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吕祖谦的思想、事功和史学价值观

对吕祖谦的学术特点，元代的彭飞有一个允当的评价：“自性理之说兴，世之学者歧道学、政事为两途，孰知程朱所以上接孔孟者，岂皆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紫阳夫子浙学功利之论，其意盖有所指。永嘉诸君子未免致疵议焉。东莱先生以中原文献之旧，岿然为渡江后大宗。紫阳唱道东南，先生实羽翼之。故凡性命道德之源，讲之已洽，而先生尤潜心于史学，似欲合永嘉、紫阳而一之也。”⁽¹⁾指出吕祖谦对性理之学和永嘉事功之学给予同样的关注。除了注重从经史典籍中发明心性思想外，他对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多所发扬，尤其强调学问的实用意义。

学贵于用，本是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读书为学作为致知行为，应当体之以身，见之于事。孔子就曾说过：“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解之曰：“言于人有所称誉者，辄试以事，取其实效也。”⁽²⁾吕祖谦依据此意，认为古代子思、孟子怀抱遗经而不能“试”，不能责怪世道沦坏，而应归咎于二人之不能用经⁽³⁾。反观当下的许多学人，他们专意于科举，只知道在故纸堆中过活，却废弃了致用的学术传统，弊害更甚。吕祖谦批评他们道：“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⁴⁾他还批评那些能言善辩而中无所有之士，就像春秋时卫懿公的鹤一样，徒有华丽的外表，而毫无用处，他们“高自标致，而实无所有者，外貌虽人，其中亦何以异于鹤哉？”⁽⁵⁾

吕祖谦的经世思想，不同于陈亮对事功效果的格外偏重，而是主张个人道德境界与事功思想两方面的共进，而前者更为重要。比如他秉持此标准，对孔门中以勇力著称的子路和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的管仲分出轩轾：

子路所学，乃圣门根本之学。若使其成就，岂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虽成，不过是功利之学，盖管仲如已熟之荑稗，子路如未熟之五谷。五谷未熟时固不如荑稗，然或至于熟，岂荑稗之比哉？彼五谷不至于熟，亦无用之物而已。学者于此不可不深思。知荑稗已熟，不如未熟之五谷，则不可为管仲之学；又知五谷之未熟为无用，岂可不勉强而自足。⁽⁶⁾

对管仲，孔子尚能盛赞其功业，而孟子则对管、晏之功极为鄙薄，认为不足挂齿。吕祖谦对管仲的批评和孟子相似，但没有那么偏激，而以五谷、荑稗为喻，认为应当涵养德性，复扩充之以事功，方为立身处世的正途，而管仲的功业欠阙了前者，成为无本之木，故不可学。值得注意的是，祖谦还认为即使贤如孔氏弟子子路，虽怀德深粹，但未能践之于事功，亦仅如未熟之五谷，毫无用处。这个说法是很大胆的。祖谦这里讨论的实际上还是内圣外王的老问题。同时的理学家如朱熹等专于论心性，而于外王向度的开拓则不够，认为“天下事当从本理会，不可从事上理会”⁽⁷⁾。与之相比，“理学三大家”之一的吕祖谦则明显表现出向事功思想的倾斜。

吕祖谦的事功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史学中，他的治史思想切实体现了“学贵于用”的精神。作为南宋史学的荦荦大宗，他的史学著作极为繁夥，而佚者亦多，根据黄灵庚、冯春生二先生《吕祖谦丛论》一文的考辨，吕祖谦的史部著作有十六种，《春秋》类著作十一种，除了《左氏统纪》、《四传大全》、《左氏纲目》、《资治通鉴详节》、《读史摘要》五种题曰吕祖谦撰的著作颇可怀疑之外，其它二十二种大体可以确定是吕祖谦所作⁽⁸⁾。这个数目是相当可观的。吕祖谦虽然也劝人“读经多于读史”，但实际上他对史的重视更过于经。朱熹批评他“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⁹⁾。认为吕氏在经史问题上本末倒置，应当先去理会经书，尤其是《大学》、《中庸》这样的著作，培养得大本端正，义理明白，再去看史，才不会被机诈权谋所诱惑，自然能够制事无偏。出于这种考虑，他对吕祖谦的专意于史学委婉地提出批评：“恐亦当令先于经书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当预防也。”⁽¹⁰⁾认为沉迷于史学往往引导人粗心向外，容易坏了学人心术。

值得关注的是吕祖谦对史之功用的论述。史学之“用”，不但在其居今识古的认识功能，更在于能藉以彰往察来，考古以知今。比如孔子有鉴于乱臣贼子变乱纲纪，对《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以成拨乱反正之功，对此，吕祖谦认为如果能“通古今为一时，合彼己为一体，前和后应，彼动此随，然后知吾夫子之笔削，本非为他人设”⁽¹¹⁾。其主意是观史应怀有当代意识，使历史的精神在当下仍能发挥其意义，它便不再是一堆沉默的故纸，而获得了鲜活恒久的生命。这与朱熹“看史只如看人相打”⁽¹²⁾，以及“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¹³⁾的偏颇的史学价值观，相去不啻千万⁽¹⁴⁾。吕祖谦说：(www.xing528.com)

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己、成物两件。蛊者，事也。象止说振民育德。前时亦尝作六事看，如儆戒、择善、阃范、议论、处事、治体。要之，止是两件。然两事又却只是一个“成”字。史亦难看，须是自家镜明，然后见得美恶称平，然后等得轻重。欲得镜明称平，又须是致知格物。⁽¹⁵⁾

他受《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的“己”、“物”内外二分的影响，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归结为两点：成己，成物。如果说儆戒、择善乃是“成己”，也即性理和修身之道；议论、处事、阃范、治体则可视为“成物”，也即事功之道。吕祖谦在论及自己推尊备至的《左传》时说：“看《左传》须是看得人情物理出。”⁽¹⁶⁾成己，即本于对“人情”的洞察，使自我识见和道德境界得以提升；成物，更多地是考究古代治体，明悉典章礼制的迁革，作为当下政治的龟鉴。

至于“成己”，人们除了从史中汲取道德的教益，藉以警发善心外，也应当从中学到人事应对的智慧。吕祖谦认为“学者应事以理，不学者应事以材。力学者以理应事，虽万变而不劳，不学者于理不通，懵然面墙，遇事之至，始一二以材力营之，未至什伯，固已不胜其烦矣”⁽¹⁷⁾。历史展示给人的正是一幕幕生动具体的人事场景和临事应变的典范事迹。祖谦提出读史应当设身处地，如亲遇其事一般：“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¹⁸⁾吕祖谦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常做这样的反思。他议论古史往往感同身受，比如僖公四年晋国的骊姬欲谋害公子申生，畏里克而不敢下手，使优施试探之，里克采取了中立观望的态度，申生于是遭难。里克的处境是艰难的，吕祖谦评此事曰：“《大学》之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上下左右之间，皆欲两全而不伤，何其恕也。”吕氏提出了“恕”道，即深察各方之用心、两无妨碍，作为处此两难境地的心理基础⁽¹⁹⁾。这对于人的立身处世皆有训诫意义。

如果说“成己”的人生哲学是通过“一人之所以变迁”体现出来的，而“成物”的治道经验则隐含于“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²⁰⁾的治事之中，尤其通过“礼”的因革损益表现出来。吕祖谦认为周代典章礼制最可为师法：“典常，当代之法也。周家之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讲画，至精至备，凡莅官者谨师之而已。苟喋喋利口，妄欲改更，以纷乱职业，则动摇一代之治体，岂细故哉。”⁽²¹⁾世道的兴衰治乱，集中体现在周“礼”的损益上。比如《左传》记述的是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弑君亡国、棼丝鱼烂的史事，其实，这些历史事件所围绕的中心正是周“礼”的迁革。《左传》隐公十一年中便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²²⁾把“礼”提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祖谦也从人性的角度强调“礼”的大防意义：“欲之寇人，甚于兵革；礼之卫人，甚于城郭。”⁽²³⁾礼这一关纽遭到削弱，祸乱必随后而至，职此之故，礼不可斯须去身。吕祖谦在《左传纲领》中谈到“一代之所以升降”时也有意突出这一中心，以为贯穿于春秋这一时期的，是先王典章文物的典丽阜盛到礼乐衰坏、王纲解纽的过程。对“礼”的崩坏沦丧，吕祖谦怀有惋惜和无奈的态度。他认为对那些毁坏纲纪的乱臣贼子，应当诛伐之而不少贷。因此吕氏一方面抉发《春秋》笔削大义，以严格君臣之分、华夷之辨，如他在《春秋讲义》中认为“春王正月”一句是夫子不得已而标“王”之一字，让人明瞭王道之流行；“公子益师卒”标一“卒”字，目的在点明死者的身份和爵属，以彰明君臣之义⁽²⁴⁾。他以这种标准权衡《左传》，发现左氏的记述亦有缺憾：比如隐公三年的“周郑交质”，周、郑本是君臣关系，而左氏以周、郑相并称，好像对立的两国一般，全不能分别君臣之大义，实际显示了左氏的“不曾明理”⁽²⁵⁾。这种批判以《春秋》大义为准的，显示了吕氏以“尊王攘夷”的经学思想治史的路子。

另外，吕祖谦以为“礼”便是“理”的所在，“理无物而不备，故礼亦无时而不足。”⁽²⁶⁾礼制在社会政治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吕氏对周代许多礼制都有详明的阐释，体现了他对周礼精研深考的功夫。这在他作于晚年⁽²⁷⁾的“随文解义”的《左氏传续说》中尤为突出，在该书中，他几乎不论义理之事，而对狩猎、祭仪、宴饮、执币、卜蓍、车制等礼仪皆有详尽的训诂和推阐。比如对昭公十五年有“三年之丧，虽贵遂服”一句，杜预注以为诸侯之制，凡葬后即除服。但祖谦指出这是春秋时的丧制，并非古制。古人恪守谅闇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皆然；只是后来礼制逐渐松懈，才被人们简化。⁽²⁸⁾吕氏在此问题上明辨毫厘，揭明了周代礼制的真相。

朱熹对吕祖谦的史学多有讥评，大概是由于他对吕祖谦所推重的《左传》和《史记》都没有好感。他认为《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²⁹⁾；而司马迁“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³⁰⁾，皆属于倡导功利之书，有碍于个人心志的涵养，但吕祖谦和门人则将之视为本门的圣典，难免会流于邪妄。朱熹还喜欢把吕祖谦和陈亮扯在一起。虽然吕氏与陈亮关系十分密切，但是两者史学思想轨辙迥异。陈亮史学的意义，就在于高扬汉唐的英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三代完美之治的迷信和玄虚的性理；而三代之治和性理思想则都是吕祖谦史论所依据的基础。但是吕祖谦死后，他的弟弟吕祖俭和门人陈刚等人以祖谦为旗帜，继续推尊《史记》，却难以像祖谦那样能在性理方面立定脚跟，而是纷纷倒向了陈亮功利思想的怀抱。朱熹将此归咎于已经亡故的吕祖谦：“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胡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³¹⁾“吕伯恭乌得为无罪？恁地横论，却不与他剖说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里。今来伯恭门人却亦有为同父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³²⁾认为吕祖谦与宣扬功利的陈亮其实是一样的，于人心有害。这种评价是有失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