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成果浅析

陈傅良等人乾道八年登进士第，当年的省试考官为吕祖谦。可以说，吕氏直接决定了陈傅良等人的科场命运。陈傅良和吕祖谦是旧识，陈氏乾道六年入太学，结识了张栻和吕祖谦，相视如同兄弟。陈、吕二人相互濡染，有颇多的切磋。吴子良还记载了在乾道八年的进士考试中，吕祖谦藉“预说试题”对陈傅良、蔡幼学科举的助成之功。鉴于吕、陈二人之间的深厚交谊，吕氏对“永嘉新俊”的有意提携是很有可能的。在糊名考校制度的约束下，吕祖谦就曾以超人的识力，从千万份考卷中辨识出了陆九渊文章⁽²⁶⁾。陆九渊与陈傅良、蔡幼学同为乾道八年进士，吕祖谦对本就熟谙且备加赏爱的陈傅良的考卷，自然容易辨识出来且置于前列。凭借其场闱较艺中的权威角色和时文好尚，祖谦为“永嘉文体”推波助澜，使之在科场中大放了一次异彩。

吕祖谦不但为“永嘉文体”大张了声势，而且也是此文体的实践者。和陈傅良相似，他早年也开始了科举教育，第三章谈到，吕氏于乾道四年编撰的《东莱博议》，就是教弟子们如何作论的参考书。该书取《左传》中诸多事迹，随事立论，但作为应试的教材，为取悦于读者的心目，每一篇史论文字都写得文采飞扬。其中多采用譬喻阐发事理，并大量地运用骈俪句法，巧为雕画、刻意于词章的痕迹非常明显。吕祖谦的挚友朱熹在对学生提及吕文时就颇有遗憾之词：“伯恭是个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是轻儇底人。”⁽²⁷⁾轻儇，就是纤巧轻薄，好炫小慧。实际上，刻意于藻绘，巧为构拟，也正是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文体”的通病。具体到文法理论，吕氏很多说法同陈傅良也很相近。南宋末魏天应等编选的《论学绳尺》中记录了吕祖谦论文数语，现与陈傅良《论祖·论诀》比较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大略看出，强调一篇论的立意，以及对首尾呼应、意脉贯穿、造语圆转等行文关键的揭示，陈、吕二人都如出一辙。陈傅良早在绍兴末年就开始教授科举文法，其“永嘉文体”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那时的吕祖谦还在为博取功名而辗转奔波，他考中进士已经是隆兴元年的事情了。所以两人结识前，吕祖谦很有可能借鉴过傅良的科举程文作法。叶适《墓志铭》记述吕、陈相识于太学，随着相交日深，“吕公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²⁸⁾。这句话说明吕祖谦对陈傅良的文字功夫早就钦服有加，而自己的行文也大抵受到陈氏的影响。

吕氏长期浸淫于科举文章之学，久而弥笃。直到淳熙元年春，朱熹致书吕祖谦，批评吕氏对近年科场中的“奸巧之文”不但不加以遏抑，反倒推波助澜，实际是委婉地指出吕祖谦的文章也受到了科场文风的不良影响。朱熹之所以批评吕祖谦，是因为在他看来，“理”才是根本，文乃是枝叶，应该集中精力去研求至高的“理”，而不应该在文法方面下太多的功夫。他曾说：“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²⁹⁾朱熹的意见是：先去理会根本的“理”，大本既正，文章不求工而自能工。而在朱熹看来，陈傅良等人的永嘉之学驳杂未粹，专骛于功利，其“理”已然不正，并大张旗鼓地倡导科举之学，会妨碍学人对经典的深刻理解和心性修养的工夫。永嘉学人对文章华藻的追求，徇华忘实，陷溺其中，会败坏了心术。他指出：“今时文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³⁰⁾朱熹对吕氏文字的指责，意在告诫吕祖谦应当警惕自我的学术路向，以免发生大本的偏离。

从上引吕祖谦的回书来看，吕氏颇有愧悔之情，认为细巧回护的“永嘉文体”是自己身为学官时候的病痛，应当力革此弊。实际上，吕祖谦的文风到后期也确实发生了转变。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云：“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然藻缋排比之态，要亦消磨未尽，中年方就平实，惜其不作而遂无年耳。”⁽³¹⁾可以说，朱熹的劝诫在某种程度上将喜好“闲文字”的吕祖谦拉回了正统理学的轨道。(www.xing528.com)

陈傅良、吕祖谦二人都对“永嘉文体”作了反省，入乎其中，但最终出乎其外。但是他们毕竟是在跨过了科举这道门槛之后，才有资格和可能做这番反省，而拥挤在门外的大批学人还必须藉“文战”来挤过科举这座独木桥，以踏上前方平坦的仕途。吕祖谦、陈傅良便是他们这方面的榜样。故而吕、陈二人皆悔其少作，但是他们的科举时文却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反倒漫流开来，被各方士子奉为应考的“秘笈”，仍有巨大影响。

陈傅良作为“永嘉文体”的始祖，其《待遇集》等作品对应考士子来说可谓大开了方便法门。特别是陈傅良科举的成功，更印证了“永嘉文体”的非凡效力，人们大多相信陈氏是作时文的高手，故而陈氏文法备受后人瞩目。时人甚至认为陈傅良的《待遇集》和叶适《进卷》一样，都是科举中“每用辄效”的作品⁽³²⁾。陈傅良既是实学的典范，又是时文的行家。他师从薛季宣，潜心于事功之学，乃出于性之所近；而对永嘉文体的揣摩营构则是着眼于科举，有意为之的。但是经制事功之学难在短期内见效，而“文体”作为一种外在规范则较容易“速成”。正是后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人的目光。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中提及陈傅良时指出：“后学但知其时文而已。”⁽³³⁾而陈氏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却被科举这张大网过滤掉了。陈傅良科举文影响的不断扩大，反倒使自家的学术精神湮没不彰。

南宋淳祐十一年的状元方逢辰就曾凿破混沌，为《止斋论祖》作了详尽的批注，详揭其行文气脉过接处之妙意。另有名为《永嘉八面锋》的策文集十三卷，明代都穆称其为陈傅良所作，策文题目多及于用人、理财、战守等时务问目，皆预拟程式以备考试之用。对南宋“永嘉文体”具有总结和集大成意义的著作是南宋末魏天应编、林子长注的《论学绳尺》十卷，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为士子习论之秘要，除记录吕祖谦、戴溪、陈傅良等人的作论要诀外，尚有林执善、吴琮、冯椅等后辈学人的作论之法，将论这一文体详为剖判，划为破题、承题、小讲等几个部分，八股色彩更重，很多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陈傅良论学理论的翻版，如“冒头贵简劲明切、圆活警策不吃力，不费词，不迂”，如“论中使譬喻，须一句比喻使事为上格”等，都有陈傅良《论诀》的影子。从这些科举程文范本来看，被陈、吕弃如敝屣的时文作品在后人那里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而这又加速了南宋科场风气的熟滥。宁宗嘉定十二年九月王棐奏言：“以《中庸》、《大学》为讳，所趋者惟时文，前后相袭，陈腐愈甚。……更化以来，崇奖虽至，丕变未能，故体贴愈精，字面虽新而不贯于义理，华藻愈盛，浮言虽多，而不本于义理，务为纤巧而气益卑，更相蹈袭而见益下。”⁽³⁴⁾这种科场风气只会越来越压抑士人的才性。“永嘉文体”表面上兴盛一时，而其隐患在《论学绳尺》等应试之作中已明显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