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陈亮的载道之文

虽然陈亮勉强俯就科举文的绳墨，但他内心对流行的科举程文并不以为然，且多有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指向科举文法度太密，士人“宛转于文法之中”，“缀缉一二华言巧语以为言”，结果只能塑造出一批气格羸弱的书生，对危颓的局面无能为力。他自己的文章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如果说陈亮终生都在寻求度外之士，度外之功，他的文章亦可以称作“度外之文”。陈亮在给朋友吴叔异的信中说：

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我，则虽仕何为？虽有文，当与利口者争长耳。韩退之《原道》无愧于孟荀，而终不免以文为本。故程氏以为“倒学”。况其止于驰骋语言者，固君子所不道。虽终日哓哓，欲以陵轹一世，有识者固俛首而笑之耳。岂肯与之辩论是非哉？⁽¹⁰⁹⁾

“文以载道”是旧有的命题，实际探讨的是文章的社会地位和功用。该命题的内涵因提出者所赋予“道”的具体内容不同而有差异。不过，总的说来，“载道”的工具定性往往使“文”自身的价值大打折扣，该命题的最早提出者周敦颐便是典型的例子。陈亮也认为文章应当据“道”而作，而不应该仅仅驰骋华藻，在修辞方面过分着意，否则便和那些口舌捷给的佞人没有区别了。陈亮的“道”首先是儒家仁义之道，认为文章应当有关于教化，且有辅时济世之效。比如他之所以推重欧阳修之文，就因为“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¹¹⁰⁾。陈亮这个论调并不新鲜，不过是前辈儒家学者的旧话重提而已。

不过，值得重视的是其中“道不在我，则虽仕何为”一语对以“人”行道的强调。陈亮曾在《问答》中对孟子的思想作了发挥说：“万物皆备于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具。天下岂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¹¹¹⁾衣食、屋庐、门户等等外物皆因为人的存在而体现出其价值。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是道的践行者和体现者，“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所以道不远人，是具体、实在的，并不是什么虚悬的“天理”，而就存在于人的具体行为和社会历史总相中。对“道”的这种理解，体现了陈亮对人主体精神的大力肯定。陈亮还认为能够承当此道的往往是那些雄奇磊落、纵横排奡的英豪。南宋委曲偏安、士气颓靡的现状，也易使陈亮仰溯历史，激起他对历代英雄人格的崇拜。

陈亮评骘历史人物、衡论得失的史论文，乃是其最典型的“载道之文”。他少年时代就“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¹¹²⁾，“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酒酣，语及陈元龙、周公瑾事，则抵掌叫呼以为乐”⁽¹¹³⁾。他十九岁时著有《酌古论》，对历代擅长兵机权谋的英雄评骘得失，较论短长，该书受到了当时的婺州郡守周葵的欣赏，陈亮也因此成为周氏的座上宾⁽¹¹⁴⁾。乾道二年陈亮（二十四岁）又有《英豪录》，以古代英雄豪杰的行事作为“千里马之骨”，藉以唤起奋厉有为的英雄。在史迹的衡论中，陈亮表现出对豪迈俊发的英雄人格的向往和极度的自负。乾道七、八年，陈氏“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繇，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¹¹⁵⁾。乾道七年至淳熙二年，他又作有《汉论》，既包括对汉代君王的历史评判，又选取《史记》中之文予以解说⁽¹¹⁶⁾。

陈亮的这些作品，对权奇磊落的英雄尤其是汉、唐的人物事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即以《酌古论》中的人物来说，东汉的光武帝、邓禹、马援，三国的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吕蒙，唐代的李靖、李愬等人都生气郁勃，富有雄才，以其纵横不羁的智略创立了为后人瞩目的功业。如果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衡量，这些人崇尚智术权变，都不符合儒家的君子人格。但是他们挺出于乱世，操纵一代之兴亡，无疑都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与严守天理人欲之辨的理学家相比，陈亮从道义上对他们是宽容的。他认为三代、汉唐并无本质的不同，区别只在于“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汉唐英雄迫于时势，不得已而用兵机权谋禁暴戢乱，难免与儒家的伦理规范发生冲突，所以“不到尽”；但以汉唐为法，犹可以点银成金。即使是将儒家的仁孝之道完全抛弃在脑后的曹操，陈亮对他几乎“举无遗策”的超群智谋仍是欣赏的。对汉、唐、三国英雄精神的认同，既体现了陈亮与古代英豪的同气相求，同时对南宋的政治现实也具有借鉴意义：在南宋国运岌岌可殆，士人被文法规矩约束得失去了生气时，汉唐的这些智勇双全的“度外之人”可为时人起到强心的作用。陈亮的《酌古论》应视作对“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的英雄的召唤。

陈亮自称通晓兵机利害，在史论文中总结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得失成败时，总归之于人谋。他认为：“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¹¹⁷⁾“自古英伟之士，乘时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坚敌，开拓疆土，使声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于谋者也。”⁽¹¹⁸⁾奇伟之士的决策常常会决定历史的状貌和走向，是斡转历史的枢机。比如陈亮对中兴之主光武帝摧陷廓清、一统天下的雄奇谋略就尤为推崇。他认为光武帝之所以能成就此功业，正确的战略部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光武帝在据河北而取河内之后，并没有急于攻取刘玄所在的关辅之地，而是直趋燕赵，且命邓禹西征，牵制住了陇西的隗嚣和巴蜀的公孙述，使之不敢轻举妄动；邓禹、冯异破赤眉之后，长安、洛阳稳固，再回头讨平隗嚣和公孙述，终于收海内清平之功⁽¹¹⁹⁾。但《酌古论》中更多的事迹则是英雄的筹策失算、功败垂成。对于这些人，陈亮指出他们的决策失当之处，并提出自以为正确的决策。陈亮称自己写作《酌古论》的宗旨便是“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¹²⁰⁾。该作的突出特点便在一个“酌”字，即考量得失，推究原因，作为后人兴兵临敌的借鉴。所以，陈亮的史论文中总有个人智术的介入，他嗤点古人，有“天下可一指麾而定”的气概，显示出对自己军事才能的极端自负。

兵机权谋变化万端，突出一个“奇”字，陈亮对出奇制胜的谋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酌古论》中论刘备在关羽被害后，激于君臣之义，乃发倾国之兵以伐吴复仇，由于攻守失当，终致丧师。陈亮对刘备这一致命的失误做了一番批评之后，乃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设想刘备先分派水陆两军攻敌不备，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而后深沟高垒，和敌人相持，然后再假借魏国之力：(www.xing528.com)

乃密遣一辩士，间行至魏，以金币结其贵幸，自谓有谋求见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见，则泛论天下之事，语及吴蜀，然后徐言曰：“臣尝私贺陛下，窃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问曰：“何以贺朕？”则对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吴蜀者，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吴有长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险，而又相为唇齿之援也。今天相魏，两雄相斗，以资陛下，进取之机，此臣所以贺陛下。”曰：“何以笑朕？”则曰：“臣闻敌人开门，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图进取，而猥信吴人之和，彼急则和，缓则去矣。投机之会，间不容发。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则曰：“陛下天资神武，圣断易回，苟见其利，罔有不从。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计将安出？”则曰：“蜀地僻险，未易卒图。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贾逵、满宠出东关，或出皖城，或出广陵，东西弥亘，直造长江，因蜀之势，大举攻吴。吴亡则蜀失援，然后徐举而图蜀，天下可一也。”⁽¹²¹⁾

这段向壁虚构的奇计，写来却极为缜密，包括将领的人选、出兵的路线，皆筹划得有条不紊，显示了陈亮对魏、蜀、吴三国鼎立形势的熟谙和超群的想象力。陈亮精心构拟了运用智谋的具体情境，对古人心思的揣摩细致入微，构想双方来言去语犹如亲睹，就像是自己布设棋局，替双方思谋运筹，而预料成败如观乎黑白一般。此外，陈亮认为谢玄袭击苻坚，可以采取前后夹击的断蛇法，或诱敌深入的陷虎法⁽¹²²⁾；设想韩信若被陈余置之死地则必出奇计⁽¹²³⁾，皆显示了陈亮对于奇谋较深的领悟。此乃“无中生有”之法，明显可以看到苏文的影子⁽¹²⁴⁾。

陈亮既以“度外之人”的英雄自许，文章也充盈着英雄之气，写得格局宏大，生机弥满。四库馆臣评之曰：“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为多，其才辨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赵括、马谡狂躁偾辕。但就其文而论，则所谓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者，殆非尽妄。”⁽¹²⁵⁾刘埙亦以“倾竭浩荡，河奔海聚”⁽¹²⁶⁾概括陈亮的文风。陈亮为人恢廓磊落，文章也有重气格的特点。他有《变文格》一文，认为五代之际，文气卑陋痿弱，而在宋初沿习者甚多；虽然自庆历以来，有司对科举进行了多次更革，但是变其“法”而不变其“格”，士人往往“肤浅于经而烂熟于文”，以至流弊滋蔓。陈亮指出：“乘士气方奋之际，虽取三代两汉之文，立为科举取士之格，奚患其不从？此则变文之时也。”⁽¹²⁷⁾所谓“文格”，大概指文的格调、品质。而从他推重三代两汉文章之“格”来看，陈亮又以古朴质实、富有骨气为文之高“格”。陈亮自己的文章也有这样的特点，比如《酌古论·曹公》写曹操兴兵以来势不可当，谓：“公奋身徒步之中，举义兵，破黄巾，走奉暹，辅帝室，深据根本，号令诸将。于是降张绣，擒吕布，毙袁氏，破乌桓，兵锋所加，敌人授首。盖举无遗策，而北方略平矣。其为患者，荆州二刘，江东孙氏，张鲁擅汉，刘璋据蜀，而关西诸将纷纷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无术也。”⁽¹²⁸⁾该段多用短句，气势奔凑，格力劲健。《酌古论》中的内容虽多出揣料，但陈亮多用“必”字，如“（项羽）必欣然而受”、“韩遂等必不敢叛”、“（曹丕）闻此计，必深以为然”等等，用语斩截，不容置喙，使文章的字句间透出逼人的锋芒。朱熹评论陈亮的文章说：“同父才高气粗，故文字不明莹。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¹²⁹⁾对陈亮重“气”的批评，是本于涵养用敬工夫的理学家视角，但是“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正是陈亮自以为超迈群伦之处，其中曲直，显示了事功精神与理学价值观的尖锐对立。

陈亮的史论文说理自然，有一种朴素的力量。他反对文章的缀缉辞藻，徒为典美之观而缺乏实际内容。陈亮曾说：“本大则末必蹶，华盛则实必衰，文之綦则德之凉也。”⁽¹³⁰⁾虽是谈政治文物，但这种文质互为消长的思想与其文学观念是相通的。陈亮谈到“论”这种文体的时候也说：“大凡论不必做好言语，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¹³¹⁾文章追求的是文理明晰，文意的切当，而文辞的修饰则无关宏旨。

陈亮反对虚靡无实的科举文，而潜心于对古人之文的心摹手追。但他又反对机械地规摹古人之作，曾总结作文经验云：

经句不全两，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语⁽¹³²⁾，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至于使事而不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来影带出题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开阖，首尾该贯，曲折关键，自有成模，不可随他规矩尺寸走也。⁽¹³³⁾

只有从容于句法、使事、结构布置之中，又不拘泥于古人的格套，而善于腾挪变化，乃能出于古人之外，形成自己的面目。陈亮史论文的重“气”和质朴无华的特点，都体现出他在古文方面的深厚修养。陈亮曾在《中兴遗传序》中的末尾叹道：“昔司马子长周游四方，纂集旧闻，为《史记》一百三十篇，其文驰骋万变，使观者壮心骇目。顾余何人，岂能使人喜观吾文如子长哉？！”⁽¹³⁴⁾说自己的文章不敢和古人相提并论有自谦之意，但实际也表达了对太史公疏宕从容文风的追慕。吕祖谦就曾赞扬陈亮：“如《邓耿赞》断句，抑扬有余味，盖得太史公笔法。”⁽¹³⁵⁾此外，陈亮崇尚“雍容典雅、纡余宽平”的欧阳修之文，并编选有《欧阳文粹》二十卷。他文章的文气贯注，叙理明白，大约受到欧阳修一定的影响；而他的遣文顺快，纵横无碍，更有苏轼史论文的神采。这些都是陈亮寝馈古文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