付嘱之。……今才十数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筼窗卓然为学者所宗。”⁽⁷⁶⁾可见，晚年的叶适对陈耆卿寄予了厚望。四库馆臣亦称其文可以“与适代兴矣”⁽⁷⁷⁾。陈耆卿在《筼窗集自序》中记述了自己出入文章之学的“三部曲”：他八九岁学属文，十二入乡校，较早地接受了科举文的训练，在文章写作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因此受到先生长者的赏识和奖掖；但“已而杜门衔恤，去秋赋远甚，始得肆其力于古今。如登昆仑、璆琳、珩璜，烂目万状，欲与之敌而应答不暇，于是知作文之难。……四六之浮，至于家皋夔而人稷契，读之欲哕，予心病焉”⁽⁷⁸⁾。随着学养的培植深厚，耆卿开始不屑于那些驰骋文采、内容空泛的科举文作品，颇有些悔其少作的意味。于是他在《自序》末尾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今而后，当涵浸乎义理之学，词章之习不惟不敢，亦不暇。”所谓“涵浸乎义理之学”，即沉潜于六经诸子，俟其自化，义理昭晰后，则词章之学不学而能。(www.xing528.com)

泛滥古今典籍、提高自身义理之学的修养，乃是文章成功的根本因素。所谓“必有根株酝酿丰硕，而后葩藻蔚然随之”⁽⁷⁹⁾。陈耆卿在给楼钥的信中现身说法，把这一点讲得尤为详细：

论文之至，《六经》为至。经者，道之所寓也。故经以载道，文以饰经。文近则经弗传，经弗传而道即不存也。《书》之质，《诗》之变，《易》之动，《礼》之宜，《乐》之和，《春秋》之严，盖与天地均阖辟，与日月争光明，优优乎大哉！必如是而后为天下之至文也已。子思氏得之而中庸，孟轲氏得之而醇，屈原得之而幽，庄周得之而博。降是则有太史公之洁，贾生之明，相如之富，扬雄之雅，班固之典，韩愈之闳深，柳宗元之健，元结之约，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门庭轨辙不能一概。某少小读书，猥欲以文词自命。每一篇出，同流叹誉之，颇亦自以为不可及也。年来悔悟惩创，又自谓其可厌，返求之六经，又求之诸子，既久，爽然自失，知向之学乃时文之学，而非六经诸子之学也。更以六经诸子涵泳演绎，蚤夜不惫，既久乃觉其胸中与曩者异。把笔行墨，稍洋洋然，视时文之学，或自谓远过之矣。⁽⁸⁰⁾

为文宗经，是儒家学者论文的老调，很多作家都曾冠冕堂皇地将自己的创作成就归功于寝馈六经之所得。但陈耆卿以上说法却显得平实可信，而绝非故作高论。陈耆卿鄙弃对六经的耳剽目掠，而反复强调对经典的切实体验发明，“以身体之，以日用推之”，“反于吾之心以求其实”⁽⁸¹⁾，即将从经典中所体悟到的仁义之理融会于心，然后体之于身，验之于事，切实提高自己的道德品格和修养境界，最终达到无意、必、固、我的至乐：“澄其心君，静其志帅，避欲如避仇，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临乎其前，而旋乎其侧，则语默动作咸有轨度，积之而久，则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泮奂优游，无入而不自得，盖天理本非强人之物，所谓畏者，亦非终于焦劳惴缩而已也。”⁽⁸²⁾他所揭出的“心君”、“心官”对义理的统摄，很接近于程、朱理学的心性论⁽⁸³⁾。而这种无入不自得的洒落，不同于程颐的兢畏严肃，而同程颢“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物各付物的自然活泼心境最为接近。陈耆卿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强调，涵泳优游于道德义理之域，无拘无束，浩气流行，既能涤去孱弱啴缓之音，又能摆落科举文的种种绳矩。陈耆卿自言其后期落笔为文洋洋洒洒，无所滞碍，实得益于穷经汲古的专悟独得，可谓达到了道、艺两进的境界。吴子良评价陈耆卿“以文人之华藻立儒者之典刑，合欧苏王为一家者”⁽⁸⁴⁾，指出陈氏的兼祧文道之传，“理”和“文”两者在他这里统一起来了。

所以，陈耆卿和周南不同，他的学问方向没有依循叶适永嘉学术的路子，而更接近程、朱。吴子良在为《筼窗续集》所作的序中说：“寿老少壮时，远参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渊微，恢拓广大，固已下视笔墨町畦矣。……《筼窗初集》若干卷，以为学游、谢而文晁、张也。”“游、谢”乃是程明道的高足游酢、谢良佐，游、谢都曾出入于二程和禅佛之间多年，既坚持求仁用敬，又受到禅宗“事事放下”的通达态度的影响。陈耆卿的学术趋向亦大抵如此，师从叶适后亦没有太大改变，吴子良这里的概括是很准确的。即便如此，叶适并不强求弟子之同己，仍对耆卿倍加器重，他所褒扬耆卿者，乃在于其文章的“疆埸甚宽而步武甚的”⁽⁸⁵⁾，因此以“文字之传”付属之，并且跟耆卿就文章之学进行过多次探讨⁽⁸⁶⁾。由此看出，在叶门弟子的中坚陈耆卿那里，永嘉学的精神已经变得模糊，而开始更多地向文倾斜。

叶适后学的重文倾向到了吴子良那里更为明显。吴子良字明辅，号荆溪，宝庆二年进士，是陈耆卿的表弟，他先从学于陈氏，后又向叶适受学。如果说陈耆卿为文，更多自悟色彩的话，吴子良则多处强调叶适的教益之力。吴子良在文坛声名颇著，舒岳祥曾提到“往时荆溪公主斯文齐盟”⁽⁸⁷⁾，此评语或有过高，不过也说明吴氏在文人中的不凡地位。吴子良著作有《荆溪集》、《荆溪林下偶谈》、《木笔杂钞》等⁽⁸⁸⁾。其中，《荆溪集》已经亡佚。《林下偶谈》四卷，是诗话著作，其中主要记录了唐宋以来文人的奇闻轶事，以及经史掌故和评诗论文之语，四库馆臣称其“所见颇多精确”⁽⁸⁹⁾。其中涉及永嘉学者之事甚多，涉及叶适者有近二十条，对其文才尤其推崇备至。如：

《水心文章之妙》：四时异景，万卉殊态，乃见化工之妙。肥瘠各称，妍淡曲尽，乃见画工之妙。水心为诸人墓志，廊庙者赫奕，州县者艰勤，经行者粹醇，辞华者秀颖，驰骋者奇崛，隐遁者幽深，抑郁者悲怆，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可以见文章之妙。⁽⁹⁰⁾

《铭诗》：铭诗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为最。⁽⁹¹⁾

《水心诗》：水心诗蚤已精严，晚尤高远。古调好为七言八句，语不多而味甚长。其间与少陵争衡者非一，而义理尤过之，难以全篇概举。⁽⁹²⁾

吴子良甚至将叶适的诗文与杜甫、韩愈等人相提并论，在他眼里，叶适俨然成了凌铄古今的一代文宗；而吴子良自己的缀文属辞，也从叶适那里获益良多。《偶谈》中记录自己年少时喜为讥切之文，叶适见到后，指出了子良文有“好骂气未平”的不足。二年后，吴氏再持新稿求教，叶适则云：“此番气渐平，宜更平可也。”吴子良自此克去偏狭好骂之病，文字气象和胸襟涵养皆有大的进益。⁽⁹³⁾叶适评诗论文，强调悠远深长的意趣韵味，反对叫嚣怒张的直露表达。他曾择取近世著名文士之作编集为《播芳集》，选取的标准首在意趣：“择其意趣之高远，词藻之佳丽者，名之曰播芳。”⁽⁹⁴⁾此标准对吴子良的论诗产生了重要影响。吴氏在给戴复古文集作的序中，藉褒扬戴诗阐述了自己的理想诗境：“诗之意义贵雅正，气象贵和平，标韵贵高逸，趣味贵深远，才力贵雄浑，音节贵婉畅，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⁹⁵⁾而在《荆溪林下偶谈》中，子良更是多处以“意”、“味”的含蓄蕴藉评论陈与义、陈傅良、叶适等人的诗。吴子良并不是口头上随便说说而已，他自己的诗文作品大抵达到了这样的高标。这从叶适对吴子良的评价可以略见：“往陈寿老言其表弟齿甚少，文墨颖异，超越辈流，思见未获也。忽承枉示笺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语特工，韵趣特高远。虽昔之妙龄秀质，其终遂以名世者不过若是，何止超越辈流而已哉？”⁽⁹⁶⁾初睹佳篇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从以上的互评，可见叶、吴师弟之间颇为投契的文学之缘，以及叶适训诫对于吴氏作文的导向作用。子良死后，刘克庄在挽诗中赞之曰：“水心文印虽传嫡，青出于蓝自一家。”⁽⁹⁷⁾“青出于蓝”自然过誉，但说子良是水心的“文印嫡传”则是准确的。

涉及学术思想，叶适与吴子良的学术观念虽相似而实不同。叶适《答吴明辅书》中有“垂谕道学名实真伪之说”的话，可知吴子良对当时讨论热烈的“道学”也曾发表过评论。叶适在信中又申言曰：“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⁹⁸⁾明确表达他对理学弟子坚执门户、自命太高的不满。这也是永嘉学术反对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受其影响，吴子良也表达过“道”为天下之公器，不可专私的看法：

圣天子临雍，进周、程、张、朱五君子于从祀薄，海内知乡方矣。顾朱子所与反复论辨，若南轩张氏、东莱吕氏、象山陆氏，各以其道鸣东南，士不敢没也，则所在学多祠之，而豫章独阙焉。……圣道公溥，不可以专门私；圣学深远，不可以方册既。贯群圣贤之旨，则可以会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则可以补群圣贤之遗。孰为异同哉？尔后学之士其必合朱、张、吕、陆之说泝而约之于周张二程，合周张二程之说泝而约之于颜、曾、思、孟，合颜、曾、思、孟之说泝而约之于孔子，则孔子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学即皋、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学也。百圣而一人，万世而一时，尚何彼此户庭之别哉？⁽⁹⁹⁾

吴子良指出无论朱学、吕学还是陆学，都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释证和推衍，从根本上来说会归于一，不应相互攻讦不休。此论调与叶适对“道学”的看法看似一脉相承，不过，该文既云“圣天子临雍，进周、程、张、朱五君子于从祀薄”，其事乃在淳祐元年，则此时朱学已然君临天下之思想界，永嘉、永康声息甚微。而且吴氏所追溯的由周、张、二程泝而至于颜、曾、思、孟，而后上溯至孔子，所遵循的完全是理学家的道统谱系，而和叶适不同。所以有理由认为，吴子良所强调的道之公溥、不立门庭，是站在官方的理学立场来谈的，实有以朱学一统天下的隐衷。所走的是叶适与永嘉学派之外的歧路。

综上所述，周南、陈耆卿、吴子良作为叶适弟子中的三大中坚，他们从叶适那里继承和传续的，更多的是叶适的“文统”，而永嘉“学统”则逐渐失落。到了子良弟子舒岳祥，永嘉学术的思考已经完全被纵横的词气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