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的非凡人格之追求

陈亮文集中夫子自道之语颇多，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雄奇磊落的人格。对陈亮本人性情的描画，以其《自赞》最能尽致：“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谩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视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⁷⁹⁾他在给朱熹的复信中又以慷慨激昂的文字自评道：

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⁸⁰⁾

文字间展现的是无尽的狂放和自信，读来掷地有声。他对陷于危难的国运有着极强烈的承当意识，尤其是南宋偏安一隅的耻辱，成为陈亮终生难解的心结，也是他给励志恢复的孝宗历次上书中的切入点。其上孝宗皇帝的第一书云：“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⁸¹⁾将外患之亟归因于内政的弊病和士气的痿弱。但是王安石和蔡京等人变革祖宗之法的失败已经将“变法”弄得声名狼藉，因此，南渡后的宰相秦桧、赵鼎、王淮等人视变法为畏途，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变革。陈亮的好友叶适批评这种现状说：“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指辽夏金），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矣。”⁽⁸²⁾为防止大的变故，宋代统治者仍以相沿已久的家法维系社会秩序。这种势力是强大的，长期以来已积成沉疴。(www.xing528.com)

在恪守家法、墨守成规的社会秩序中，陈亮则狂飙突起，高扬人的主体精神，鄙视萎琐的生命。比如他在跟朱熹的辩论中，就反复强调以人行道：“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⁸³⁾道不远人，赖人以存。针对国脉如缕的现状，陈亮呼唤的是能够振起危颓社稷的英雄人格，他说：“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⁸⁴⁾“度外之功，岂可以论说而致？百世之法，岂可以辏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须是自家气力可以斡得动，挟得转，则天下之智力无非吾之智力。形同趋而势同利，虽异类可使不约而从也。”⁽⁸⁵⁾而他自己正是以能够建立“度外之功”的“非常之人”自许的。

所谓“非常之人”，绝非规行矩步的庸弱之人，而是越出儒家礼法之外的生气郁勃之人。一方面，在理学已然成为显学、“吹枯嘘生”的时期，陈亮反对性理思想和以“醇儒”自律的迂阔教训，以为朱熹所倡导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拯世，实际是以消磨人的生气为代价的。他则以“成人”作为追求，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⁸⁶⁾学者的“成人”过程不应用一定的模具来拘束，朱熹仅以“醇儒”这一范型教人太过狭隘；与之相反，“成人”则以实际的功业效果为标准，即真正有助于匡扶世道。这种带有极强实用色彩的论调不但和理学针锋相对，并且陈亮有时陷于偏激，还会越出儒家基本伦理思想的轨道⁽⁸⁷⁾。另外，陈亮以“度外之人”标榜，亦含有对当下制度的蔑弃。儒学以明确的伦常道德和严密的制度为依托，来维系这个社会秩序。而以儒立国的宋王朝文法太密，约束太多，则造成了士气的痿弱不振。陈亮说：“汉以法付之人者也，唐人法并用者也，本朝则专用人以行法者也。”⁽⁸⁸⁾“程度愈谨而豪杰之气渐以拘，禁防益密而旷达之人遭其辱。”⁽⁸⁹⁾一切以法为衡准，规行矩步，必然使个性愈来愈趋于拘执收敛。在陈亮看来，理学和法制的膨胀乃是国家积弱、士气衰颓的总根源，也是他一生欲冲破的网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