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认为“道之显者谓之文”，“上世以道为治，而文出其中”，文作为道的载体和表现，能否与道表里相副，文质相称，对于“道”的阐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批评那种徒事文辞而内容空洞的做法：“夫文不务与事称，而纳谄以希进，最鄙下矣。”(196)“文之废兴，与治消长，亦岂细故哉！”(197)叶适的政论文，其主要内容是对治国之道、改革构想条分擘划，欲以上达有司之目，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以推行，因此如何通过奏疏以警人视听，收到实效，行文的理路、声势、遣词用语等更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叶适于淳熙十一年缴进的一组文章《贤良进卷》，不仅显示了他的“经济之怀”和卓越的政治见识，更可代表其论说散文的最高成就。
《贤良进卷》，是叶适为应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而作的科举文。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是制科考试的一种，据《宋会要辑稿·制科》，淳熙十一年孝宗曾下诏曰：“今后遇有应诏之人，令尚书侍郎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不拘科举年分，各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一人。”(198)宋代制科始设于太祖乾德二年，设此科的初衷是在进士常科外，“所以待非常之才”。应考者范围“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县，多至大用焉”(199)。其时设有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其后屡废屡置，考试制度也屡有变更(200)，但从仁宗朝，开始确立为三级测试制度：应试者须经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的荐举，先将所著的策、论五十篇缴进，经由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为三等；次优以上，诏赴秘阁，试论六首，学士两省官考校，御史监之，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入四等以上者，天子亲策之。由于制科考试中“第二关”的“六论”对应试者限制太严，题目偏僻，难度极大，因此有宋一朝中制举者仅四十一人。(201)不过应试者试前缴进的《进卷》，因为不受具体题目和有司考校的局限，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也出现了一些佳作，尤其是嘉祐六年同中制科的苏轼、苏辙兄弟的《进论》（也即《进卷》），其中《乐毅论》、《荀卿论》、《留侯论》、《范增论》、《中庸论》、《六国论》等，更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淳熙十一年，任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的叶适所上的《进卷》，亦是应贤良方正科之诏而缴进的“词业”。但是叶适没有获得“第二关”即秘阁考试的资格，其具体原因尚待考(202)。虽然如此，叶适的《进卷》仍在当时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有一则例子很能说明：
韩侂胄为相时，尝招致水心。叶适已在坐，忽门外有以漫刺求见者，题曰水心叶适候见，坐中恍然。胄以礼接之，历举水心《进卷》中语，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后皆改之。每诵改本，精好逾之。”(203)
叶适在南宋中后期的士林中声望甚著，竟然有冒其名以进谒韩侂胄者，而且将叶适的《进卷》熟读成诵，作为他进见的敲门砖，《进卷》在士子中的流传之盛由此可见。时人摹习叶适的《进卷》以应举，号称“每用辄效”(204)。若能精熟叶适《进卷》之文，科举之途也变得平坦通畅得多了。
叶适早年便受过科举文的训练，颇谙科举文法。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自己十五六岁时喜欢作诗，献于乡中长老，长老斥之为无用的“外学”，是致穷之道，叶适于是不再学作诗，而“稍进于时文尔”(205)。少年的时文教育，为他以后写出成熟畅达的科举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制科考试同常科一样，对应试者的文字功夫有较高的要求。从应试者所缴进的词业中擢取优异的标准，是以“文理”的优长与否而分为上、中、下三等。“文理”，指所进的政论应当论说透辟、用意深稳、词理富赡。比如乾道七年十一月，李垕考中制科第四等，但孝宗对之仍有憾词，而看好颇有文才的郑建德：“李垕文字颇冗杂，郑建德却善作文，今安在？”(206)可见，文章才艺是制科用以考量人材的重要依据。叶适精通文章之道，他的时文才能在《进卷》中展露无余。
叶适的《进卷》由五十篇政论文组成，洋洋七、八万言，盖非短期内所能完成，而从文章论述的深度广度来看，该作已经非常成熟，当是作于淳熙十一年之前不久的数年内。该书篇幅宏大，格局整饬。其中《君德》、《治势》、《国本》、《民事》、《财计》、《官法》、《士学》、《兵权》、《外论》几篇所讨论的是国家当下的处境和社会弊病；《总义》、《易》、《诗》、《书》、《周礼》、《春秋》几篇是从儒家经典典籍中探求三代之治的原貌，作为当下统治的指导和借鉴；《管子》、《老子》、《孔子家语》、《庄子》、《扬雄太玄》、《左氏春秋》、《战国策》、《史记》、《三国志》、《五代史》几篇则从反面论述王政废坏，圣贤精神湮没沦失，后人著述转失其真；《总述》、《皇极》、《中庸》三篇乃是叶适政治思想的大纲，叶适揭出三代“治教合一”，圣人以一身而备天下万物，把握此精神，乃是通向三代之道的正确途径；《傅说》、《崔实》、《诸葛亮》、《苏绰》、《王通》几篇拈出几位熟谙治术的古人，如殷高宗以心通天下之务、崔实教人主用严刑、诸葛亮禀三代君子之资而匡救危邦，苏绰、王通对三代之道的运用和发扬，寓含着“顺三才之理，因当时之宜，举而措之”(207)的随时变化之理。综观这五十篇文章，有古今精神的较论，有统治经验和乱亡教训的对比，根本枝叶悉备。叶适以宏大的笔力写来，议论治体，评骘人物，气势开豁恢张，而寻求治国之道的思想脉络贯穿始终，并无繁杂失统之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治国宏纲。
作为制科考试的一项重要参照内容，“词业”对士子的“文理”有较高的要求。这也是叶适作文所追求的。他在《习学记言》中明确将“衍畅条达”作为行文的要求：“盖道无偏倚，惟精卓简至者独造；词必枝叶，非衍畅条达者难工。”在这方面他以苏轼为榜样：“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辞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论议之杰也。”(208)受其影响，《进卷》五十多篇政论不但行文理路致密曲折，而且显示出纵横捭阖的特点。
叶适善于说理，这和他对章法的谨于布置是分不开的。《进卷》之文的章法门径各别，没有一定的格法可循。有的是直揭题意，如《官法上》开首便提出文章的主旨：“课群臣以实，实不能课，当课以名。”全文便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论述，讲了古今在用人名实上的差异，指出君主“当以天下皆为己用而不必自用”(209)。有的文章则采取驳论的方式，对对方舛误逐一批驳，而后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乃是“由反入正”的路子。如《崔实》篇先举出子太叔为政以宽，导致国政不理的失误；又举出崔实教人主用严刑而后治的例子，而后指出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善为政者，有必行之实而无宽严之名”，执政者应当考察为政之难易而后用法，才不至于有疏失(210)。还有的篇章论述层层深入，在最后才揭出主旨，如《诸葛亮》一篇，以“君子欲有所立于天下，必使之无一不正而后从其君”开篇，确立了君子欲成事则必有所凭仗的基调，由此自然导出管仲、范增、张良、诸葛亮等人欲图邦国大计则必“就其义而执其名”的例子，其中，孔明虽有三代君子之资，无奈其时国运艰危，其兴汉宏愿终成泡影。至此，叶适才把笔锋转向当世，提出该文的主旨：“今夫有昭然不可掩之名与义，非必借于外也。揭而用之以来天下之君子，虽皋、夔、稷、契可坐而得矣。而曰是不足用，一以苟简卑近，相与竭天下之命以自厚其身而已，则天下之君子固不得而用之，而独遗恨于斯焉，悲夫！”(211)该文的主意实不在孔明，而是借古以喻今，希望君主能从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孔明那里得到启发，在名义具备的有利时机下，奋厉有为，以成就恢复大业，其用意可谓深且远矣。总之，《进卷》里的文章布局都经过精心的营构，读来张弛有度，缓急轻重布置合宜，有神变莫测之妙。
《进卷》说理富于论辩色彩：叶适不但惯于先树靶子而后驳论，而且喜欢以问句陈述自己的观点。《进卷》中有大量的问句，这一点比吕祖谦、陈亮、陈傅良等人都要明显得多。这些问句中一些是反诘。有些反诘句常以“岂非”引领，为的是使自己的观点更显得凿凿无疑、不容置喙。如《治势下》论及绍兴末完颜亮南侵失败，毙命于采石，金军溃不成军，叶适认为“此岂非其可以按剑抵掌，经营河洛，上以厉节义，下以执雠耻，千载之一时者哉？”(212)双方敌对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转变，因此应当乘机进取，长驱而下，该反问将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揭示出来，话语间充满了自信。还有一些反诘句则以“可乎”作结，常常表示反对和指责。《财计》篇中有“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213)两个“可乎”都是无疑而问的反诘，实际上是否定了熙宁变法中夺富民之财权而归国家控制的急功近利之举，语气中寓含着强烈的批评意味。类似的反诘不但使肯定和否定的意味更为浓重，而且从中可以感觉到叶适的情绪的起伏跌宕，也使文章充溢着遏制不住的生气和波澜。
《进卷》中更喜欢用设问。叶适常以“何也”“何者”“何哉”发问，而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的例子在《进卷》中俯拾即是。如《财计中》“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钱而粗具。何者？其农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214)《兵权上》：“然则非（孙）武之独为诈也，而谓之自武始，何也？曰：管仲、咎犯、先轸致其君于霸强，本出于兵，然独变先王之兵法而自为法耳。”(215)这些问句先提出问题，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为他们造成悬念，而后用陈述句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解释某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一些篇章则连连发问，如《治势下》：
臣之不肖，盖尝筹之，以为使今之天下自安而忘战则不可，使之自危而求战，尽变而能战，又大不可也。何也？盖世有陈设珍器，调谐丝竹，而饮酒歌舞以为乐者，而其外且有焚溺之患、卒然之忧焉，则其主人何以待之欤？将使其客尽废其歌舞饮酒而褰裳濡足以救之欤？则其势不可以尽能而徒伤其乐。且其往救也，则其乐必不竟，而奴婢之无赖者，顾从而窃之矣。然则亦付之其人而已。使其外不失为捍患，而内无以伤吾乐，患去功成，而饮酒歌舞者不知焉。斯天下以为贤且智矣。(216)
叶适指出当前国家处于两难的境况当中，既不能苟安畏战，又不可鲁莽出战，那解决的办法何在？叶适以主人饮酒歌舞而不知焚溺之患的比喻作答，且连用设问，设想几种应对之策及其失当不可行，到最后才亮出底牌：那便是“外不失捍患，内不伤吾乐”，也就是勤修内政，而待时机成熟则出兵御侮，这实际是他一贯的“使其在内而不在外”的主张。此段读来如游者迷失其道，辗转百折后乃见通途在前。好用问答启发的方式说理，使叶适的文章读来如聆听智者高论，时时窥见其思想火花的闪耀。
《进卷》中的文章笔力横肆，气势奔放。叶适曾在《观文殿学士知枢密院事陈公集序》中提出：“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217)所谓“文欲肆”，一是指文章不拘格套，无所拘束。在这方面，叶适反对“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的“制举习气”，也即毫无个性，拘于腔子的科举文章(218)。叶适《进卷》以意行文，无定格可循，其宏阔的视野和开张的笔致都显得纵横无碍，与苏轼很相近；另外，“肆”也指文章生气郁勃，论事说理皆有力量。叶适推崇凌厉劲健的文风，以为：“自有文字以来，名世数十，大抵以笔势纵放、凌厉驰骋为极功。”(219)这方面他引陈亮为同调，对龙川之文的奇情壮采大加叹赏：“海涵泽聚，天霁风止，无狂浪暴流，而回漩起伏，萦映巧妙，极天下之奇险。”(220)不过陈亮文章的豪气主要体现在他嗤点古人、挥斥方遒的无比自信的气度，有时候略嫌粗莽。
相较而言，叶适则对历史人物、历史境遇给予了更多同情的理解，表现出对历史事件的亲近感。无论是赞扬殷高宗的“以心通物”，诸葛亮以三代君子之资匡扶弱邦的悲壮，还是批评管仲、崔实的变坏和扭曲三代法度，叶适都详论其时的世势人心，抑扬反复，析理极为致密，又绝无冗杂之弊，而有一种简洁的力量。看《管子》篇中的一段：
天下之材，未有过于管仲者也，皆不若仲而已矣；皆不若仲，则皆师其故智而师其遗说。然其所以使后世廓然大变于三代者，岂其一人之力也？治变而世变，世变而俗成。然则后世之事，有望管仲而不可及者矣，而况于三代乎？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所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桑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221)
这段文字纯净明快，而文意紧凑致密，短短的一百余字至少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后世决策者步管仲的后尘，变易三代之治；但是他们智不及仲，只能越来越背离三代治统；其中，汉代桑弘羊和唐代的社会变革尤甚。叶适以凝练的语言，使几层意思连绵而下，一气贯通，几于句无虚语，语无虚字。而涉及场景的描写，虽分量不多，但叶适往往会不吝笔墨，反复夸饰。如《进卷·三国志》一篇中为论述豪俊往往生于乱世，特设了一个激扬奋厉的比喻：
夫三光全，寒暑平，而泽游者不遇蛟龙，山行者不遇兕虎。及夫天地冥晦，云雾杂袭，震雷薄风而江海沸腾，山岳动摇，然后蛟龙骧飞，虎豹怒嗷，则鼋鼍、
这一段写得酣畅淋漓，文气腾涌。真是鬼哭狼嚎，神怪百出。叶适运用一系列短句铺排层迭，使得此段文势滔滔汩汩。这样的例子在《进卷》中并非少见。四库馆臣中评价叶适之文“才气横溢，词理富赡”(223)，也是着眼于其纵横捭阖且又劲健的文气而言的。
总而言之，叶适《进卷》富于理性，说理致密，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进卷》中的文章说理常带感情，读之总会感到作者的情绪跌宕，辞气慷慨深沉。这除了反诘和设问中含蕴的感情外，叶适对语气词的大量运用也增强了情感效果。尤其是抒发强烈的感情的叹词，更能从中体会到作者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据笔者粗略的统计，《进卷》五十篇文章中，“嗟夫”、“噫”、“悲夫”、“呜呼”等感慨之词几乎每篇皆有，共有100个左右，比如《民事上》：“世之俗吏，见近忘远，将因今之故，巧立名字，并缘侵取，求民无已，变生养之仁为渔食之政，上下相安，不以为非。呜呼！为古之民何幸，而今使之至此也！”(224)一声哀叹，满寓着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再如《管仲》篇以为王政废坏始于管仲，而商鞅、李斯增益其意：“至于商鞅破井田、立概量，李斯废封建，燔诗书，而后荡极而无遗。盖王政之坏，始于管仲而成于鞅、斯。悲夫！”(225)以“悲夫”二字作结，寄托了叶适对急功近利的社会变革背离了正道、三代统治精神被践踏殆尽的无限历史悲慨。此外，叶适对历代因弊政亡国、宋廷的隐忍于仇耻等历史和现实问题均好发“呜呼”、“悲夫”、“嗟夫”之叹。对历史人事、国运民彝的强烈感情介入，显示了叶适囊括古今、纵览天下的胸襟，是其学者智性、士人承当意识和文人忧世情怀的共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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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代制度详说》原序。
(2) 《汉书·艺文志》，第1728页。
(3) 《策问》，《东莱集》外集卷二。
(4) 《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
(5) 《卫懿公好鹤》，《东莱博议》卷九。
(6) 《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
(7) 《朱子语类》第2678页。
(8) 包括《春秋集解》三十卷，《左氏传说》二十卷，《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纲领》一卷，《左传类编》不分卷，《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左氏统纪》三十卷，《左氏手记》一卷，《春秋讲义》一卷，《春秋集传微旨》，《四传大全》三十八卷，《左氏纲目》三十卷，《大事记》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左氏国语类编》二卷，《东莱吕氏西汉精华》十四卷，《东汉精华》十四卷，《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新唐书略》三十五卷，《资治通鉴详节》一百卷，《吕氏家塾通鉴节要》二十四卷，《宋通鉴节要》五卷，《诸史类编》六卷，《东莱先生音注唐鉴》二十四卷，《史说》十卷，《东莱先生西汉财论》十卷，《议史摘要》四卷，《历代制度详说》十二卷。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提到过，吕祖谦对经、史并不刻意区分，《春秋》既是经学，亦是史学著作。故一并列入。至于《春秋集解》三十卷是否为吕祖谦作有争议，《直斋书录解题》卷三题为吕祖谦撰。《四库全书总目》根据赵希弁《读书附志》称是书为“东莱先生撰”推断该书著者为吕本中。李解民先生著有《〈春秋集解〉为吕祖谦撰考》，为之详辨，庶几可以定论。
(9) 《朱子语类》第2951页。
(10) 《答吕伯恭》第四十七书，《朱熹集》第1459—1460页。
(11) 《春秋讲义序》，《东莱集》别集卷十三。
(12) 《朱子语类》第2965页。
(13) 同上书，第189页。
(14) 朱熹在史学问题上亦表现出两面性。他在史学方面造诣精卓，并有《通鉴纲目》这样的煌煌巨著，该书以“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纲概举而监戒昭，众目毕张而几微著”为著史的义法和宗旨，是义理派史学的代表，和吕祖谦的治史思路相近。不过由于他先经后史的进学之序和吕祖谦不同，为了突出强调经的重要，提及吕祖谦史学时，就刻意贬低史，实属过当之论。
(15) 《杂说二》，《丽泽论说集录》卷十。
(16) 《左氏传续说·纲领》。
(17) 《增修东莱书说》卷三十。
(18) 《史说》，《丽泽论说集录》卷八。
(19) 《晋里克》，《东莱博议》卷二。
(20) 《左氏传说》卷首《看左氏规模》。
(21) 《增修东莱书说》卷三十。
(2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6页。
(23) 《桓公与文姜如齐》，《东莱博议》卷五。
(24) 《东莱集》卷十三。
(25) 《周郑交恶》，《东莱博议》卷一。
(26) 《杂说》，《东莱集》外集卷六。
(27) 《四库全书总目·〈左氏传续说〉提要》称该书“其中如臾骈送狐射姑之帑、孟献子爱公孙敖二子两条，俱以《博议》所云为非是，则是书当成于晚年矣”。从其说。
(28) 《左氏传续说》卷十。
(29) 《朱子语类》第2952页。
(30) 同上。
(31) 《与刘子澄》第十二书，《朱熹集》卷三十五，第1555—1556页。
(32) 《朱子语类》第2965页。
(33) 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六，第165页。
(34) 《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70页。
(35) 《春秋讲义》，《东莱集》别集卷十三。
(36) 《左氏传续说·纲领》。
(37) 《韩宣子聘于鲁》，《左氏传说》卷九。
(38) 《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左氏传说》卷二。
(39) 《宋向戌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氏传说》卷八。
(40) 《甲午左传手记》，《东莱集》别集卷十三。
(41) 《左氏传续说·纲领》。
(42) 《看左氏规模》，《左氏传说》卷首。
(43) 《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一引。
(44) 《答陈同甫》，《东莱别集》卷十。
(45) 《大事记》卷十二。
(46) 同上书，卷十。
(47) 《司马迁传·集注》，《汉书》卷六十二。
(48) 《读史纲目》，《东莱集》别集卷十四。
(49) 同上。
(50) 《左氏传续说·纲领》。
(51) 同上。
(52) 同时又有流行的四卷本，收文86篇，为清光绪刊本。北京中国书店曾据1936年世界书局版影印。
(53) 《宋史·刘筠传》：“（筠）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此事详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天圣二年三月乙巳条。
(5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八。
(55) 《左氏博议原序》。
(56) 转引自《东莱博议》（广注语译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57) 《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序》。
(58) 转引自《东莱博议》（广注语译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59) 《楚屈瑕败蒲骚》，《东莱博议》卷四。
(60) 《管敬仲言于齐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怀也》，《东莱博议》卷八。
(61) 《读史纲目》，《东莱集》别集卷十四。
(62) 《论学绳尺·论诀》引。
(63) 《东莱博议》卷十一。
(64) 《东莱博议原序》。
(65) 《齐寺人貂漏师》，《东莱博议》卷九。
(66) 《鲁为班后郑》，《东莱博议》卷四。
(67) 《邓三甥请杀楚子》，《东莱博议》卷五。
(68) 《中国文学史》第642页。
(69) 《苏轼文集》卷三。
(7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三。
(71) 《宏词》，《叶适集》第803页。
(72) 王应麟《辞学指南》卷二引，《玉海》卷二百二。
(73) 周作人评该书曰：“只可惜潜势力太大，至今还有多数的人逃不出他的支配，不论写古文白话都是如此，只要稍微留心，便可随时随地看出新策论来，在这时候如要参考资料以备印证，《东莱博议》自然是最好的，其次才是《古文观止》。”（《秉烛杂谈》第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4) 《答吕伯恭》第六书，《朱熹集》卷三十三，第1415页。
(75) 《朱子语类》第2949页、2953页、2953页。
(76) 朱熹批评吕祖谦“伤于巧”的言论有多处，可以相为参证：比如他认为吕氏的《书说》解《书》太轻易，解不通处皆“曲为之说”，乃是“伤于巧”，实际也是指吕祖谦说理有穿凿附会和取巧之嫌。（《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第1988页。）
(77) 《与朱侍讲》第七书，《东莱集》别集卷七。
(78) 《宋史》本传，第12943页。
(79) 《陈亮集》第114页。
(80) 《甲辰秋书》，《陈亮集》第339页。
(81)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第3页。
(82) 《进卷·始议二》，《叶适集》第759页。
(83) 《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第345页。
(84)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陈亮集》第15页。
(85) 《壬寅答朱元晦秘书》，《陈亮集》第333页。
(86) 《甲辰秋书》，《陈亮集》第341页。
(87) 邓广铭先生《陈亮反儒问题辨析》一文认为陈亮对儒学既有肯定也有批判，他所反对的只是南宋的理学家。陈亮有时候陷入偏激，甚至提出“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不过此说是有语境的，即认为单凭孝悌忠信是不能应付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局势的，特别是那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处于极度紧张情况下的南宋中叶的局面。邓先生所论较为客观。可参看。（《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8) 《问古今损益之道》，《陈亮集》第173页。
(89) 《谢杨解元启》，《陈亮集》第295页。
(90) 《宋史》本传，第12942页。
(91) 该序中提到了芮烨“方将漕江外”，陈亮乾道五年入太学，芮烨为国子司业，确立师生关系。芮烨死于乾道七年，陈亮二十九岁，则该序作于二十七至二十九岁之间。此时的陈亮只参加过一次礼部考试。
(92) 《送三七叔祖主筠高安簿序》，《陈亮集》第263页。
(93) 《与吕伯恭正字》第三书，《陈亮集》第322页。
(94) 《四弊》，《陈亮集》第140页。
(95) 吕祖谦曾在给陈亮的信中说：“闻便欲为陶朱公调度，此固足少舒逸气，但田间虽曰伸缩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则与俗交涉，败人意处亦多，久当自知之。恃契爱之厚，不敢不尽诚也。”（《与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十）说明陈亮有经商打算，吕祖谦欲劝阻之。此问题请参见周梦江、陈凡男《陈亮永嘉之行及其目的》（《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以及董平、刘宏章《陈亮评传》第二章第九节《治生之绩》。
(96) 《复何叔厚》，《陈亮集》第328—329页。
(97) 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自己“旧名已在学校之籍，于法不得以上书言事。”于是更名为“同”，上孝宗三书。
(98) 《与吕伯恭正字》第二书，《陈亮集》第321页。
(99) 《祭祖考文》，《陈亮集》第405页。
(100) 《甲辰秋书》，《陈亮集》第338页。
(101) 叶适记陈亮狱事曰：“前此乡人为燕会，末胡椒特置同甫羮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疑食异味有毒，已入大理狱矣。民吕兴、何廿四、欧吕天济且死，恨曰：‘陈上舍使杀我。’县令王恬实其事，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数岁无所得，复取入大理。众意必死，少卿郑汝谐直其冤，得免。”（叶适《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叶适集》第483页）陈亮入狱盖此两次。参见邓广铭《陈龙川狱事考》（《邓广铭治史丛稿》）。
(102) 《龙川集序》，《叶适集》第207页。
(103) 《陈亮集》第291页。(www.xing528.com)
(104) 《郭德麟哀辞》，《陈亮集》第457页。
(105) 《上孝宗皇帝第三书》，《陈亮集》第14页。
(106) 《陈龙川省试》，《荆溪林下偶谈》卷三。
(107) 《困学纪闻》卷十七。
(108) 《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陈亮集》第506页。
(109) 《复吴叔异》，《陈亮集》第397页。
(110) 《书欧阳文粹后》，《陈亮集》第245页。
(111) 《问答》下，《陈亮集》第44页。
(112) 《酌古论序》，《陈亮集》第50页。
(113) 《中兴论跋》，《陈亮集》第30页。
(114) 《宋史》本传，第12929页。
(115)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第8页。
(116) 《汉论》的写作时间，姑从田浩《功利主义儒家》一书的说法（第17页）。
(117) 《酌古论·光武》，《陈亮集》第51页。
(118) 《酌古论·邓艾》，《陈亮集》第66页。
(119) 《酌古论·光武》，《陈亮集》第51—53页。
(120) 《酌古论序》，《陈亮集》第50页。
(121) 《酌古论·刘备》，《陈亮集》第59页。
(122) 《酌古论·苻坚》，《陈亮集》第71—73页。
(123) 《酌古论·韩信》，《陈亮集》第73—76页。
(124)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苏轼好用“无中生有”之法为文，比如《苏轼文集》卷六十四《杂著》中有《代侯公说项羽辞》、《拟孙权答曹操书》，均为显例。
(125) 《四库全书总目·〈龙川集〉提要》。
(126) 《龙川功名之士》，《隐居通议》卷二。
(127) 《陈亮集》第135—136页。
(128) 《陈亮集》第53页。
(129) 《朱子语类》第2965页。
(130) 《汉论·明帝》，《陈亮集》第202页。
(131) 《书作论法》，《陈亮集》第287页。
(132) 疑为“意”之误。
(133) 《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上。
(134) 《陈亮集》第243页。
(135) 《与陈同甫》，《东莱集》别集卷十一。
(136) 据邓广铭先生《陈亮集》和姜书阁先生《陈亮龙川词笺注》收录。
(137) 《书龙川集后》，《叶适集》第597页。
(138) 《陈亮集》第510页。
(139) 参见姜书阁《陈亮龙川词笺注》第26页。
(140) 《白雨斋词话》卷一。
(141) 《陈亮集》第511页。
(142) 《中兴论》，《陈亮集》第23页。
(143) 《陈亮集》第16—17页。
(144) 《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陈亮集》第510—511页。
(145) 《乙巳秋书》，《陈亮集》第352页。
(146) 《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陈亮集》第512页。
(147) 《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第350页。
(148) 《念奴娇·至金陵》，《陈亮集》第511页。
(149) 《水调歌头·和吴允成游灵洞韵》，《陈亮集》第510页。
(150) 《瑞雪浓慢·六月十一日寿罗春伯》，《陈亮集》第514页。
(151) 《水调歌头·和赵周锡》，《陈亮集》第514页。
(152) 《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陈亮集》第511页。
(153) 《瑞云浓慢·六月十一日寿罗春伯》，《陈亮集》第514页。
(154) 《与王季海丞相》，《陈亮集》第309页。
(155)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
(156)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
(157) 《唐宋词通论》第24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58) 《答陈同甫书》第三书，《止斋集》卷三十六。
(159) 《与陈同甫》第四书，《东莱集》别集卷十。
(160) 《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161) 《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第512页。
(162) 同上。
(163) 《满江红·怀韩子师尚书》，《陈亮集》第513页。
(164) 《与郑景元提干》，《陈亮集》第389—390页。
(165) 《叶适集》第545页。
(166) 《宋史》本传，第12890页。
(167) 《叶适集》第815页。
(168) 同上书，第634页。
(169) 《外稿·终论》第822页。
(170) 《廷对》，《叶适集》第754页。
(171) 《叶适集》第752页。
(172) 同上书，第755页。
(173) 同上书，第636页。
(174) 《朱熹集》卷十一，第462页。
(175) 《外稿·法度总论一》，《叶适集》第787页。
(176) 《习学记言》第269—270页。
(177) 《苏绰》，《叶适集》第740页。
(178) 《叶适集》第694页。
(179) 同上书，第700—701页。
(180) 《叶适集》第701页。
(181) 同上书，第697页。
(182) 《尚书正义》卷八。
(183) 《尚书·君陈》，《尚书正义》卷十八。
(184) 《进卷·书》，《叶适集》第697页。
(185) 《进卷·士学上》，《叶适集》第675页。
(186) 《十先生奥论》后集卷十四《周礼》。
(187) 《进卷·苏绰》，《叶适集》第741页。
(188) 《外稿·法度总论一》，《叶适集》第788页。
(189) 《外稿·法度总论二》，《叶适集》第789页。
(190) 《外稿·新书》，《叶适集》第807页。
(191) 《叶适集》第779页。
(192) 《外稿·财总论二》，《叶适集》第773页。
(193) 《进卷·财计上》，《叶适集》第658页。
(194) 《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叶适集》第8页。
(195) 《唐书二》，《习学记言》第586页。
(196) 《吕氏文鉴三》，《习学记言》第730页。
(197) 《题陈寿老文集后》，《水心集》第609页。
(198)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六。
(199) 《宋史·选举二》，第3645—3646页。
(200) 参见祝尚书《宋代制科制度考论》一文（《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157页）。
(201) 参见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附录七《宋代制科一览表》。
(202) 叶适淳熙十四年所作的《外稿》中有《制科》一篇，对制科考试以“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暗数制度”困天下之士的弊病大加挞伐，对作为制科考试重要内容的“六论”的严苛而无用批评尤厉，深恶痛绝之。大概叶适曾参加过“六论”而没有通过，因此他制科之途中道而废。叶适也由此深知“六论”的弊害。
(203) 白珽《湛渊静语》卷二。
(204) 《宋史·选举二》，第3635页。
(205) 《题周简之文集》，《叶适集》第611—612页。
(206)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三七。
(207) 《叶适集》第742页。
(208) 《吕氏文鉴四》，《习学记言》第744页。
(209) 《叶适集》第666—668页。
(210) 同上书，第736—738页。
(211) 《叶适集》第738—740页。
(212) 同上书，第642页。
(213) 同上书，第659页。
(214) 同上书，第662页。
(215) 《叶适集》第679页。
(216) 同上书，第643页。
(217) 同上书，第225页。
(218) 《进卷·制科》，《叶适集》第801页。
(219) 《巽岩集序》，《叶适集》第210页。
(220) 《书龙川集后》，《叶适集》第597页。
(221) 《叶适集》第706页。
(222) 《叶适集》第722页。
(223) 《四库全书总目·〈水心集〉提要》。
(224) 《叶适集》第652页。
(225) 同上书，第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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