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注定与僵化的时代凿枘难合,但他又是那样执拗地奉行自己的理想,终其一生都在社会思想和制度的枷锁中奋力突围。这最集中地体现在陈亮的科举和上书的行为中,这是理解其心态的关键。
科举是士人的进身之阶,是他们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用人法度。自南宋以来,科举愈发流于程式化,策论和经义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论”在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而经义则在徽宗崇宁后“日竞于巧”。陈亮先后参加过五次科举,第一次在乾道四年,他被录为太学生员,参加婺州乡试,中了解元。但此后他在科举道路上便一再遇挫,第二年春天,陈亮在会试落第后索手东归,而后从乡间跋涉至临安,伏阙奏《中兴五论》,陈复仇大义,但奏入不报。淳熙四年,陈亮上礼部太学公试,复不中。淳熙五年,陈亮在二十天之内连续向孝宗皇帝上了三书,详陈兴复国家社稷之大计。孝宗被打动,下旨命陈亮听候都堂审查。但由于其间得罪了曾觌等奸佞,谤议纷起,他没有机会向孝宗面陈大志,乃在一怒之下渡江而归。淳熙十四年,陈亮再上礼部试,临试得病,最终又一次落第。该年夏四月,陈亮复上孝宗皇帝书,是为《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希望能鼓起孝宗的恢复之志。无奈孝宗年事已高,早年的壮志灰懒,陈亮的此次上书只落得“在廷交怒,以为狂怪”(90)。他也只有再次怀着落魄之心回归故里。直到光宗即位之后的绍熙四年春,陈亮终于否极泰来,考中了进士,又在殿试中由光宗亲擢为状元,并被授命建康军节度判官,不料未赴任而卒。
总的看来,陈亮对科举的态度是有矛盾的,而且前后也有所变化。陈亮早年(91)给他叔祖的送序中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自圣人常本诸人情而为是言矣,其后始有为贫之说。仕至于为贫,而吾道奈何哉?自科举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义不能以自行,贫不能以自为于其间,得尺寸之便,则亦甘心俛首而屑为之。诚知夫义之所在,而贫或迫其后也。”(92)此序既是写给自己的叔祖,则不应视作冠冕堂皇的门面语,基本可以视作陈亮真实思想的表达。仕以行其义而非为贫的古训,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但陈亮却是坚信不移的。而科举文法仅仅是雕虫之技,在胸怀壮志的陈亮眼里太卑弱了。因此,即使在落第后他有时也会表现得十分清高和超然,如他淳熙五年给挚友吕祖谦的信中说:“人生岂必其为秀才?亮平生本不种得秀才缘,而春首之事,自侍从之有声名者,固已文致于列,亮亦岂恋恋于鸡肋者乎?”(93)这句话虽然有失意后自我宽解的意味,也有一些愤激,但其中的几分不屑也是大体可信的。原因在于:首先,陈亮激扬蹈厉的个性决定了他不会甘心像常人那样,沿循一条为致荣华富贵而潜心科举、兀兀穷年的道路。其次,他“以适用为主”的功利思想决定了他完全可以避开科举之途去谋生。陈亮也清楚“利”的巨大诱惑:“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为哉?”(94)在生计落魄、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他便曾毅然下海经商,而且终于在淳熙五年左右使家道殷实起来(95)。
但问题在于陈亮没有在家境富足后而止步,他在乾道五年会试、淳熙四年礼部太学公试均告失败后,仍执着地再一次参加科举,其中原因颇值得思索。这可以从他科场失利后的表现窥见一二。淳熙五年落第后,陈亮在给一位叫何叔厚朋友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今乃议与一官以塞上意,亮虽无耻,宁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即缴还于上而竟东归耳。岂有欲开社稷数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济,此乃天也。亦岂诸公所能沮遏哉?(96)
授官之事,乃指孝宗被陈亮打动,下旨命陈亮听候都堂审查。从信中看出,陈亮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的宏伟功业自期的,科举本身并非目的,故此言语间似乎对科举得失无所芥蒂;但是要斡转危颓局势,变革弊政,以竟恢复大业,则非通过科举踏上仕途,进入士人阶层、取得话语权力不可。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陈亮每次折戟科场之后总会有上书帝阙的举动,以慷慨激昂之辞警悟主上,寄希望于孝宗变革旧法,以图恢复大业。在以文法绳墨为衡准的考试中,陈亮的壮志无由施展,便通过向人主上书这一更为直捷的、非常规的方式开悟主上视听。但是秦桧确立的太学生不得上书言事的禁令仍未解除,对陈亮仍有限制(97);此外,曾觌等奸佞的阻挠作祟更将此希望化为了泡影。为了实现故国恢复、国运昌明这一鹄的,陈亮的应举,就有了超出个人之上的不寻常意义。于是,应举、上书、再应举、再上书,便构成了陈亮为匡救国运而跋涉号呼的行为链条。
一连串的失败,不能不给陈亮以沉重打击。还是在淳熙五年落第之后,他给吕祖谦的另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遭受的笼中困兽般的煎迫,语气和心境与上引给吕祖谦的那封信截然不同:
亮本欲从科举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开营生,又恐他时收拾不上。方欲出耕于空旷之野,又恐无退后一着。方欲俯首书册以终余年,又自度不能为三日新妇矣。方欲杯酒叫呼,以自别于士君子之外,又自觉老丑不应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后知克己之功,喜怒哀乐之中节,要非圣人不能为也。海内知我者惟兄一人,自余尚无开口处。(98)
陈亮内心炽热如火,可迎面而来的偏偏是冷水泼头。“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掌大笑”,这种似痴如狂的情态可谓穷形尽相,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进退失据、孤独窘迫的痛苦是怎样噬咬着他的内心。由此看来,陈亮似乎真的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了。这和上一封书信的超然之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陈亮落第后极端激烈的情绪,除了缘于兴复社稷的事功长策受到阻遏之外,如果说没有丝毫的个人计虑,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从家庭环境来看,陈亮出生时,适逢其祖父梦见其孙为状元,其名童汝能,故取“汝能”为陈亮之字,实际寄寓了对陈亮科举夺魁、光耀门楣的期望(99),这对陈亮的人生定位大约产生过或隐或显的影响。陈亮性情桀骜自负,凡事不屈于人,更不甘在科举“文战”中落人下风。吕祖谦虽是陈亮最好的朋友,但在学术业绩方面,陈亮隐然将祖谦视为可以抗礼的勍敌。他在给朱熹的信中毫无隐讳地说:“亮二十岁时,与伯恭同试漕台,所争不过五六岁。亮自以姓名落诸公间,自负不在伯恭后。而数年之间,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伯恭遂以道德为一世师表,而亮陆沉残破,行不足以自见于乡闾,文不足以自奋于场屋,一旦遂坐于百尺楼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迭足,过者不看,看者如常,独亮自以为死灰有时而复然也。”(100)吕祖谦社会地位的腾达,声誉的隆盛,所依赖的是科举的成功,沉沦稠众之中的陈亮自然也希望藉科举证明自己并不比吕祖谦差。在这种略带虚荣的“自我实现”欲望的驱动下,陈亮怀着强烈的求售和用世之心,一次次踏进科场,但结果却总是不如人意。(www.xing528.com)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陈亮穷愁困顿,屡屡陷入生命的低谷,也是促他希图通过科举以自救的外在原因。他即使在家道殷实之后的淳熙十一年和绍熙二年,仍难脱命运的捉弄,先后两次下狱。如果说第一次还有下毒杀人的嫌疑,第二次则纯是遭人诬陷的无妄之灾(101)。这使他感到自己生存空间的风波险恶,作为一介布衣的人命微浅。科举入仕对他来说可谓是人生沉湖中的一根稻草。诚如叶适所说,“使同甫晚不登进士第,则世终以为狼疾人矣。”(102)从陈亮在进士及第后所作的谢启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他对命运无常的感喟和及第后的扬眉吐气。如《谢赵同知启》:
荏苒岁时,牵连祸患。人皆欲杀,付微命于鸿毛;公不我遗,脱残年于虎口。……上亦念其论之平,竟以先此时之选。愿当圣世,合天下之异以为同;岂无厉阶,非斯人之徒而谁与?鼓同舟遇风之势,成披云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并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103)
前面感叹自己晚来命途多蹇,常陷身于祸,而在赵雄的帮助下才得脱险——这不过是客套话;后面几句则踌躇满志,说得中进士后自己的生命才有了大的转机。这才透露出了一点真实的感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科举的成功对于身罹百祸、余生凋零的陈亮是怎样的一种慰藉!
由科举的屡屡失利到最后的荣登状头,这种转折背后其实是陈亮对科举规范的妥协。起初陈亮以文自负,对科举文充满了鄙夷:“国家以科举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自求达。”(104)其中隐然含着凭自己卓异的才分,定能一试成功的自信。但是陈亮在科举考试中的屡屡落第,恰恰说明了这种规矩尺度的强大力量。他淳熙五年落第后给孝宗的上书中便有一腔的牢骚:“虽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举之文不合于程度不止也。去年(淳熙四年),一发其狂论于小试之间,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至腾谤以动朝路,数月而未已。”(105)虽然满腹怨愤,但面对科举这一横亘在前的难以逾越的门槛,他又无可如何。
但是屡遭困厄和变故之后,陈亮乃抛弃了过分的自负,开始俯首降志,同众人一样研治科举之法。比如绍熙四年的礼部考试,陈亮在试前对科举文法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陈龙川自大理狱出,赴省试。试出,过陈止斋,举第一场书义破。止斋笑云:“又休了。”举第二场《勉强行道大有功论》,破云:“天下岂有道外之功哉。”止斋笑云:“出门便见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举第三场策起云:“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106)
这段记载既显示了陈傅良对科举程文文法的熟谙,同时也体现了陈亮已能遵循科举的绳墨,发扬才力,写规矩的科举文了。即便如此,在遵循科举文法的前提下,陈亮仍然可以写出恢宏壮丽的文字。比如王应麟《困学纪闻》记曰:“‘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龙川科举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107)这当属科举文中的上品。只有过了科举这道关卡,陈亮这位失路的英雄才有可能改写自己凋敝落魄的人生,并实现他的“度外之功”,即多年以来让他激扬振厉、之死靡他的宏愿:“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108)但等待这位孤傲英雄的,却是“未赴任,病一夕而卒”。他的寂寞壮怀最终没有着落,演成了一个天才的大悲剧。
陈亮一次次步入考场,愈挫愈坚,乃是交织着个人和家国命运的最终选择。而科举的成败,实际体现的是他个人的用世之心,与“文法日密”的社会秩序的抗争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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