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文化和文学传统在南宋浙东学派书中的研究

永嘉为浙东名郡，宋代隶属于两浙路瑞安府，也即温州（永嘉郡），统辖永嘉、平阳、瑞安、乐清。宋代人提及永嘉，是指古永嘉郡的范围，也即温州。永嘉东南濒临大海，西北阻于群山，南通闽越，襟江带湖，饶水陆之美。且有鱼盐、布帛、稻米之产，自古经济富庶，环境安泰，祝穆《方舆胜览》概括其地民风曰：“少争讼，尚歌舞，妇人勤于纺绩。”⁽¹⁰⁹⁾在这样平和安乐的地域环境中，尚礼文、好淫祀、喜修饰成为永嘉民风的突出特色，这使该地充郁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林汝诏《游雁荡记》：“东瓯去浙远，其间地僻民醇，城市清楚，人好修饰。”⁽¹¹⁰⁾旧《温州府志》称“永嘉尚礼文，重丧祭”⁽¹¹¹⁾。永嘉“好文而近儒”⁽¹¹²⁾。永嘉处于浙东，其地多山，土壤贫瘠，农耕条件恶劣，经商和从文是当地人两种重要的人生选择：旧《浙江通志》云：“君子尚文，小人习于机巧。”⁽¹¹³⁾

从宋以前的历史来看，晋代五胡之乱后的衣冠南渡，大大带动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对永嘉地区来说也是一次大的促动。“闽越遐陬，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违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¹¹⁴⁾从自然环境来看，永嘉山水钟灵毓秀，激发着当地人的山水审美意识，涵育陶冶着他们的清淑之气和藻思才情，潜移默化中浓化了他们“尚文”的趣尚。永嘉之地“其水汹涌，其山雄奇”⁽¹¹⁵⁾，境内和周边山有雁荡山、天台山、罗浮山、华严山等一百余座，水有楠溪、剡溪、梅溪等五十余条。这些对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招徕了前代许多胜流登临游观，吟咏啸歌，长期以来形成了浓厚的人文传统，积淀下丰富的人文资源。东晋王羲之、颜延之，南朝宋谢灵运等文坛名宿皆曾任永嘉郡守，他们的流风余韵绵延流播，深入人心。根据万历《温州府志》、光绪《永嘉县志》以及祝穆《方舆胜览》等书记载，王羲之曾在晋穆帝永和、升平年间任永嘉郡太守⁽¹¹⁶⁾，王羲之在永嘉的种种轶闻亦广为流传。如五马坊、笔亭、墨池等地名都是因这些传说而命名的。此后，颜延之在宋文帝永嘉三年因为冒犯权贵，由原任步兵校尉出为永嘉太守。永嘉山水尤因谢灵运的出守而名扬天下。据《宋书·谢灵运传》：“（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¹¹⁷⁾永嘉山水怡人，灵运在永嘉时无不登临。正是永嘉的明秀山水孕育出了灵运《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等千古传诵的名篇。自此，王、谢风流便成为永嘉地域文化中一道绚丽的色彩，成为永嘉诗文中常常表现的主题。周行己、许景衡、王十朋的诗赋中常有“谢公楼”、“春草池塘”、“王谢兰亭”一类的词汇，尤其是长期留居永嘉的楼钥，在其多篇制文、启文中，提及当地人文之盛，则必称王、谢。王、谢风流已经成为永嘉文人企慕的一种风范，让人充满向往。

不过总的来看，永嘉在宋以前除了山水的秀美为人瞩目外，很少有人重视其自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北宋中期以后，永嘉的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发展成为东南的一大都会；而且俊彦蜂起，学术文化盛极一时。到了南宋，永嘉地区蒙惠于宋室南渡的历史因缘，人才文物之阜盛尤倍于前代。王十朋在《何提刑墓志铭》中说：“永嘉自元祐以来，士风浸盛。……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¹¹⁸⁾而且南宋的永嘉延续了自古以来“尚文”的传统，这在民间有普遍的体现：

吾乡风俗，敬客而敦师友。每一重客至，某人主之邻里乡党知客者必至，不知客知某人者亦至。往往具觞豆，登览山水为乐。间相和倡为诗，致殷勤，或切磋言之。于其别，又以诗各道所由离合欢恻之意，冀无相忘，盖其俗然久矣。⁽¹¹⁹⁾

此外，“尚文”还表现在读书人数的迅速增长。这由温州应举者的人数可见一斑。根据贾志扬《宋代科举》的统计，北宋神、哲年间，温州参加州试的士子占成年男丁的0.1％；到宁宗前有八千人应举，这一比率乃骤升至6.8％，是全国最高的⁽¹²⁰⁾。而且永嘉人的科举事业成绩斐然，乾道间任温州教授的楼钥曾统计过，由天圣至乾道八年，永嘉登第者共有337人，其中还出现了王十朋、木待问两位状元，以及蔡幼学等四位省元。这一数字不仅在同时的浙东居首位，在全国亦位列前茅。楼钥在《谢试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启》中说：“载惟永嘉，实名东浙。鳌头屡占，在纷纷白袍之间；黉舍宏开，无青青子衿之废。”纷纷白袍，也即“麻衣如雪”的科场士子。他还总结永嘉科举之盛的原因道：“此邦之士……议论词篇，类有旨趣，进士之盛，岂其是欤？”⁽¹²¹⁾无论是考试诗赋还是策论，既要求举子有真知灼见，又要有一定的文学功底，议论合乎轨辙，文理整饬谨严，才能获取高等。这需要必要的文学训练。永嘉人为了应考，往往在幼时就学习作时文。根据相关材料所载，永嘉著名学者周行己、郑伯熊、陈傅良、叶适都有接受科举教育或讲授时文的经历。可以说，科举时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永嘉重文风气愈趋于浓厚。

宋代以来永嘉尚文风气之盛，还体现在当地学者大多有着较高的诗文修养。早期的永嘉学人传承洛学，深于道德性命之际；在文章方面，周行己、许景衡、王十朋、薛季宣、陈傅良等著名学人皆擅作诗文，颇有杰特之作。

周行己（1067—1125？）生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其《上祭酒书》云：“十五学属文，十七补太学诸生，学科举。”⁽¹²²⁾此后他虽然从程颐学为“修德立行之学”，而同时又与曾巩、黄庭坚、晁说之、秦觏、李之仪等文学名家皆相倡和，对苏、黄二人尤多称道。周行己有《寄鲁直学士》一诗，称：“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烁垂明珠。”⁽¹²³⁾其为文也受到苏黄等人的濡染。周行己的记体散文写得很出色，其《浮沚记》一文记述了自己讲学授徒所在的浮沚书院修筑经过，并借以抒发自己委身陋室，如聚沫浮沤暂寄于尘世的感喟，以及“安于仕”、“安于居”、“安于生”的安贫乐道的生命境界⁽¹²⁴⁾。该文多排用短句，收纵自如，读来娓娓如话，说理而不流于迂阔，显示了作者极高的文学修养。

周行己的诗文除了规摹苏轼，还转益多师，他自称：“上希屈宋，下法韩柳，见自古文人多不拘尔。”⁽¹²⁵⁾他自己的诗文亦有“不拘”的特点。比如《征妇怨》写新婚女子送别征夫的悲痛，明显学杜甫《新婚别》⁽¹²⁶⁾；《营居有感》以“有鹊衔枯枝，往往营其巢。巢成雌卵雏，雏出声嗷嗷”开首，比喻自己的生计艰难，则有汉魏乐府诗的风致⁽¹²⁷⁾。周诗题材也较开阔，连蚊子搅扰睡眠等日常琐事也写入诗中⁽¹²⁸⁾。周行己诗虽现存不多，但皆明白如话，造语纯熟，没有学者气。如四库馆臣所褒扬的：“（周行己）诗文亦皆娴雅有法，尤讲学家所难能矣。”⁽¹²⁹⁾(www.xing528.com)

和周行己齐名的是“永嘉九先生”之一的许景衡。许景衡（1072—1128）历仕哲、徽、钦、高四朝，《宋史》本传称其“志虑忠纯”、“议论剀切”⁽¹³⁰⁾，在政治上颇有作为。景衡亦擅为诗，由其“往在横塘诗酒社，而今不忍重寻思”⁽¹³¹⁾和“请看十八人同社，尽是人间第一流”⁽¹³²⁾以及“还许追随白莲社，横塘今已结茅庐”⁽¹³³⁾等诗句，可知许景衡早年曾效法庐山慧远，主盟横塘诗社，晚年还常常缅怀这段雅意诗酒的潇洒生活。许景衡称“至音本澹泊，太羮异凡具”，把澹泊平易视为文的最高境界。他自己的一些诗作也有意模仿渊明，如《晚晴》：“南州苦卑湿，梅熟复何如。老夫厌巾屦，稚子在泥涂。新月出天末，微凉生雨余。陶公入州府，此兴与谁俱。”⁽¹³⁴⁾该诗表现田园风情，意味散淡，无意求工，尤其是“新月出天末，微凉生雨余”二句清新疏朗，颇饶陶诗兴味。

许景衡为人刚正不阿，风操介然，在为官期间屡有劾奏奸佞之举，并因此招致权幸嫉恨，一再受到王黼、黄潜善、汪伯彦等奸相的排沮。景衡用世之心甚切，其忠直端悫之志却至死不渝。不过，许景衡的诗中却常常流露出倦于用世，萧然出尘之想。如：“自笑当初作底官，只应山水得盘桓。”⁽¹³⁵⁾颇有误入尘网，欲返吾初服的意味。这一方面，景衡亦从陶渊明那里寻到了精神寄托，他欣慕渊明遗世独立的诗酒人生，“渊明松菊”、息影田园，成为许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如：“渊明松菊还堪赋，白傅园池亦有图。莫把五湖都占了，也须留与故人俱。”⁽¹³⁶⁾在寄赠亲友的诗中所流露的这种出世思想，虽然可能只是一种难于企及的理想境界，但应该是真实的想法，而不应视作为文造情的矫饰。再如：“三径日荒芜，归来何晚耶。亦既谢父老，低头自吟哦。人生各有役，倦游即还家。”⁽¹³⁷⁾该诗作于靖康元年，此年许景衡为辩白李光、程瑀之事而落职奉祠还家，诗中深处所蕴含的乃是因奸佞当道而不得逞其志愿的牢骚。许景衡在官场屡起屡踬，徘徊于出世、入世之际，视官场为畏途，因此诗中透出许多无奈，并非全是陶渊明式的洒脱。

相较于周行己、许景衡，王十朋（1112—1171）在永嘉士人中影响更大，“绍兴末乾道初，士类常推公（十朋）第一”⁽¹³⁸⁾。这一方面由于他立身刚正，曾上疏劾论史浩等权倖无所回隐，并因绍兴和议之前坚决主战而为士人所称；此外，王十朋亦因绍兴二十七年高中状元而名扬天下。王十朋喜好诗文，乾道元年曾在饶州与洪迈、张安国、王矩等人组成楚东诗社，名噪一时⁽¹³⁹⁾。王十朋在诗文方面标帜甚高，以韩、柳、欧、苏四家为古文的最高楷模，并指出各家的优长与缺憾。“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¹⁴⁰⁾他对四家的概括有些含糊，并不准确。大概是着眼于韩、欧的儒学色彩更重一些，而才气相对于柳、苏略显拘谨。因此他主张取法四家之长：“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¹⁴¹⁾从王十朋的一些文章来看，确实有汲取众家的味道。

十朋在作诗方面用力尤勤。朱熹《梅溪集序》称他“平居无所嗜好，顾喜为诗”。其文集现存五十四卷，诗作就占了三十卷。王十朋作诗最推崇韩愈，布衣之时曾和韩诗数十百篇。这一部分在他的诗中也是最出色的。除了和韩诗之外，王十朋有相当数量的诗以浙东的佳丽山水和古迹为题。王十朋三十五岁之前基本上都是在温州乐清老家度过的，他的后半生辗转奔波于临安、永嘉、绍兴之间，饱历行役风尘，也因此得以登临游赏沿途的明秀山水。王十朋称白居易和苏轼“文章均得江山助”⁽¹⁴²⁾，这句话也可作为他自己诗作的一个注脚。他沿途必有诗，而写得最多的是雁荡山。如《度雁山》:

雁山五经眼，兹行尤可观。初冬天气佳，雁归山未寒。有日照幽谷，无云翳层峦。入境见祥云，振衣登马鞍。瀑水飞玉龙，羽旗导翔鸾。石柱屹天外，卓笔书云端。灵峰观石室，杖屦穿巑岏。山禽知我来，好音若相欢。群峰列春笋，丹青状尤难。行色愧匆匆，更约他时看。⁽¹⁴³⁾

这是对雁荡山景象总的描写，此外十朋诗对山上的龙湫、灵岩寺、瑞岩等景观也多有表现，不过其诗中多言自己行色匆匆，不能尽兴，表现的是自己对故乡山水的钟爱和对宦情的厌薄。

以上所举数人，在永嘉学术史上有导源发轫的意义和地位。周行己和许景衡都传承洛学，名列“永嘉九先生”之中；王十朋在《宋元学案》中被列为张浚门人，其《性论》一文严辨性与才，对性命之理颇有心解⁽¹⁴⁴⁾。他们兼擅属文，作品文采发越，没有严肃刻板的学究气。这几位永嘉前辈雅为后学推重，形成了文、学兼重的氛围和传统。这种精神也对后来的永嘉学术名家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