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科举政策的变化与走向

宋室南渡以来，虽然兵祸连结，朝廷在颠沛飘荡中仍没有放松通过科举延揽实才，以图兴宋御侮。建炎二年，高宗便下诏分路类省试，此后直到度宗咸淳十年，科举取士一直没有中断。从建炎以来的大臣奏议中可以看出，南宋君臣对通过科举这一阵地擢取实才十分关注。如云：“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士省劳费，乡烝誉髦，悉预计偕，以俟亲策。”⁽⁴⁾又说：“望申饬中外场屋，取士务求实学纯正之文。”⁽⁵⁾

在以上诏令、奏议中反复申述要擢取实才，崇实黜华，或以为是出于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但是在南宋国脉如缕的恶劣处境下，这种呼吁却有着切实的意义，显示了统治者寻求辅弼之臣以振起危颓社稷的急迫感。

南宋朝廷也确实通过行政手段体现了自己延揽实才的意志。高宗统治早期，延续了北宋以来四科取士之法，即考试经义、诗赋、策、论四科。绍兴七年，礼部侍郎吴表臣奏论科举当道取诗赋策论之事，高宗批复：“文学政事自是两科，诗赋止是文词，策论则须通知古今，所贵于学者，修身齐家治国以治天下，夫取文词，亦复何用？”⁽⁶⁾“策”多以时事为问目，“论”多究及古今治乱得失和圣贤微言。所以同以文词较工拙的诗赋相比，高宗本人更重视能显示士子治世之能的策、论，认为它们更切于用，应是学人从事之本。此外，高宗绍兴三十一年正式规定经义、词赋分科取士，试经义者不兼词赋，于是出现了习词赋者多而习经义者少的不平衡现象。高宗下诏：“经义、诗赋两科合格人如有余不足，诗赋不得侵取经义；若经义文理优长合格人有余，许将诗赋人才不足之数听通融优取。”⁽⁷⁾诗赋进士不得占取经义进士名额，而经义进士却可以补足诗赋进士之数。这是国家平衡两者的行政手段，从中体现了统治者对具有经世色彩的经义进士的政策倾斜。

虽然南渡以来的诏令和奏议多强调擢用经世之才，但随着科举条制的愈益严密，特别是自从真宗时实行了糊名誊录制度，唐代以来藉“温卷”以逞才、凭诗艺以邀誉的风气便已无存，举子的仕宦命途乃被锁定在场屋之内。如嘉定十二年王棐在奏令中所指出的：“自糊名誊录之法密，则一于言语文字工拙而已。”⁽⁸⁾宋代科举制度的应试色彩极重，南渡以后科举条制越发细密，在程文形式方面作足了文章，实际上与不断加强的崇实呼吁有所背离。绍兴年间重修《贡举式》⁽⁹⁾，从中可以看出有司对士子约束之繁琐。即以对策、论的要求来看，就有“文理纰缪”、“试赋论不认题”、“策义不应所闻而别指事”、“漏写官题”、“策义写问目或不写道数及不依次”、“论题全漏写”、“限五百字以上”、“文理丛杂”、“文理重叠”、“文意不与题相类”、“论策经义连用本朝人文集十句”、“论少二十字”等等，种种禁忌，不惮其烦。由之可见，考卷作为科举较艺的唯一依据，有司为便于操作，在行文规范上为士子做了严苛的约束，这或是出于不得已；但是拘忌太多，则会影响到学人才艺和思想的自由发抒，如项安世在淳熙十四年的奏章中所指出的：“至于本朝法令始密，科场条贯如缚胥吏，而乡举里选之意纤悉无遗矣。”⁽¹⁰⁾这样一来，才华横溢又不愿受羁勒的学人就很难通过这道门槛。自诩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的陈亮早年屡试不中，也不是难理解的事情了。(www.xing528.com)

宋王朝为使天下士子应举有所矜式，很早就开始印行各种程文范本，这也将科举变得越发流于程式。早在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为配合科举改革，特撰写一些经学论文，名曰“经义式”，今存《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尚载有王安石“经义式”六篇，在当时是作为士子考试的答卷标准而颁行天下的。崇宁二年九月有臣僚上言：“窃谓使士知经，咸欲如元丰之盛，莫若取诸经时文印版，一切焚毁，今后除府监发解省试并太学补试、公私试第一名经义方许印行。其余悉不得贾售杂乱。仍行下国子监，严立科条，开封府常切检察。”⁽¹¹⁾可见，崇宁间官方和民间印行程文本子的风气已经很盛，官方乃出来干预，使天下文章风格法度趋于“标准化”，故而汰除杂芜，精选佳作。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南宋末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就著录《擢犀策》一百九十六卷，收录元祐宣政以及建炎、绍兴初年时文；《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则是绍兴末科举场屋之文，今其书虽皆不存，但应该都是卷帙浩繁的巨帙。官方和民间都在不断地印行参考书，师弟、父子口耳相传，一步步将科举导向形式主义的泥潭。光宗绍熙元年彭龟年上《乞寝罢版行时文疏》：“臣僚上言：士子不阅经史子集之文而专意于时文，不阅旧来典实之文而专意近日浮虚之文。”⁽¹²⁾科举的这种弊病，连孝宗也看到了，他认为举子应试不过是敲门砖，无法确切检验士人的学问和修养：“科第者，假入仕耳，其高才硕学，皆及第后读书之功。”⁽¹³⁾

专注于文理形式与强调擢用实才是相悖谬的。既要求应试者学殖深厚，见识卓确，又要俯就绳墨，不可轻越雷池，这两者之间很难统一。陈傅良对“永嘉文体”的营构揣摩和最终放弃便是这一矛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