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探究

相较于朱、张的正统理学路径，吕祖谦之学呈现出广纳博采的特色，故而经常遭到来自朱、张“博杂未粹”的批评⁽³²⁾。这是由于祖谦所秉承的以“博杂”为特色的吕氏家学，是其学术思想抹不去的底色，而他本人又博通经史文章之学。

吕氏在宋代世代簪缨，地位十分显赫。王明清《挥麈录》中叙列吕氏家族中人时说：“吕文穆（蒙正）相太宗，犹子文靖（夷简）参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公弼）为英宗副枢，为神宗枢使；次子正献（公著）为神宗知枢，相哲宗。正献孙舜徒（好问）为太上皇右丞。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³³⁾此外，全祖望亦称“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吕氏、韩氏。其子孙皆能以学统光大之”⁽³⁴⁾。虽然吕氏这样的世族可以享受“荫补”，但是家族中人并不倚仗于此，而是以用功于学问、潜心于文史而在宋代的学术史上写下了色彩浓重的一笔。吕氏七世入《学案》者便有十七人。《宋元学案》载吕氏学人始自吕公著⁽³⁵⁾，而由吕希哲立定规模，至吕本中乃真正成熟，吕祖谦更是吕学的集大成者。史称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³⁶⁾。所谓“文献之传”，应分别来理解。其中“文”指经史文章典籍，“献”指儒者的思想和议论⁽³⁷⁾。吕氏家学在“文”、“献”两方面经由父子相传而涵化出了自家的特色，那便是融合众家，择善而从，显示出淹雅浩博的学术气象。

从经史典籍方面来看，吕氏家族南渡后对文献的保存可谓泽被深远。南渡后宋廷典籍散亡严重，庄绰《鸡肋编》卷中云：“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尽。”⁽³⁸⁾吕好问、吕本中父子在与张邦昌伪楚政权的周旋中，才得有余暇将文献图书从容转移到江南，故而保存了一大批来自中原的文献资料。吕祖谦在《祭林宗丞文》中说：“呜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³⁹⁾西垣公，就是吕本中。而且，吕氏家族秉承了“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的儒门古训，他们泛滥书史，淹通坟籍，对古代经典文献下了不少功夫。吕本中于元祐间侍经筵时曾有《论》、《孟》两书讲义，另有《春秋解》十卷。吕祖谦秉承宗风，穷其毕生精力孜孜于文献的考订和整理。他搜罗剔抉，去伪存真，研究范围涵括了五经、十七史、历代典制乃至宋代经史文章家的著作。仅关于《周易》的著作，吕祖谦便曾考订《古周易》、《古易音训》、《周易系辞精义》、《易说》、《周易古经纂》五种，十七史皆有详节，“俾儒者知前人读书必贯彻首尾”⁽⁴⁰⁾。吕祖谦细心于经史文字的考核注解，为保存和整理先代文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他们经史典籍方面的淹贯相一致，吕氏学者亦能博采众家之长。吕氏以儒学名家，且归本于程氏，但又能不拘泥于程学门径。“不名一师”、“兼采众长”乃是其最显著的特色。这在学术门户森立、相攻若雠的宋代是尤为难得的。比如吕希哲“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⁴¹⁾。焦千之是欧阳修的弟子，胡瑗的湖学、邵雍象数学、王安石新学、程颐洛学学术路径迥异，而吕希哲能杂取众家，集于一身，这需要一种宽闳的学术气度。用吕希哲自己的话说，从师原则应当是“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不主一门，不私一人，善则从之”⁽⁴²⁾。即唯“善”是从，不拘于门户。吕祖谦的另一位前辈吕本中私淑程颐，“又从杨时、游酢、尹焞诸人游，濡染最深，师承极正。故粹然颇有儒者气象，非诸家说部所能方驾”⁽⁴³⁾。杨时、游酢、尹焞都是程门弟子，其学说亦各有所长，吕本中皆能有所批判地吸收。

吕氏泛滥出入各家，不仅表现为他们能博取儒门各派之长；在植根儒学的基础上，吕氏学人又多沉溺于佛学。这和北宋中后期兴盛的禅悦之风是分不开的，“两宋诸儒门庭，半出入于佛老”⁽⁴⁴⁾，受此风潮影响，吕氏家族从希哲开始，几乎每代都有佞禅者。比如吕希哲在博览儒、佛典籍之后，得出了“佛氏之道，与吾圣人吻合”的结论，乃遭到朱熹的批评：“程氏之门，千言万语，只要见儒者与释氏不同处。而吕公学于程氏，意欲直造圣人。尽其平生之力，乃反见得佛与圣人合，岂不背戾之甚哉！”⁽⁴⁵⁾到了下一代的吕好问，仍对禅学有好感，《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就称宗杲“雅为右丞相吕舜徒（好问）所重”⁽⁴⁶⁾。宗杲一生历哲、徽、钦、高、孝五朝，是两宋之际的有德衲子，他竭力提倡真机流动的“看话禅”，雅为士林所重。除了与吕好问交往颇密外，与其子本中亦颇有禅学之缘。本中浸淫禅学，《居士分灯录》称其“致书问大慧禅要”，两人会于江西，本中一见宗杲，即有“扫除文字习，追寻香火盟”⁽⁴⁷⁾之愿，可见受宗杲禅思熏染颇多。吕本中论诗主“活法”，很有可能就是受到宗杲“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鲅鲅地，常用现前”⁽⁴⁸⁾禅法的启发。

宗杲对吕氏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吕祖谦。祖谦与宗杲倾心相交，他有一首致宗杲的启文，与手迹摹刻附祖咏的《大慧年谱》一起传世⁽⁴⁹⁾。吕祖谦在给弟子讲《周易》时说：“向晦入宴息，晓便起，晦便息，饥便食，渴便饮，尧舜便禅让，汤武便征伐，八元便举，四凶便逐，姑举一事以明之，则知事事皆如饥食渴饮，昼作夜息，不费思量，本无一事。只为见得理明时到，自应天下之理。既如渴饮饥食，昼作夜息，理甚明白，初无难知。”⁽⁵⁰⁾这与禅宗平常心是道、随缘任运的思想如出一辙。朱熹亦说：“伯恭辞气之间，恐其未免有阴主释氏之意。”⁽⁵¹⁾吕祖谦之所以好佛禅之说，除了家庭影响外，大概也因为佛禅自证自悟的路径对理学家的心性修养有所帮助。就连理学宗师朱熹从学延平之前，亦曾长期在佛禅中过活⁽⁵²⁾，但他复归儒学之后对吕氏溺禅大加批评，实际希望将吕祖谦拉入醇儒的行列。

吕祖谦亲承庭训、濡染于父祖，奠定了深厚的家学基础；另外，同祖辈一样，他也曾转益多师以进学。他绍兴二十五年从游于三山林之奇，绍兴三十年从籍溪胡宪、玉山汪应辰问学⁽⁵³⁾。林之奇是吕本中的弟子，汪应辰是喻樗的学生和女婿，而喻樗则是杨时的学生。此外汪应辰还曾受学于张九成和吕本中。胡宪是胡安国的侄子，是湖湘学的传人。即胡、汪二人分别是程学的再传和三传，而林之奇则是吕学的入室弟子。

相较于胡宪和汪应辰，林之奇（1112—1176）对吕祖谦的影响更大一些。他“欲以广大为心，陋专门之蒙昧”，颇有吕氏之风，不过，林之奇之学较吕本中更显得纯正，这表现在他对儒学与释、道之说的严分泾渭。《拙斋文集》中常对佛教的“蔑天理、弃人伦”的教义大加挞伐，还将容易混淆的释氏五戒和儒家五常详加辨析，以树立正学。林之奇绍兴年间曾任秘书省正字，曾向高宗上疏“乞崇儒术黜异端”，申请黜去科场中徒事于玄言浮论的老庄列之学，看来之奇本人对异学颇为警惕，故屡屡力辟之。林之奇在《尚书》学方面造诣颇深，曾作《书说》一书而未竟，至《洛诰》而终。吕祖谦和弟子时澜便沿循乃师的路子接续下去，使此书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www.xing528.com)

而吕祖谦文学修养的提高，更多得益于家庭和朋友间的文学氛围。吕氏家族向来便有好文的传统。吕公著喜欢作诗，吕好问少时也曾潜心研磨李商隐诗，而后诗歌有大的进境⁽⁵⁴⁾。吕希哲和吕本中祖孙二人与北宋中后期声名最著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吕祖谦在《题伯祖紫微翁与曾信道手简后》中说：“先君子尝诲某曰：吾家全盛时，与江西诸贤特厚……四方有志之士多不远千里从公（吕希哲）。谢无逸、汪信民、饶德操自临川至，奉几杖侍左右如子侄。退见右丞，亦卑抑严事，不敢用钧敌之礼。舍人以长孙应接宾客，三君一见，折辈行为忘年交。谈赏篇什，闻于天下。”⁽⁵⁵⁾江西诗派中的谢逸、谢薖、饶节、汪革都是吕希哲的门人；吕本中更以作《江西宗派图》而闻名，他亦是江西诗派由拗峭瘦硬转向圆转流美的关键人物。吕本中去世时，吕祖谦才八岁。但是祖谦自幼好文，且游嬉伯祖膝下，本中实开其诗学之蒙。李中甫为吕祖谦作的《祭文》中称：“正献之学，在紫微公。枕膝所传，更为颖脱。极其波澜，斥大回阔。”⁽⁵⁶⁾指出吕祖谦的文学修养源于祖辈，而境界更为阔大。

吕祖谦的外祖曾几（1084—1166）亦是江西诗派的后劲。吕本中说自己与曾几是“句法相传共一家”⁽⁵⁷⁾，他和吕本中一样，同是扭转江西拗峭诗风的重要人物，风格气象有些近似。曾几诗中既有“金马门深曾草制，水精宫冷近题诗”⁽⁵⁸⁾这样研炼工稳的句法，而更多的则是妥帖平夷、清新灵动的诗作。吕祖谦绍兴七年降生在曾几身边⁽⁵⁹⁾，而且幼时能诗，甚得曾几喜爱，他的《赠外甥吕祖谦》诗云：“昔别溪南寺，奇庞总角儿。传闻不好弄，胜喜更能诗。弦术真吾道，躬行是汝师。掖垣家学在，何以遍参为？”⁽⁶⁰⁾对祖谦能诗备感欣慰，将之视为吕氏宗族的希望。曾几享寿颇永，乾道二年才去世，祖谦从他那里所获沾溉亦较多。吕祖谦存诗不多，但以写景诗为主，清新明朗的诗风中颇有乃祖、外祖诗的神气。比如他的《春日七首》之二写春意初萌的景象：“短短菰蒲绿未齐，汀洲水暖雁行低。柳阴小艇无人管，自送流花下别溪。”在闲淡的意境中流露出无限的灵趣和生机，和曾几的山水诗和吕本中清新的写景小诗十分相像。

与曾几齐名的是吕祖谦的岳丈韩元吉（1118—1187）。方回《瀛奎律髓》中说：“当是时，巨儒文士甚盛，称无咎与茶山。……无咎诗亦与尤、杨、范、陆相伯仲。”⁽⁶¹⁾吕祖谦曾先后娶韩元吉的两个女儿为妻。四库馆臣评价韩元吉：“统观全集，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⁶²⁾韩元吉与吕祖谦翁婿感情甚洽，祖谦居丧屏居武川期间，韩元吉前来，与吕祖谦及其门人相聚；祖谦卧病请祠在家，与元吉时相通问。吕氏去世于壮年，元吉对佳婿的早逝极为悲恸：“青云涂路本青毡，圣愿相期四十年。台阁久嗟君卧疾，山林空叹我华颠。伤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诸生续旧编。斗酒无因相沃酹，朔风东望涕潸然。”⁽⁶³⁾韩元吉之外的著名诗人中，陆游与吕祖谦亦有交往。他是曾几的学生，年辈比吕祖谦要早，陆游《跋吕伯共书后》：“绍兴中，某从曾文清公游，公方馆甥吕治先日相与讲学。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颖异，盖吾伯共（恭）也。后数年，伯共（恭）有盛名，从之学者以百数，不幸中道奄忽，而予几九十，尚未死，揽其遗墨，大抵忠信笃敬之言也。”⁽⁶⁴⁾陆游对吕祖谦的人格“殊叹仰”，并用吕祖谦所编的《古文关键》来教授诸生⁽⁶⁵⁾。

古文方面，林之奇的教导对吕祖谦的文学修养大有裨益。林之奇为诗作文皆精妙，为吕本中所推重。本中有《送林之奇少颖秀才往行朝》一诗褒赞之曰：“上欲穷经书，下考百代史。发而为文词，一一当俊伟。”⁽⁶⁶⁾姚同的《拙斋行实》中记云：“吕成公（祖谦）未冠，以子职侍行。闻先生得西垣之传，乃从先生游。先生尝语诸生，以为：‘若年浸长矣，宜以古文洗濯胸次。扫其煤尘，则晶明日生。’成公受教，作文主以古意而润色之。先生每读，必击节赏叹，知其远且大。”⁽⁶⁷⁾年仅十九岁的吕祖谦得到了林之奇的点拨，在古文方面打下良好的功底。林之奇编有《观澜文集》三十一卷，共选先秦至宋的诗、赋、论、碑铭等十四种文体一百四十余篇，绝大多数都是文学性很强的作品。林之奇在浩如烟海的古作中精选佳作，意在使学者作文知所楷模，如观水必观其澜。之奇教学，“或命诸生讲《论》、《孟》，是则首肯而笑，否即令再讲；或令诵先生所编《观澜集》而听之”⁽⁶⁸⁾。林之奇是将该文章选本作为弟子的文学教材来使用的。祖谦对《观澜文集》甚为重视，曾为此书作了详细的注解。通过摹习该书，吕祖谦古文的修养乃获精进。

此外，辛弃疾、尤袤、杨万里、周必大等文学名家与吕祖谦皆有交谊，他们多曾同立于朝，情意相洽，相互间交接濡染，营造了一个浓厚和谐的文学氛围，这对吕祖谦诗、文修养的提高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吕祖谦在学术修养和文学创作方面皆能臻于高明醇厚之境，都不是偶然的。他思想博杂，根本于理学而杂以禅，归宿于儒家而不废功利，这种不立涯异、惟善是从的学术器量都深深打上了吕氏家学的烙印。李心传称：“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察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略无枉尺直寻之意。”⁽⁶⁹⁾“和光同尘”，虽然语涉讥贬，不过大体概括出了吕氏不立门户、涵融众家的特点。对于吕祖谦这样的兼擅理学和文章的大家，通过对其学术、文章的师友渊源加以分疏，有助于我们对其“博杂”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更深切的把握，也是分析其文道观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