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昉是吕祖谦的弟子，四明鄞人，绍熙五年陈亮榜进士，《宋史》无传，生卒年亦不详，大率经历高、孝、光、宁、理五朝。根据《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等地方志资料可知楼昉曾任宗正寺主簿，仕至朝奉郎守兴化军，赠直龙图阁。理宗端平元年丙寅，曾下诏称：“黄榦、李燔、李道传、陈宓、楼昉、徐宣、胡梦昱皆阨于权奸，而各行其志，没齿无怨。”因此赐谥复官，且录用其子，以旌忠义(85)。又，明代孙绪根据所见的文献材料称昉“尝论和议之非，忤奸相，贬斥以终，盖亦正人也。”(86)根据以上两则材料，则楼昉在南宋后期曾力主抗金，曾反对朝廷与金人的和议，“奸相”，殆指史弥远。楼氏因此遭贬，终于致死。
楼昉在当时颇有文名，真德秀称其“词章彪炳，有作者之风，识虑深长，知当世之务”(87)。卫泾亦赞之曰“粹学环文，通材奥识”(88)，因此举以自代。楼昉守兴化军期间，曾教授乡里，从学者凡数百人，王
《文诀》一书的版本系统十分复杂，宝庆间陈振孙刊布该书，且为作序云：“迂斋楼□文名于时，士之从其游者，一□□授，皆有师法。间尝采集先□□以来迄于今世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为之标注，以谂学者。”是为二十卷宋刊本。元刊本复增入二十六篇，且扩为三十五卷。至于何人增益其文，尚待考。该书现存明刊本三种，即正德刊本、嘉靖王氏刊本和嘉靖吴氏刊本，皆属元本系统(90)。其中，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嘉靖松陵吴氏（邦桢、邦杰）刊本，该本选录自先秦以来48位作家的193篇文章，其中乐毅、李斯文各1首，屈平3首，贾谊5首，扬雄1首，司马相如2首，司马迁2首，班固3首，刘向、杨恽、王嘉、刘歆各1首，诸葛亮2首，江淹、孔稚圭、李汉各1首，韩愈25首，柳宗元14首，李翱1首，王禹偁2首，范仲淹3首，宋祁1首，欧阳修18首，司马光5首，王安石9首，苏洵11首，苏轼15首，苏辙4首，程颐3首，张耒11首，黄庭坚2首，秦观1首，曾巩6首，李清臣5首，陈师道7首，胡寅4首，李觏1首，邓润甫2首，钱公辅1首，王震1首，刘敞1首，唐庚5首，李格非、何去非、胡宏、赵霈、胡铨各1首。每篇文章前皆有评语，且文中行右多有随文批注。松陵吴氏刊本还较完整地保存了楼氏的标抹圈点，主要有楔形标记“＇”，以标示妙句；字旁小圆圈“〇”，标示精彩用字；字上大圆圈“〇”，标出关键字；字旁粗直线，标明文中纲目主意句；此外还喜欢用字旁实点“·”标示壮语。四库全书本《崇古文诀》所选篇目与元明刻本相同，但只有所选文本，而无批注圈点，失真太多。
由上面大略可以看出，楼氏《崇古文诀》受到乃师吕祖谦《古文关键》以及《宋文鉴》的极大影响，虽然《文诀》选文的时间跨度甚宽，上起战国，下迄南渡之初，但仍以唐宋文为主，共166篇，占总数的86％。从所选作家数量来看，亦以韩、柳、欧、苏洵、苏轼为最多，没有跳出吕氏《古文关键》所确立的八大家的规模。楼昉大概认真阅读过乃师的《宋文鉴》，《文诀》所选篇目大部分与《文鉴》重合，楼氏选宋文125篇，71篇与《文鉴》所收录篇目相同，约占总数的3/5；其中欧阳修、王安石、苏洵三人共38篇文章，除了6篇外，其他皆与《文鉴》的选文篇目相同。而且《文诀》的选文风格亦出入很大，广纳博采，不限以一律，“有简质者，有葩丽者，有高虚者，有切实者，有峻厉者，有委婉者”(91)。颇有《宋文鉴》采摭广泛、宏富浩博的气象。若考察《文诀》的编纂方式，则它与《古文关键》更接近，两书皆以作家时代先后编排，观其选文之评语、批注等格式，二者轨辙几乎无异。
楼昉长期从事科举教育，刘克庄云“经（昉）指授成进士名者甚众”(92)，而《崇古文诀》同《关键》一样，作为科举文的教本，自然也很重视作文之“法”。楼氏希图通过具体的评语和批注，将文章的抑扬开阖之处揭出示人，让学人明瞭其中的节序。《文诀》的评语中，“铺陈布置”、“回旋委折”、“抑扬开阖”等词汇屡见不鲜，明显可以看到吕祖谦评点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些文章的评语直接采自《关键》，如《梓人传》，《关键》评曰：“抑扬好，一节应一节，严序事实。”《文诀》云：“东莱批抺尽之：抑扬好，一节应一节，规模从《吕氏春秋》来。”具体到批注，《文诀》也常拈出“起”、“应”、“结”、“收”等语汇，以揭示作者缀文时安排布置的匠心；并沿用吕氏的“纲目”、“关键”、“主张”、“句法”等词对选文的警策关键之处予以强调。如陈振孙《序》所云：“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警拔，皆探索而表章之，盖昔人所谓为文之法备矣。”
不过，较之《古文关键》，《文诀》的特色仍十分明显，它虽为应举士子而作，但是其应试色彩却大大淡化了。上面说过，为使学生在科举作论有所矜式，《关键》选文以“论”为主，这种科举教育是极有针对性的；《文诀》选文的文体却是多样的，骚、赋、书、记、序、祭文等文体皆有收录，不限于论说文一种。比如欧阳修的文章，吕祖谦选的是《朋党论》、《纵囚论》、《为君难论》、《本论》、《春秋论》等，而楼昉《文诀》所选除了《上范司谏书》和《送徐无党南归序》与之相同外，其他如《画舫斋记》、《相州昼锦堂记》、《醉翁亭记》、《秋声赋》、《祭苏子美文》、《峡州至喜亭记》等，皆为抒情兴感的美文。特别是《文诀》所选的唐前的大部分文章，几乎看不出对科举作文有什么直接意义。在楼昉看来，除了议论文字外，诵读研习这些状物抒情的优美文字，对于科举作文也是有所助益的。如果说《关键》的教法更带有“速成”色彩的话，楼氏《文诀》更为看重的则是对学人文学修养的提升和对作文妙谛的体味，这更需要长期涵养的功夫。
与这一点相联系，《古文关键》更多地藉经典作家的代表作品阐发作文的理论，以授人“文法”为宗旨，使学人行文步趋进止皆有矩度，主意在“作文”；而《文诀》除了作为教人作科举文的教材，同时更像一部文学批评总集，兼有“作文”和“评文”的双重意义：前者更多地贯彻于文中的批注中，而后者则以文章前面的评语体现最为显著。作为科举教材，《文诀》虽然也以批注的形式将作文技法指示于人，但较之《关键》，《文诀》中对起、承、转、结的行文秘意的揭示已经大大减少了——两书对比十分明显；而作为古文批评的著作，《文诀》中评语除了诸如“抑扬开阖之妙”和“笔力健壮”等赞扬的语汇外（这明显受到吕氏《关键》的影响），还多次拈出“意”、“态”、“味”以衡文。如：
《捕蛇者说》：犯死捕蛇，乃以为幸。更役复赋，反以为不幸。此岂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扬起伏，宛转斡旋，无限悲伤凄惋之态。若转以上闻，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93)
《管仲》：老泉诸论中惟此论最纯正，开阖抑扬之妙，责得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94)
《战国策目录序》：议论正，关键密，质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亚也。咀嚼愈有味。(95)
《封事》：铺叙有伦，首尾相应，又须要看向所处是何地位，味其书词，方知其忠爱恳恻之意与他人不同。(96)
所谓“意”，亦即文章的内蕴，是隐含于字里行间的情致和思想，需要读者透过文字表面去悉心体会；而“态”，指文章的总体风貌，和给予读者的大体印象；“味”，大率指作品的“文外之旨”，相当于文章深层的风格韵致，是审美批评的重要范畴。文之“意”、“味”、“态”，都是超乎文字技巧之上的文之高致，是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品评共同营造的。
楼氏评文，还多用“知人论世”之法，关注作者的命途遭遇、人生态度对文章风貌的影响，及其情思在文中的贯注。如楼氏评屈原《山鬼》：“此篇反复曲折，言己始以志行之洁，才能之高见珍爱于怀王，己亦爱慕怀王，纳忠效善，而终困于谗，不能使之开寤。君虽未忍遽忘，卒为所蔽，而己之拳拳终不忘君也。”(97)楼昉结合屈原忠而被谤、流放江滨的悲惨遭际，从《山鬼》美人迟暮的意象中，寻绎出屈原眷念故国的沉挚情怀。此外，如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感激悲愤之意、刘向《封事》的忠直恳恻之怀，均可作如是观。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则不但要重构作家的创作体验，而且要对文外重旨反复沉潜，细加研味。《文诀》评语中经常不忘提醒读者：“（《自序》）文字反复委折，有开阖变化之妙，尤宜玩味。”(98)“《出师表》规模正大，志念深远，详味乃见。”(99)“（《议赏论》）议论精确，文词雅健，意有含蓄。能发明他人所不能到，不可以浅近求，宜深味之。”(100)“味”，即沉潜涵婉，揣摩体会，以祈悟得文中妙理。“详味”的对象，不但包括其字法句法运用之妙，更包括其气韵神理、风格气象。这些对于科举士子来说，不免显得有些虚缈了。
不过，“评文”的目的还在于指导“作文”：《文诀》以“意”“态”“味”评文，其落脚点仍在期于学人作文的高妙之境。若能对名家之作浸渍涵泳，发为文章，则不但能肖其形似，还能得其神味，不再局限于“技”的层面，而能达到更高的为文境界。当然，由字法、句法、章法安排到气味神理迥出众作，需要一个长期悟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楼昉的《崇古文诀》较之乃师的《古文关键》眼光更高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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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傅良的科举学门庭极盛，每年从学弟子达到几百人（详下）。乾道九年，吕祖谦在武义县明招山服父丧期间，问学诸生从四面八方集于明招山下，生徒竟达三百多人。而该年正是吕祖谦大讲科举文的阶段（《与刘衡州》，《东莱集》别集卷九）。陆九渊亦称“伯恭在衰绖中，而户外之屐恒满”（《宋元学案·东莱学案》附录）。相较于大学者朱熹乾道三年到淳熙五年十三年间仅有五名弟子相从的萧条境况（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他们的科举教学可谓盛极一时。叶适晚年在永嘉水心村授徒讲学，刘宰《漫塘集》中云：“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屦常满，盖其师友相从，尽有乐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了其科举文的影响。
(2) 《与朱侍讲》第四书，《东莱集》别集卷七。
(3) 《与朱侍讲》第三十七书，《东莱集》别集卷八。
(4) 《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建炎元年，卷三十二。
(5) 《文献通考·选举六》，淳熙十年，卷三十三。
(6)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绍兴七年，四之二五。
(7) 《文献通考·选举考四》，卷三十一。
(8)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六之三二。
(9) 收入《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四库全书》本。
(10) 《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卷三十二。
(11)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四之三。
(12) 《历代名臣奏议》第2234页。
(13)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下。
(14) 《漫塘集》卷十三。
(15) 《庶斋老学丛谈》中之下。
(16) 《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叶适集》第299页。
(17) 《蔡幼学行状》，《止斋集》附录。
(18) 《止斋陈氏》，《四朝闻见录》第14页。
(19) 《止斋论祖》今有南京图书馆藏明成化六年严陵郡斋刊本，收入《四库存目》集部总集类；《止斋奥论》今有进学斋藏明刊本。
(20) 参见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1) 《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状》，《止斋集》卷五十一。
(22) 《策问》，《止斋集》卷四十三。
(23) 参见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第282页。
(24) 《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卷三十二。
(25) 《陈止斋》，《荆溪林下偶谈》卷四。
(26)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所载见第一章第一节的“浙东学人交游网络的形成”。关于陆九渊事，《宋史·吕祖谦传》：“尝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考试礼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陆之文也。’揭示，果九渊。人服其精鉴。”《陆九渊年谱》亦载此事，陆九渊《祭吕伯恭文》中缘此特表达了感念之情，称“糊名誊书，几千万纸。一见吾文，知非他士”。
(27) 《朱子语类》第2953页。
(28) 《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叶适集》第299页。
(29) 《朱子语类》第3306页。
(30) 《朱子语类》第2702页。
(31) 《词科习气》，《荆溪林下偶谈》卷三。
(32) 《宋史·选举志二》，第3635页。
(33) 《陈止斋》，《荆溪林下偶谈》卷四。
(34) 《宋会要辑稿·选举考六》，六之三二。
(35) 《吕氏文鉴一》，《习学记言序目》第695页。
(36) 《宋文鉴》附录，第2117页。
(37) 明代《文渊阁书目》一〇著录此书，此时尚为全帙；清代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该书已为残帙六卷，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室。
(38) 《论文海命名札子》，《文忠集》卷一百四。
(39) 《宋会要辑稿·职官》卷七十二。
(40)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文鉴》引，第597页。
(41)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文鉴》，第597页。
(42) 《朝奉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臣吕祖谦奉圣旨铨次札子》，《东莱集》卷三。
(43) 吕乔年《始末》，《宋文鉴》第2117页。(www.xing528.com)
(44)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五《文鉴》，第596页。
(45) 《朱子语类》第2954页。
(46) 《始末》，《宋文鉴》第2118页。
(47) 《宋史》本传，第12874页。
(48) 《朱子语类》第2954页。
(49) 《答吕伯恭》第五十六书，《朱熹集》卷三十四，第1470页。
(50) 《朱子语类》第2950页。
(51) 《始末》，《宋文鉴》第2117页。
(52) 《白鹿洞书院记》，《东莱集》卷六。
(53) 《皇朝文鉴序》，《文忠集》卷一百四。
(54) 《吕氏文鉴一》，《习学记言》第695页。
(55) 《宋史》本传，第10091页。
(56) 《曹邺谢逸诗》，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
(57) 《吕氏文鉴一》，《习学记言》第696页。
(58)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吕编《文鉴》要寻一篇赋冠其首，又以美成赋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凤楼赋》为首，美成赋亦在其后。”（第3300页）
(59) 《宋史》第12997页。
(60) 《始末》，《宋文鉴》第2118页。
(61) 同上。
(62) 关于《圣宋文选》，请参见祝尚书《宋代总集叙录·圣宋文选全集》一篇的介绍。
(63) 《始末》，《宋文鉴》第2118页。
(64) 转引自《朝野杂记》乙集卷五《文鉴》，第597页。
(65) 《文鉴》编成的淳熙五年，朝廷内官僚集团对理学的疾视已经明朗化。春正月，侍御史谢廓然上书孝宗，“乞戒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宋史·孝宗纪三》）。明目张胆地要求禁程学。吕祖谦是理学集团中颇受瞩目的人物，他与朱熹等人声气互通，实际上成了理学力量在朝廷中的重要代言人。祖谦淳熙四年上殿轮对，讽谏孝宗应当远离近幸，实际是指责曾觌、谢廓然等人搅乱朝政，已经引起了敌视，张栻就在给朱熹的信中说：“伯恭既已转对，恐当为去就计。”（《答朱元晦秘书》第六书，《南轩集》卷二十四）对吕祖谦的处境深表担忧。
(66) 《朱子语类》第2954页。
(67)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
(68) 《答朱元晦》第七十三书，《南轩集》卷二十四。
(69) 《五峰集序》，《南轩集》卷十四。
(70) 《浩然斋雅谈》卷上。
(71) 《四库全书总目·〈文章正宗〉提要》。
(72)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
(73) 参见江枰《古文关键质疑》，《古籍研究》2005年卷下。
(74) 《与朱侍讲》第四书，《东莱集》别集卷八。
(75) 《答吕伯恭》第三十四书，《朱熹集》卷三十三，第1443页。
(76) 朱、吕所言亦不可能是《三苏文选》，因二人若凡言及三苏文字，则必明言“苏文”，而不会以“古文”笼统称之。
(77) 参见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78) 参见日本高津孝《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王水照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9) 《康熙本古文关键序》。
(80) 请参见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诗文评点》（《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和祝尚书《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两篇文章。
(81) 《朱子语类》第2614页。
(82)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六之二八。
(83) 《论学绳尺》卷三。
(84) 《论文上》，《朱子语类》第3321页。
(85) 《宋史·理宗纪一》，第802页。
(86) 《沙溪集》卷十三。
(87) 《荐贤能才识之士状》，《西山文集》卷十七。
(88) 《除吏部侍郎举楼昉自代状》，《后乐集》卷十一。
(89) 该书五卷，选文七十七首。《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曰：“迂斋《古文标注》五卷。宗正寺簿四明楼昉旸叔撰。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而下至于本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当，学者便之。”或云此即《崇古文诀》的初稿（《崇古文诀》跋）。此说是否，不得而知。
(90) 参见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崇古文诀》的相关论述。
(91) 刘克庄《迂斋标注古文序》。
(92) 同上。
(93) 《崇古文诀》卷十二。
(94) 同上书，卷二十一。
(95) 同上书，卷二十七。
(96) 《崇古文诀》，卷六。
(97) 同上书，卷一。
(98) 同上书，卷四。
(99) 同上书，卷七。
(100) 同上书，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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