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浙学与朱学合流的新趋向

朱学最终被确立为官方学说，标志着理学在与王学长期争夺正统的斗争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朱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为天下人遵奉，也意味着理学思想的活力渐渐丧失，而趋于定型和僵化。即以对天下读书人最具导向作用的科举领域而言，从理宗淳祐开始已经完全被理学所占领。周密《癸辛杂识·道学》云：“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四书》、《语录》）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³⁰⁾这样一来，天下读书人诵读《四书》、《语录》，大多为了应付科举而不必求甚解，对朱学的尊奉只流于形式而已。魏了翁对这种现象表示了忧虑：“比岁以来，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而诸儒之书家藏人诵，乃有剽窃语言，袭义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为规取利禄计，此又余所甚惧焉者。”⁽³¹⁾藉助官方力量达成的思想界的统一，必然会以丧失思想活力与批判精神为沉重的代价。

朱学如此，浙学亦然。浙学，尤其是永嘉和永康学的勃兴，实际是在同朱学的论辩中实现的。双方通过对内圣外王、道统、天理人欲等儒学命题的探讨和争论，对儒学真髓有了深入的思考，促使浙学不断走向成熟。但庆元党禁之后，双方便再没有大的辩论，只有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对理学作了深入批判，但在当时的影响有限，并且再也没有人起来回应。只有严守师门大防的陈淳有一些零星的言论批评浙学，但并没有什么新意。他在《师友渊源》中对陆氏心学和浙东学术的偏颇分别批评道：“求道过高者，宗师佛学，陵蔑经典，以为明心见性，不必读书，而荡学者于空无之境；立论过卑者，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为经世济物不必修德，而陷学者于功利之域。”⁽³²⁾对异说大加抨击、毫不容情的弘道精神和朱熹十分接近。实际上，陈淳批判的重点乃在陆学，他作《严陵四讲》便是缘于严州陆氏心学勃兴的强烈刺激，朱熹死后，杨简和陆学的其他弟子风头正劲，他们也在为师门争夺道统，并为老师请谥，以取得政治上的地位。所谓“立论过卑”的浙学，只是对朱熹说法的复述，朱熹就多次说过“今世学者语高则沦于空寂，卑则滞于形器”⁽³³⁾之类的话，陈淳这里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

朱学与浙学双方争论趋于平息，原因除了浙学的衰弱，值得注意还有一点，那就是后期理学对浙学思想的吸纳。一旦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凌驾于思想界的其他学说，它便也开始有了雅量，原来思想界的门户之见自然就变得淡薄了。这方面的代表仍是魏了翁。本来魏了翁对浙学中的叶适就很尊敬，早在开禧二年，二十九岁的魏了翁写信给叶适：“侍郎方以道学正宗倡明后进，几有以警诲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焉，不胜幸甚。”⁽³⁴⁾了翁尊叶适为“道学正宗”，自然有措词客套的考虑，但其中应该有对叶适人格和学问的钦仰，至少是将之视为吾道中人的。叶适去世后，魏了翁的祭文中叹曰：“海内同气，视为荣悴。”⁽³⁵⁾也是对叶适求道努力的认同。魏了翁之治学同样不存门户之见，经过对当下盛行的理学流弊的深入反思，他最终越出了时人墨守朱熹《四书》学的格套，而是追本穷源，由《四书》学上达五经学，重视经典的原始要义。魏氏被贬官靖州期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九经要义》，该书“以说经者但知诵习成言，不能求之详博，因取诸经注疏之文，据事别类而录之”⁽³⁶⁾，乃是跳出门户、探求道真的努力的结晶，从中看出魏氏的眼界比同时学者要开阔得多，并且，这种先求诸详博的学术路径与永嘉经制之学有相通之处。在对诸经的研治中，魏氏的学术建树主要在《易》学与《礼》学，其名作《仪礼要义》在郑玄注、贾公彦疏的基础上分列条目，辨明品节度数，“其间要言精义，亦多先儒所未发”⁽³⁷⁾。魏了翁的学问以《礼》学为根柢，目的乃是考察三代的礼乐刑政，以为当下的政治提供鉴诫，即认为“《礼》以识世道污隆之变”。这一思路同永嘉学者陈傅良、叶适都是极为相似的。全祖望评价魏了翁“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³⁸⁾，可谓把握住了魏氏学术思想的大端。

以上主要是就永嘉学说的，浙学中吕学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它本来就与朱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吕学既强调“中原文献之传”的家学渊源，同时又是南宋性理之学的重要代表。吕祖谦在学问方面十分敬重朱熹，在朱熹的规诫之下，其后期的思想与之愈发趋近。陈淳在批评浙学的时候，特意将吕氏与“诸陈”分别对待：“浙中之学有陈吕之别。如吕以少年豪气雄大，俯视斯世，一旦闻周程朱张之说，乃尽弃其学而学焉。孜孜俛首，为圣门钻仰之归。未论所至之何如，只此勇于去邪就正一节，深足为至道者之观，亦吾名教中人。”⁽³⁹⁾南宋朱学殿军、四明学者黄震的看法与之类似。他在《黄氏日抄》中批评叶适以“复礼”先于“敬”的谬误，且将之列入“文集”作者一类中，以示与“本朝诸儒”的分别；又不切实际地指出陈亮“登晦翁之门，日就敛挫，纵横之余气，到此遂收，此理学大明之功之验也”⁽⁴⁰⁾。将陈亮视为理学的对立面和改造对象；而论及吕祖谦，则认为他：“有功于斯道何如耶！若其讲学之要，尤有切于今日者，学者不可不亟思也！”⁽⁴¹⁾将之列入《读本朝诸儒理学书》之中，表彰其羽翼朱学之功。这也显示出黄氏在浙学诸儒中，独推重吕学的明显倾向。从政治思想上说，无论吕学还是朱学，在格正君心，以行治平之道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理宗表彰理学的过程中，吕祖谦同朱熹一同被抬入了官学的圣殿。嘉定九年春正月，继朱熹、张栻定谥之后，朝廷特赠吕祖谦谥号为“成”。宝庆二年正月，录张九成、吕祖谦、张栻、陆九渊子孙官各有差。开庆元年八月，理宗幸太学，升张栻、吕祖谦从祀夫子庙庭。

理学最终进入庙堂这一艰难过程的实现，吕学弟子乔行简、郑清之等人实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他们致位显赫，甚至有定策之权。乔行简端平嘉熙间居相位六年，葛洪历官参知政事、尚书员外郎、资政殿大学士等职，吕氏再传弟子郑清之在端平与淳祐两度任相共八年，成为理学在朝廷的代言人。端平元年，郑清之任相，以“更化”为己任，收招贤才擢用之。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等被史弥远排摈在外的理学家皆被召还朝中，成为一时盛事，时号“小元祐”⁽⁴²⁾。该年，吕学弟子徐侨请从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并以赵汝愚侑食宁宗，为理宗采纳⁽⁴³⁾。乔行简、郑清之等人位在宰辅，终于实现了理学先师朱熹、吕祖谦未竟的夙愿，即获得了“致君行道”的机会，可以“天理”、“道体”的道德高标来“觉王”，为向先圣“治统”的回归提供可能。吕学弟子执掌了重要的权柄，浮慕道学之名的理宗“任之甚专”，理学前辈梦寐以求的理想到了他们这里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因此，在“道学”这面旗帜下，吕学弟子和真、魏等理学家结成同盟，直接影响到了官方思想的取向。

对致君行道的孜孜以求，使吕学与朱学在政治活动上同声相应；不过与此同时，吕学亦渐渐丧失了个性，而流向了朱学。蒙文通先生就曾指出：“（女婺之学）流之既远，为金华文献之传，与朱学合而为一。”⁽⁴⁴⁾这种倾向在南宋末就已出现了。吕祖谦身后，第一代弟子49人，第二代8人，表面上看起来声势依然壮大，但是这些弟子大都走上了朱学的轨道。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在《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中云：“异时婺学称东南经术渊府，正余所谓师良而法备者也。今犹有为东莱之学而不变者乎？”⁽⁴⁵⁾对吕祖谦之学不得其传不禁感慨系之。王梓材以为东莱学派二支最盛，一支为徐侨、王世杰、石一鳌传至黄溍、王祎；另一支自王瀚、王柏，再传至金履祥、柳贯、宋濂⁽⁴⁶⁾。这两支气脉最盛不假，但却都不是纯正的吕学嫡传，而成为朱学的支脉。徐侨早年从学于吕祖谦门人叶邽，淳熙十四年举进士，调上饶主簿，始登朱熹之门⁽⁴⁷⁾。王瀚是金华人，曾经是吕祖谦的弟子，祖谦死后，他又师从朱熹问学。尤其是王瀚之子王柏，虽在金华影响极大，和吕学亦有渊源，但这种关系远不如朱学密切，他乃是黄榦弟子何基的学生，从学统谱系上来说，自然属于朱学。

何基为人谦抑和平，不好立异，其学问路径基本上是确守《四书》宗旨不移，反对吸纳朱学以外其他思想。他晚年曾云：“《集注》义理自足，若添入诸家语，反觉散缓。”⁽⁴⁸⁾并云：“《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辅翼之。”⁽⁴⁹⁾王柏登何基之门，何氏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鲁斋箴》，以“诚明两进，敬义偕立。一唯领会，万理融液”⁽⁵⁰⁾勉之。王柏本于师承，对朱熹《四书》学亦推崇备至，他在一首四言诗中赞扬朱子：“迪予朱子，理一分殊。汛扫淫诐，煌煌四书。有析其精，一字万钧。有会于极，万古作程。”⁽⁵¹⁾王柏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作了详细精密的标注点校，于《大学》格致之义、《中庸》体用之旨发明甚著⁽⁵²⁾。但是他又不仅仅拘守《四书》，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对于天文历算、历史博物、文字音韵、诗词书画都有非常深的造诣，而在经史方面造诣尤深。他著述繁夥，共有八百余卷。这种出入诸家的学术气派很像吕祖谦，但是和吕氏的寝馈经史又往往流于泛滥无归有所不同，王柏坚守朱熹“博文约礼”的学术信条，他在《复吴太清书》中论及下学上达之道说：“朱子于此一段公案，固曰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以至于欲罢不能。而既竭吾才，则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传之无弊者也。更望于博文约礼、居敬持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真见孔颜之乐也？惟高明察焉。”⁽⁵³⁾博文，就是研治考察儒家经典，切实做好文献的整理、诂训和阐释。而“约礼”，则是通过持敬涵养的手段融会义理，将经典的精神旨趣返归身心，真正把握道体，并体现于日常践履，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www.xing528.com)

王柏生长金华，自然对乡前辈吕祖谦推重备至，而且他曾多次受聘于吕祖谦创立的丽泽书院，在其中执掌教席，立志要藉丽泽讲坛“培植斯文之寿脉，以为国家无穷计益，以显扬成公先生以道私淑之功”⁽⁵⁴⁾。不过，这位丽泽书院的新掌门人所阐扬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吕成公之学，而实际上成了卫护朱学的后劲。王柏博通经传，但最为人关注的还是他“博文”的功夫，尤其是他大胆疑经的精神，在同辈学者中更显得卓然不群。同朱熹一样，本于对“道真”的追求，王柏在经典文献的诠释与整理方面亦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并且常常孤明先发，认为人们遵奉千年的经典本身存在着诸多疑点，决不能“徇破裂不完之经以坏明白不磨之理”⁽⁵⁵⁾。比如他的《书疑》怀疑《大诰》破碎庞杂，并非出自周公，《洛诰》复辟之事不可信；其《诗疑》不但攻驳毛郑，而且径直删削经文，于《召南》等篇什中删去三十二篇。王柏还一反朱熹为《大学》作补传的作法，认为《大学》致知传本未尝亡，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听讼”一章，俨然为格致一传。因此委婉地批评朱熹“勇于补而不勇于移”⁽⁵⁶⁾。王柏订正诸经，动辄托之以“错简”、“衍文”、“脱文”之辞，以为对经典之原貌能超然独得。这种带有明显臆断色彩的文字考古，是宋儒疑古精神的极端体现，比朱熹等人走得更远了。

相较于以上两支，真正能显扬吕学精神的乃是吕氏门人楼昉—王—王应麟一脉。其中尤其以综罗文献、学问淹博的王应麟为著。王应麟（1223—1296）是四明人，生活在理宗、度宗年间，他淳祐元年中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宏词科。入元后不仕，二十年后辞世。应麟的理学渊源是多方面的，他是王之子，十六岁之前一直秉承廷教，因得以上承吕氏之学；此后王应麟转益多师，从真德秀的弟子王埜问学⁽⁵⁷⁾，因此从学术谱系上说属于朱学嫡传。为官期间，他又从兼治朱、吕、陆之学的汤东涧游，相与朝夕讲道，因此得窥濂、洛、关、闽、永嘉诸家学问之涯涘。所以总的看来，王应麟的学术思想虽以理学为最终归依，如天理人欲之辨，以及对兢畏之心的强调，都是理学的基本主张；但是因其兼受学于朱、吕，并受到流行于家乡四明的陆学一定的影响，反映到其学术面貌，便带有综罗涵纳之特点，个人色彩并不显著。用全祖望的话说，是“和齐斟酌，不名一师”⁽⁵⁸⁾，这种为学风格与吕祖谦最为相似，而且从其《困学纪闻》、《玉海》等著作中大量引的“吕成公曰”来看，他对吕祖谦的著述言论有很精熟的把握，并受到吕氏学风的浸染。

王应麟在理学思想方面以整合为多，新意却少。他和王柏一样，最大的贡献乃在经史文献之学的精研入细，实际上是把理学的思想内蕴落实到了学问研究的层面，为理学思想提供文献的支持。他说：“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矣。”⁽⁵⁹⁾也体现了他归本于文献的学术诉求。如以为《大学》之“亲民”，当为“新”，犹《金縢》之“新”，逆当为“亲”，皆为传写之误⁽⁶⁰⁾，便通过文献版本的考察为理学经典理论提供了证据。全祖望推许之为“独得吕学之大宗”⁽⁶¹⁾，也正是着眼于王氏将古代文献研究作为学问的首务而言的。王应麟学力超群，“百科全书”式的博雅才识让他突破了门户之见，而有一种宽和容众的气魄，其文献功夫之宏博亦似祖谦。他跳出了理学家以《四书》学为中心的框子，治学界域极为广泛。应麟一生著述卷帙浩繁，有六百余卷。即以他最重要的著作《困学纪闻》而言，该书为其札记考证之文，共二十卷，说经八卷，天道、地理、诸子二卷，考史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一卷，其中考证涉及经史典故、天文历算、制度文为、礼仪节序、时令风俗、字词训释等等诸多方面，对于经史学问的考察，不像王柏多出于臆断，其用力于文献的整理、考辨、训释、编类，学风朴实深稳，弃去偏私，以求实求真为务。南宋末，王应麟家乡四明的陆学风头正盛，有鉴于其空疏不学的“躐等之病”，王应麟指出：“经无师，士无学，道谊微而风教薄，汉儒可轻议哉！”⁽⁶²⁾乃是有感于此虚浮的学风而发的慨叹。应麟治学亦甚有汉儒治经之风，《困学纪闻》中凡涉考辨，皆精核有据，不但列举前人之论，而且衡较诸说，择善而从。

对于古代制度文物的关注，是吕祖谦和永嘉史学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叶适的《习学记言》等著作都是很典型的。从著述形式以及关注的问题来看，《困学纪闻》与这两部著作很相像。不过，和《历代制度》偏于记述、《习学记言》偏于评论不同，《困学纪闻》偏重在“考”，体现出的是去伪存真的学术精神。此书不存门户之见，始终贯以平心静气、实事求是之态度，即使对理学宗师朱熹的结论亦不苟同。比如对朱熹《楚辞集注》“不舍昼夜”中“舍”的读音之误，《孟子注》中以曹交为曹君之弟的错误说法，应麟都加以质正，而不予迁就。如果说吕祖谦秉自“中原文献之传”的家学，其贡献更多地是在遗籍的整理和保存方面，如校正《古周易》、为《唐鉴》作音注，标注三苏文集等等，而王应麟的文献功夫，细而至于名物字词的考辨，皆不肯草率，较之吕祖谦更为细密精审。王应麟治学，和永嘉学术中含有明确的政治指向也不相同，他的考辨文字不存先入为主之见，一以事实为准，体现出一位笃志于学的文献家求实务真的风范，这种考据思想对后世清儒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永嘉、永康之学既由于自身的学术取向，更由于朱学一统天下、思想趋于一律的思想和政治环境，生存的空间愈发小了。吕学虽作为朱学的羽翼而为统治者所认可，但其思想活力的减退，和表面上极盛一时的朱学是相同步的。此后金华学术的传衍，从金华四先生到元代的黄溍、明初的宋濂等，大都带上了朱学的影子，吕学的精神反倒湮没不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