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回向三代的复古文道观

叶适对三代治道备极推崇，这影响到他的文道观念也以三代为楷模，因而带有浓厚的崇古色彩。他说：“若夫言语之缛为词章，千名百体不胜浮矣。韩、欧虽挈之于古，然而益趋于文也。经传之流为注疏，俚笺臆解不胜妄矣。程、张虽订之于理，然而未几于性也。凡此皆出孔氏后，节目最大，余所甚疑。”⁽²⁰³⁾韩愈、欧阳修虽兼祧复兴古道与振起衰文之重任，但他们在辞章方面下了太多的工夫，文人的色彩太重；而张载、程颐的性理之学虽然一洗汉代以来繁琐饤饾的章句注疏之学，但由于过分关注心性，轻弃了闻见之知，并以此反对文章之学，也是有失于偏颇的。叶适曾多次提到过“理学兴而文字坏”的话，也是对偏狭的心性之学的批评。

从事于“文”者用力于词章，潜心于“道”者专骛于心性，皆无益于“治”。叶适仰溯上古，揭出了这种弊病产生的来龙去脉，他以为：“上世以道为治，而文出于其中。战国至秦，道统放灭，自无可论。后世可论惟汉唐。然既不知以道为治，当时见于文者，往往讹杂乖戾，各恣私情，极其所到，便为雄长。类次者复不能归一，以为文正当尔。华忘实，巧伤正，荡流不反，于义理愈害，而治道愈远矣。”⁽²⁰⁴⁾叶适认为在战国以后，三代以来气象宏博、开物成务的“治道”精神丧失，道统断灭，“文”没有了归宿，作家致力于词藻之末，而情感放逸，无所底止，愈发背离了治道的精神。因此，文、道两者只有以三代为楷模，归一于理想“治道”的层面上来，才有统合的可能。他多处赞扬三代文、道精神的契合，如：

道之显者谓之文。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²⁰⁵⁾

三代时，人主至公侯卿大夫皆得为之。其文则必皆知道德之实而后著见于行事，乃出治之本，经国之要也。⁽²⁰⁶⁾

主张“文”的回向三代，是一种典型的复古文学思想。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模仿制诰之体，使文字晦涩难懂。在叶适看来，“道”是具体的、动态的，每一时代都有其鲜活的内容，文学则应该是此“道”的具体显现。所以，文学的回向三代，实际是强调文字应当像三代一样合于“治道”，必有关于教化，这一点是叶适反复申明的。他说：“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²⁰⁷⁾本于此旨，叶适要求文章的写作应当事辞相称、文质相副，尤其强调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和现实密切相关。最能体现这个意思的是叶适对内容空洞的“词科”的批评，因为词科考试大多用骈俪体，应举的士子在辞章方面争奇斗巧，和实用的精神正相背驰。叶适说：“朝廷诏告典册之文，当使典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²⁰⁸⁾文章应当内容充实，显示作者的经世眼光和才略，是叶适对作文的普遍要求。他的政论文如此，其文学性最强的十几篇记体散文作品亦不例外。如《醉乐亭记》模仿欧阳修《醉翁亭记》的章法和命意，对永嘉的林壑之美和嬉游之盛做了诗性的描写，而这只是全文的铺垫，叶适没有停留在诗酒吟赏的逸趣中，该文的主意乃在赞扬永嘉郡守孙公善治政事，“防民之轶游，使从其教；节民之醉饱，使归于德。”⁽²⁰⁹⁾实际体现出的是叶适对民生和政事的深切关怀。这类文章流畅典雅，自然清新，但文中的议论往往会透露出他的经世之志。其再传弟子吴子良评之曰：“自古文字，如韩欧苏，犹间有无益之言，如说酒、说妇人，或谐谑之类，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庄重。”⁽²¹⁰⁾

与实用色彩的文学思想相为表里，叶适主张“文”的回向三代，还隐含着对上古文字风格的继承。叶适认为三代之后，文脱离了治道，体现在文字形式上，乃是“言”和“文”的分离。叶适说：(www.xing528.com)

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约义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尔。⁽²¹¹⁾

在叶适看来，“言”和“文”所负载的功能是不同的。古人立言以明道，将之作为“不朽”的事业。其中，上古典籍的语言文字乃是最典型的“言”，所载为天下最明白正大的道理，叶适称之为“正言”：“凡正言之理无不具，而隐显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为经也。”⁽²¹²⁾而“文”则是“言”的变体：六经之外，别有义理可以发明，“文”便是为了表达义理和诸家论辩的需要而出现的，它对于文辞形式本身予以特别的关注。诸子中富于气势和辞采的说理文当属于这一类。如果说用以明道的经典文字属于“正言”，那用来讲理的文字则属于“旁言”，也即“文”：“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后人所以为文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文人夸靡斗巧而蒙昧于理的作品仍不能包括在“文”之内，他说：“若夫穷虑殚思，以无为有，自处妄而后反之于正，此违于经而谬于文者也，《上林》、《大人》赋是也。”⁽²¹³⁾又说：“其后俗益下，用益浅，凡随事逐物，小为科举，大为典册，虽刻秾损华，然往往在义理之外矣。岂所谓文也。”⁽²¹⁴⁾叶适所谓“文”的外延是很小的，比起六朝的文笔之辨中对“文”的几种界定要狭隘得多，司马相如的大赋作品与后世的科举文皆无当于义理，无益于教化，只在文章辞藻方面精心纂组，以求烨人心目，这样的作品严格说来连“文”都算不上。从“言”到“文”到纯文学语言的衍生，是前后相续的历史过程，叶适对这种流变持否定的态度，其“文”的理想还停留在原初形态的泛文学阶段。

叶适说：“未知古人之质，而徒以为文，此文之所以益陋也。”⁽²¹⁵⁾叶适推崇质实、敦朴的作品，乃是源自他对三代之“文”的认同。三代典谟制诰是事辞相称的典范作品，“使言语文字各极其致，故能不约而自合”⁽²¹⁶⁾。即言词以达意为目的，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在论说表意方面是最没有限隔的。后世的文章常常在两个方面扭曲和违背了这种可贵的文风。首先是以复古为名的拙散断鄙的拙劣文风。古人的语言本来是朴实自然的，而后人忽略了语言的历史流变，乃目之为古奥晦涩，以为古文的特点便在于是，这实际是一种误会。他曾经批评西魏的苏绰提倡典诰体，以及王安石“但取经史见语错重组缀”的模拟典雅的机械做法，认为他们都是很荒谬的⁽²¹⁷⁾。每一个时代的文章都应当质实近情、明白晓畅，才能更好地为政教服务。另外，叶适还反对刻意雕琢辞采。对绮错华靡的文采的陷溺是文学脱离了政教后出现的现象，用叶适自己的话说是“大道既废，专为虚词”⁽²¹⁸⁾。他认为这实际是内容贫乏的表现：“至言大道不足以辨丽奇伟，而辨丽奇伟必出于小道异端。”⁽²¹⁹⁾越能显明大道的文字就越朴实平易；相反，内容越空洞就越要藉华丽浮靡之词以掩饰：“辞”和“实”的成分是适相反对的，此盛则彼消。因此回归率直朴素的文风才是文学发展的正道。

叶适的复古文学思想具有非常浓厚的儒家实用色彩。罗宗强先生指出：“儒家对文艺的影响，则主要是使文艺纳入政教的轨道，或者更确切地说，使文艺成为政教的工具。……所谓脱离政教，自创作者言之，是指它不被用来作为教化的工具，不被有意识地用来明儒家之道，也没有被用来讽谏；自鉴赏者言之，它没有被用来观盛衰，了解为政之得失。”⁽²²⁰⁾本来，“文”正是脱离了政教附庸的角色，超越了功利思想的束缚，才有了独立发展的可能和意义，在辞采和情感的方向辟出自己的空间。脱离了政教的束缚是文学的进步，但是叶适却站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立场上，对此持否定态度，显示出其偏狭的一面。可以说，他把文学从理学家“害道”的诛伐中解救出来，重又将之纳入了政教的枷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