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成果

吕祖谦既是史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思想和史学观念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相互渗透，而集中体现为“以文治史”和“因史成文”两方面。吕氏的治史思想不拘格套，既以性理思想观史，又有对先代制度的详核明辨。作为文学家，他又往往采取以文治史的路径，显示出一位文学家独有的眼光。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史书的叙事、用字的关注及其史考、史评诸方面。

历史著作以叙事为基本形式。在古人看来，叙事的方式、义法的优劣是评判一部史著价值的重要标准。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³³⁾对撰史者来说，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自古以来被视为美德，尤其是《春秋》的叙事义例——亦即“春秋笔法”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它的特点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³⁴⁾。在诸经中，吕祖谦对阐扬“尊王攘夷”大义的《春秋》推崇备至，相应地，他对《春秋》笔削大义亦有较深的领悟和会心，以为孔子笔削《春秋》，无论是标“王”，还是“不书即位”等，都隐含着君臣、华夷等名分之辨的深刻用意⁽³⁵⁾。

《左传》在《春秋》三传之中最受吕氏的推崇，他认为“《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³⁶⁾。甚至认为《左传》与《周礼》相近，合于礼者褒之，不合于礼者贬之⁽³⁷⁾。几乎将《左传》抬高到与经齐平的高度。在吕祖谦看来，《春秋》经、传精神相似，因而他径将研求《春秋》义理的方法贯彻到《左传》中，那便是常以“春秋笔法”去衡量《左传》的文字。人们向来都将《左传》视作专门记史之书，而以《公羊》、《穀梁》两传看作阐发义理的著作，而吕祖谦却从《左传》的用字中发现了“微言大义”，而将对其中义理的分析落实在具体的句法用字上。比如晋骊姬欲谋害太子申生，里克持“中立”态度，太子自缢而死，左氏书曰“（骊姬）既与中大夫成谋”，祖谦评曰：“此句有笔法。中大夫即里克也。克虽不助骊姬，既不拒之，是亦助之也。使克能拒骊姬，彼必有所畏而不敢下手。其后里克杀奚齐卓。”⁽³⁸⁾左氏这样写，实际上是把里克当作骊姬害申生的同谋。如同《春秋》宣公二年太史所书“赵盾弑其君”一样，都是诛心之笔。再如，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与诸侯盟会以弭兵。左氏书曰：“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吕氏评曰：“左氏书得极好，最得法。”⁽³⁹⁾宋之弭兵，并非出于诚心，不过是为名而已。“以为名”三字点睛，使贬义豁然。这两例实际显示的是《左传》的用语简洁准确而含蕴深厚。吕祖谦对《左传》词约事丰的文字功夫极为钦服和叹赏，以“文约志明”⁽⁴⁰⁾、“字字缜密”⁽⁴¹⁾称之。

祖谦研治《左传》重在发明其“理”，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左氏缜密字法的推求，还体现在他对该书中“人情物理”的关切，即重构当时鲜活的历史情境，希望对当代人立身处世有所启迪。故此他从《左传》中看到更多的是对人性、人情的表现，并且对左氏细致入微的笔法颇多赞赏之辞。如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对郑庄公阴险狡诈的表现，层层铺叙，最终使庄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吕氏赞之为“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

（左氏）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始言亟请于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后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无母子之心。盖庄公材略尽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庄公之心愈缓。待段先发而后应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贰于已，与收贰为己邑，庄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后来，罪恶贯盈，乃遽绝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帅师伐京，段奔鄢，公又亲帅师伐鄢。于其未发，待之甚缓；于其已发，追之甚急。公之于段，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者也。然庄公此等计术施于敌国则为巧，施于骨肉则为忍。大凡人于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才分一个彼曲我直，便失亲亲之意。观庄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语，则是欲曲在姜氏，直在庄公。及其欲伐段，而待其恶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庄公，此所以伐之无辞。庄公之心只分曲直两字，殊不知兄弟间岂较曲直，才言彼曲我直，彼我对敌，便有日相戕贼之害，此左氏铺叙好处。⁽⁴²⁾

对人情人性的摹画尽致是文学的追求，需要作者在情节布置和细节表现等方面着力，而非史学的实录所能范围。“郑伯克段于鄢”正是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吕祖谦上面所论几乎全是对“郑伯克段于鄢”叙事艺术的分析，沉潜涵婉，体会入微，完全跳出了严肃史论的圈子，显示出散文家的慧心卓识。(www.xing528.com)

在史评和史考中，吕祖谦对史才尤为关注，体现了他本人文学修养向史学的渗透。上古至秦汉时期文史未分，史官以记事、记言为职分，而才情发溢的史家，往往在遣词用语、行文章法中展露出一定的情采，使史作含有较多的文学因素。吕祖谦常常流露出对文学性较强的史学著作的偏好，除了《左传》外，《史记》也多受祖谦的褒美。如曰：“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义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⁴³⁾如果说“春秋笔法”所彰明的是褒善抑恶的经学义例，吕祖谦常常拈出的“太史公笔法”则更多带有文章学的色彩。他就曾称赞陈亮的《邓禹耿弇赞》深得太史公笔法⁽⁴⁴⁾，实即是赞扬陈亮文章气象宏裕，文字雅健，有司马迁文章的风范。

以此为衡准，吕祖谦提及有争议的《武帝本纪》时对司马迁和班固二人分出轩轾：“学者合取司马氏、班氏二纪，观其书法，则才识高下可默喻矣。”⁽⁴⁵⁾在自唐以来盛行的扬班抑马的史学背景中，吕氏独推重司马迁，认为司马迁的史才高于班固。《史记》一书斡旋古今，综罗百代；而行文疏宕从容，兴寄遥深。与之相比，班固的《汉书》则显得因循规矩，稳实收敛，相对缺乏发越的才思。基于此，吕氏指出：“然迁固乌可以并言哉？迁之学虽未粹，感愤舛驳往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统纪，周秦楚汉之世变，孔子、孟子之所以异于诸子百家者，于其书犹有考焉。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后之为史者殆未易窥其涯涘也。固特因迁之规摹而足成之耳。”⁽⁴⁶⁾

吕祖谦对史才的崇尚也体现在他的历史考辨中。如《汉书·司马迁传》称《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后世张晏以为这十篇乃是元成之间褚少孙所补，言辞鄙陋，非司马迁本意⁽⁴⁷⁾。吕祖谦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认为这十篇中有多篇具存，比如现存的《傅靳蒯成列传》就并非褚少孙所补，而就是司马迁的原作。根据在于：“褚先生论著附见史记者甚多，试取一二条与此传并观之，则雅俗工拙自可了矣。”⁽⁴⁸⁾该篇文辞可观，而褚少孙文辞鄙陋，根本没有这样的手笔。他的《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贯穿的大多是这种文辞高下的品评，也即文学的标准⁽⁴⁹⁾。虽然这种文学品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也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

注重史才，并不等于纯以文学家的眼光观史，以“情采”为基质的文学审美观与史学价值观毕竟是有冲突的，吕祖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以文治史”并没有丧失史学本位的立场。比如吕祖谦虽将司马迁《史记》奉为圣典，但对司马氏的很多篇章出于血气，不能平心，也不免略有憾词。如说：“司马迁作《史记》却有变风、变雅底意思，惜乎却少正风之意。”⁽⁵⁰⁾此外，他还认为《左传》一书的“好以人事附会灾祥”是其“三病”之一，使该书美玉有瑕⁽⁵¹⁾。灾祥之说，虽然不经，却蕴含着比较丰富的文学因素，吕祖谦对此的批评，体现了他以存真务实为本的史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