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研究成果

陈傅良是薛氏的学生，又是永嘉学术集大成者叶适的老师，在永嘉学术发展链条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其文名较著，则多半来自于科举文的影响：陈氏早年在瑞安创办仙岩书院，教授科举时文，深研科举文法，从学者常数百人，以至于影响到场屋文风的变化。陈氏也因此文名大振。⁽¹⁶⁰⁾

陈傅良的文学思想流露出浓厚的崇古色彩，他认为“文”的最高标准是三代。《止斋集》中有一篇《文章策》⁽¹⁶¹⁾，较详细地阐述了其“文”的理想，以为：“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非无文人也，不以文论人也。非无文法也，不以文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风俗一，天下未尝惟文之尚也。”⁽¹⁶²⁾《策》中所述的三代之“文”，是广义的、原始的“文”，相当于“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的概念，实指三代的典章诰谟、礼仪法度等礼乐文化。陈傅良指出，三代虽然没有专门的人从事于文学辞章，但却共同创造了巍巍皇皇的文化成果，这才是天下至文之所在。

陈傅良对三代之“文”的崇尚，是和他的“道”论密切相关的。傅良继承了薛季宣“道在器物”的思想，进而提出“器便有道，不是两样”，本于这一点，傅良强调作为“器”的三代“礼文”的意义，认为三代“王道”便寓含其中。所以，三代乃是“文”、“道”合一的典范。陈傅良寝馈六经，而最看重凝聚了三代礼文、体现了宏大之治的《周礼》，对该书所描述的礼乐制度之“文”有深入细致的研究，欲从中把握为治之“道”。根据《温州经籍志》的著录，陈傅良曾作《周礼说》三卷（已佚），并于绍熙三年间进献光宗，该书以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为目，目各四篇。此书不但论大纲，以明治本，而且对名物度数等一些琐细的名目皆有所考核。此外，他还同徐元德共著《周官制度精华》二十卷（已佚）。陈氏自称“于《周官》粗尝用心推考”⁽¹⁶³⁾，其实他足当得起《周礼》学大家的称号。

在《周礼》研究中，陈傅良既反对郑玄“崎岖章句”的解经路子，也反对王安石歪曲经旨的《周礼新义》。郑玄的《周礼》学虽然以宏富浩博、巨细靡遗而影响广远，但作为解经之作，难免过多关注细目而忽略了治道大旨。陈傅良批评道：“彼二郑诸儒，崎岖章句，窥测皆薄物细故，而建官分职，关于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后学承误，转失其真。”比如封建之制的原貌，就因郑玄的注而汩乱不彰⁽¹⁶⁴⁾。郑玄之后，能抉发《周礼》治道大义的无如王安石。王安石曾著《周礼新义》，《周礼》中理财的内容，为其变法学说提供了经典的依据，以孚众心。王安石变法在南渡之后落得声名狼藉，人们普遍认为宋王室的倾覆实际是王安石变法导致的恶果⁽¹⁶⁵⁾。陈傅良也持这种见解，他对王安石《周礼新义》歪曲经旨的做法颇为反感：“熙宁用事之臣经术舛驳，顾以《周礼》一书理财居半之说，售富强之术。凡开基立国之道，斫丧殆尽，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靖康。社稷邱墟，生民涂炭，老生宿儒，发愤推咎，以是为用《周礼》之祸，抵排不遗力。”⁽¹⁶⁶⁾王安石虽然欲将《周礼》理财之道施诸政治改革以图富强，但是他的《周礼新义》牵强附会，理解错谬，故而最终贻患深重。

在陈傅良看来，郑玄的章句训解和王安石武断地打着《周礼》的旗号进行改革都是各趋一偏，皆使《周礼》的真精神湮没不彰，不能求得三代“道”的真髓。但是如果因为这两种失误就蔑弃《周礼》这部著作，则是因噎废食的做法。陈傅良指出：

《周礼》一经尚多三代经理遗迹。世无覃思之学，顾以说者谬，尝试者复大谬，乃欲一切驳尽为慊，苟得如《井田谱》与近时所传林勋本《政书》者数十家，各致其说，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则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亦几于理矣。⁽¹⁶⁷⁾

认为如果能够考察清楚三代的礼乐制度，等于是把握了治国的枢机。陈氏号为“最为知今”的学者，而不是泥古不化的学究。他通过考察《周礼》一书的设官分职、军政庶务、典章律令，研求《周礼》一书开物成务的治教经验，意在为当下政治之道提供原始经典的借鉴。这相较于抱守经书、对三代的“度数事物”进行详核明辨的郑玄，和机械搬用《周礼》以改革的安石，是一种兼有历史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路子。

陈傅良自称“尝缘《诗》、《书》之义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见于《周礼》一书”⁽¹⁶⁸⁾。是以《诗》、《书》与《周礼》相互发明的路子。其礼制之学以《周礼》为本，而以《诗》、《书》为辅翼，认为《诗》、《书》亦是三代治道的文化载体和表现。《诗》对人性情的涵育熏陶，《书》以制诰训命辅翼治体，从中都可以考见成康等圣贤之用心。即以《诗经》的《南》、《雅》来说，就体现了文章之道与政相通的道理。他论《诗经》说：“当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国风而已。”⁽¹⁶⁹⁾《南》、《雅》表现群臣、嘉宾、兄弟、朋友的聚合欢宴，觞豆歌咏之间便可考见其时礼文之盛，乃是三代之文和圣贤之道的诗歌表现。而《尚书》中的典谟训诰之作，更是昭显古圣帝王功绩勋烈的实用文体。从这些作品中可以考见一代威赫宏大的治貌。

以弘扬三代文教的《周礼》、《诗》、《书》为标尺，推崇有益于治道之“文”，具体到个人的修养，就应当以三代的精神气度为向望，处世立身之“道”与显志之“文”两者并进，而不能以作一个空头的文士为满足。陈傅良在一封信中勉励自己的学生说：

示及新篇，意趣闲淡，然诗律更当进步。子齐德性器度绝过伦辈，而区区犹有增益未能之望，则磨砻乎事业，奋发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后可以应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约之学，而《曾子问》一篇自礼之穷，世故之变，悉讲而后已。以此可以推测孔门之传也。⁽¹⁷⁰⁾(www.xing528.com)

他对丁子齐的期望有两方面，一是精进于事业，一是奋发乎文章。这两者应当兼通，相互增益，而不应有所偏废。实际上，这两者又不是无所倚重的。通达事体、业有所成乃能确立根本，使作者能至于广大之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业的磨砺和辞章的锻炼修饰应是本与末的关系。他在《答刘公度》中指出当下之弊：“经生徇偏，何者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¹⁷¹⁾“本”乃是开物成务的古“道”。文士不应将对文辞本身的追求作为最终目的，而应当有为而作，着眼于世用。

这种以文辅政的理想在陈氏那里得到了充分实现的机会，对他的文学观念也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绍熙三年，陈傅良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权中书舍人，掌管草诏拟命，并分工签押本省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文书，如发现事有失当，或除授非妥，许封还词头。《朝野类要》卷二：“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¹⁷²⁾此职务虽是草拟政令，但必以代圣贤立言的口吻为之，文风必须古雅稳重，字字着实，而无矫揉藻饰。陈傅良对于这一除命非常看重。他在谢表中说：

代言之任，与政相通。顾惟何人，亦在此选。（中谢）臣闻惟虞夏商周之世，有谟训诰命之书，至于两都，亦称七制。要是人主猷为之盛，见于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遭，是以不朽。然则邹枚而下，词藻岂谓之乏人，魏晋以来，号令不闻于传世。虽仅存于职掌，曾何补于治功？洪惟本朝，追并隆古，庆历元祐之际，岂非千载之一时？欧阳、苏轼之徒，故有六经之遗意，式至今日，作兴斯文。由此观之，则臣幸甚。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虚心无我，立政惟人，方且视民而如伤，未尝以位而为乐。凡所播告，无非休明。臣敢不益励初心，以期后效。必也缉熙光明之学，至于令终；庶乎草创润色之文，可以行远。⁽¹⁷³⁾

此表虽不免于套语，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方面，陈傅良为能将自己的文学才能充分运用到政务当中感到欣慰和自豪；另外，此表中重申了汲汲于词藻之工无补于治道的思想，因此自枚乘、邹阳之徒刻意于文章雕虫，到魏晋时期浮靡文风的泛滥流播，陈傅良皆一概排斥之，认为直到有宋建国，欧阳修、苏轼以复兴古文相号召，反对五代至宋初的骈体文和西昆体，矫正了虚薄夸靡和怪诞诘屈的文风，才使得文字古雅而稳实，有利于思想的自由表达。陈傅良对于欧、苏复兴古文的努力予以大力肯定。但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宋代，由于中书舍人以草拟制诰为本职，他力图追摹三代训谟诰命之体。其内外制作品充分体现出他崇古的好尚。

陈傅良自称：“仆虽愚，颇好古道，及其文辞。”⁽¹⁷⁴⁾他所谓的“古道”，实即三代之道；而其文辞，当指《诗》、《书》等古代经典的文字风格。除了模拟《书》的典谟制诰之体外，《诗》的古雅平和态度对陈傅良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傅良族弟陈武赴江西任时，他同友朋十人分韵赋诗，又为之引宗湛弟侍《国风》十五篇为别。傅良云：“作者居大半，道其所历山川辛苦之状，仆马之病，而止于礼义，古删诗取焉。骚人多怨诽，自骚以降，无讥焉尔。若夫大雅之赠别，则异于是，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此所谓治世之音也。十人者之诗虽工拙不必论，要皆归于和平而无恨。”⁽¹⁷⁵⁾他对于雍容和平、怨而不怒的《诗经》更为倾心，而对颇多怨悱之词的楚骚则有憾词。他指导自己的朋友学诗，也不惜金针度人，教其以《诗经》为摹法对象，时时讽诵，久而见功，所谓：“诗篇尽佳，更加停（阙），勿以言尽意为（阙）。《三百篇》往往为训诂家解驳类（阙），浅迫（阙）人意有远矣。谢逍遥尝说《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后语者不能，此义足可三复。公余但于《南》《雅》索之。圣贤贵寡怨，《诗》至于可以怨，必有道也。来教所谓攻之愈力愈不见效，岂谦辞耶？”⁽¹⁷⁶⁾

但是，包括《周礼》、《诗经》、《尚书》在内的“文”毕竟只是文学的原初模态，对文辞还没有很自觉的审美追求，距离后世成熟的文学观念太远。陈傅良的这种泛文学观念同时又是偏狭的，因为崇古的同时往往不免陋今，这表现在陈傅良对纯文学的排斥态度。他以治“道”为中心，重将文学纳入政治的强力之下，甚至将“治道”与文学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认为文章华藻的流衍繁盛其实是政治衰颓、士气卑弱的外在表现。他说：

唐袭八代之衰，历房杜姚宋不能救也。诗至李杜，文至韩柳，经术至啖赵，庶几乎古，而唐（阙）衰矣。内则朋党，外则藩镇，皆一时之俊，何没没也。将所谓文与政通者，非此之谓欤？宋兴七十余载，百度修矣，论卑气弱，儒士犹病之。及乎庆历，始以通经学古为高，救时行道为贤，犯颜纳说为忠，呜呼盛矣。然向者丁寇吕范之朋党兴而复熄，庆历以后则朋党遂炽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睹矣。岂论卑气弱乃所以为盛时耶？⁽¹⁷⁷⁾

这也是对“文与政通”的一种诠释，不过文和政不是互相增益，而是此盛彼衰的关系。似乎李、杜、韩、柳的文章之盛恰恰昭示了“道”的衰落。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陈傅良对作家的品评，往往不太关注文章的艺术性，而对其人在政治行为中表现出的品质看得更重，认为：“射策之晁错，不如木强之申屠；谈经之公孙，不如戅愚之汲黯。……汉之文，扬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时固不免。”⁽¹⁷⁸⁾扬雄、韩愈身为文士，虽才艺有余，但陷溺于华藻之中，采取了错误的政治立场，于辅翼治道之功实有所缺欠。所以，后人赋予二人文化史上的卓著地位其实是应该大打折扣的。

总之，陈傅良归本于政教事功的文学观念带有强烈的复古色彩。不过，陈傅良对文人的苛评主要是在论、策之中，难免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对文章作法完全鄙弃；恰恰相反，为了更好地达意明理，切于实际用途，文章的写法其实是个大的学问。陈傅良本人是当时著名的文章家，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在这方面有颇深的感受。朱熹就曾经赞扬他：“今陈丈君举郎中精敏该洽，词笔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万一者。”⁽¹⁷⁹⁾朱熹向不轻易许人，在文章方面如此赞许陈傅良，陈氏之文在时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可见一斑。其实，教学和从政的经历对陈傅良文学修养的进益有着很大的帮助：一方面，他早年授徒科举学，门下弟子的请益让他不得不经常考虑文章的写法问题；另外，傅良所从事的草拟诏制的职业，让他和文章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以上所引《策》中的言论为我们展示的是作为事功学者的陈傅良；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我们又能看到作为文章家的陈傅良，特别是在与朋友的答问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他在写给族弟陈谦的《送陈益之架阁》中，以绳法规矩教其为文：“论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严重而宽平。作文不欲如组绣，欲如疏林茂麓，窈窕而敷荣。桢干盍亦烦绳墨，滋味何如余典则。”⁽¹⁸⁰⁾强调的是文风的稳实和整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