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的科场佳绩：陈傅良与永嘉学人

陈傅良在乾道三年左右师从薛季宣和郑伯熊，此后便放弃了对“永嘉文体”的研求。傅良回忆此事说：“傅良丙戌、丁亥间（乾道二年、三年）授徒城南，公（薛季宣）间来教督之。明年谢徒，束书山间屏居。”⁽²¹⁾前面已经论述过，薛季宣学问淹博，该通委曲，以事功精神和经制之学为学术内核，主张道在事物，学人应当详古知今，弥纶以通世变，所关心者为治国安民的事功长策，这使他蔑弃仅仅关于一己之利的科举学。因此薛氏“绝不治科举业”，不关世情、工巧细密的“永嘉文体”在他那里没有存在的空间。陈傅良继承了薛季宣的经制之学，以为道不远物，故而深研古今名物掌故事体，以通知古今成败、谙练掌故为长，以见诸事功为学术旨归，具有浓厚的实学色彩。傅良不再潜心于科举文法，受薛季宣事功学的影响乃是主要原因。

随着陈傅良实学思想的成熟，他对于科举政策中倡导实学和苛求文理这一对矛盾有了更多的思考。傅良淳熙三年任太学录，从他给学生的《策问》中可以看到对此的反省：

问以文词取士而病其不以实学应科难矣。……粤自一切任法而概以绳尺之文，虽有茂材异等，语不中程辄弗第录。繇是场屋始以缀辑揉熟淫靡之文相师，而士气日卑，议者病之。逮以时务发策以求实学，要之不离于文词，胡能相远？⁽²²⁾

虽然朝廷政令大张声势要士子以实学应科，但最终的抡才玉尺还是落实在文词上。实学和虚文虽曰不可偏废，但实在难以兼顾。

但为了进入士人阶层，实现事功理想，科举之路又是无法回避的。陈傅良在离开仙岩讲坛，沉寂了五年之后，终于在乾道八年叩响了科举的大门，同考者还有傅良弟子蔡幼学、陈谦、薛叔似、鲍、刘春、胡时等多人，皆一举登进士第，蔡幼学为省元，陈傅良次之。此次科场盛况被人称誉一时。陈傅良的成功，说到底还在于陈氏能做到实学和虚文的内外相副，文质兼善。(www.xing528.com)

首先是以《春秋》应举加重了陈傅良应试成功的砝码。南宋科举呼吁实学，并尤重《春秋》。因其见诸实事而非空言，并以宣扬尊王攘夷的正统权威思想，在女真蛮族入主中原、大宋国祚倾覆的时代背景下，彰显了其思想力量，是诸经中尤具实学色彩的经典。正是因为此，《春秋》一经受到了南宋统治者的推重⁽²³⁾，逐渐成为科场中的热点。有司也有意提携以《春秋》应举者。一直到宁宗嘉泰元年，章良能在奏疏中指出主司之弊，其一是沮抑词赋太甚，二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置首选⁽²⁴⁾。而以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学人，尤深于《春秋》之学，《温州经籍志》著录陈氏《春秋》学著作三种：《止斋先生春秋后传》《春秋后传补遗》和《左氏章指》，其中《春秋后传》参用公、穀之说，本之左氏，兼采治经、治史之法，深究经旨，详阅世变，在《春秋》学家中卓然自立。而陈氏弟子蔡幼学、周勉、胡宗等皆能熟诵《春秋》，且以《春秋》应经义试，使其学光大。陈氏《春秋》学契合了统治者对《春秋》一经的偏重，同时他们的成功，也反过来使《春秋》学成为科举热点，使《春秋》学在科场中得以崛起。

此外，陈傅良“永嘉文体”的细腻巧熟，也同有司对“文理”的关注若合符节，迎合了南宋科场科文法愈益细密的走向。

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陈傅良等永嘉学人才能够左右逢源，取得如此的成功。但是乾道八年陈傅良应举却成为其科举事业的绝响，他此后便再不去“永嘉文体”中讨生活。今观其门人陈叔远所编定的《止斋集》，断自乾道丁亥（三年），迄于嘉泰癸亥（三年），乾道以前的“少作”皆不予收录。所谓少作，也即绍兴末年所作的科举时文作品。并且陈氏五十二卷的篇帙中，内外制、奏状札子、表、启等实用文体就占了一半以上，文章亦无冗沓腐滥之气。吴子良也揭出了陈傅良文风的前后变化：“止斋之文初则工巧绮丽，后则平淡优游，委蛇宛转，无一毫少作之态。”⁽²⁵⁾事功思想成熟之后，乾道八年的应举对陈傅良来说不过是敲门砖，得则弃之。从上面的论述可见，实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陈傅良的科举事业，也使他从此远离了科举这爿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