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程学与苏学的相合与复兴

虽然程门弟子对苏文偶有訾议，但苏、程后学双方的势力失衡，致使程学弟子往往对苏学施以单方面的攻击，少有回应；并且，他们此时的主要精力用于清算余毒未殄的王学，以实现经世致道的践履，这更多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¹⁵⁾。这都使得程学、苏学两者的矛盾论争缓和了。虽然程门后学反对苏轼的追随者刻意于辞藻，是舍本逐末，徒事无用之空言，这不过理学家普遍遵奉的一种成说而已。杨时亦曾“笃于文学”，并承认苏轼“其文精妙”；其师程颐还曾以“好著书则多言，多言则害道”之语警劝之⁽¹⁶⁾。杨时弟子陈渊一方面宣称作诗“非徒无益，而于学为有害”⁽¹⁷⁾，而又在自己的诗中借用苏轼的诗句⁽¹⁸⁾。因此他们对文学的态度终难以像程颐的“作文害道”那样偏激和斩截。

随着苏学、程学矛盾的冰期已过，二者的紧张关系有所松动。在程门后学那里，一面秉承程系道学的学术精神，而同时又追摹苏轼之文，在南渡初期并不罕见。绍兴二年高中状元的杨时弟子张九成便是典型的例子，他沿循的便是融合苏学和程学的路子。众所周知，作为北宋理学最重要的代表，程颢的“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和程颐“敬”、“义”夹持的学术路向不同，显示了一种静定自得的境界。虽然其标举一定不易的“天理”，和苏轼的“道无常则”迥然不同，但二者在应物而无心、自然无滞的精神境界上比较相近。这使得作为程颢一系后学的张九成不自觉中也受到苏学的影响。他注重心体的察识和觉悟，以保持胸次的洒落适意：“终日应接时事，尘劳万状，适意处少，逆道理处多，苟不时时洗涤，令胸次间稍有余地，则亦汩没矣。”⁽¹⁹⁾在强调“适意”方面，张九成既受到禅学“无住”、“无缚”的纵横无碍精神的影响，也和苏轼非常相像，苏轼曾在《雪堂问潘邠老》中自称追求“性之便，意之适”，以“逃世之机”为精神之极境⁽²⁰⁾，张九成亦在《竹轩记》中指出：“物各有趣，人各有适。子方以窜逐为耻，我独以适心为贵。”⁽²¹⁾张九成被贬岭南期间，由于遭际相似，和苏轼的精神气象更为接近，曾作《读东坡谪居三适辄次其韵》，将东坡的快然自足、洒然自适作为榜样，从理发、午睡、濯足等日常生活中寻求诗意⁽²²⁾。“适”，乃是心体的自由无拘束，和一种宁静隽永的审美趣味。以识心为本的张九成，将此心之“适”视为应事接物的根本，涵养得此心体，适意于道心，则无适而不可，若以此无意求工的精神发于文章，则有“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之妙。⁽²³⁾这像极了苏轼的文章论。无论是张九成的无心于事，还是无意于文，都明显带有自然率性的苏学的影子。所以张九成同时吸收了程系理学（尤其是程颢）和苏学的“自适”精神，将两者统一在自己的人格修养和文学理想之中。

不过，苏轼的“文”与“道”是自然圆融的，苏文的气象乃是苏学生命境界的外化。但由于南宋以来苏学学术色彩的消退和科举文的宣示作用，更多人心目中的苏轼不再是精通性命之学和政治之道的东坡，而仅剩下文学家的华丽外表。苏轼任性挥洒的文情实在不好把握，南宋文人乃从苏诗中抽绎总结出具体的句法，以为学诗之法门。这从两宋之际围绕苏黄诗法的许多诗话著作以及苏诗的众多注解本可知⁽²⁴⁾。而在一些理学家那里，苏轼之学和苏轼之文更被割裂开来，认为其学偏邪，但其文高妙。如湖湘学派代表人物胡宏一面认为：“东坡论性，说自上古圣人以来，至孔子不能已。而说中说一，未尝分善恶言也。故自孟子道性善，而一与中始歧矣。尽是胡说。”径将苏轼的性无善恶说斥为“胡说”；但他同时又认为：“有相从欲学文者，须依东坡之法，令熟读左氏、两汉、韩、柳之文，则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观者。”⁽²⁵⁾与之相似的还有张九成弟子汪应辰。他曾在给朱熹的信中说：“荷示谕苏氏之学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诵习，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于此求道也。则其舛谬抵牾，似可置之。”⁽²⁶⁾即是说，苏轼的性命思想确实有些偏颇乖剌之处，不过他纵逸豪宕的妙文还是值得汲取的。这种新认识，乃使得程门理学与苏氏文学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再重要。学人有可能既信守程氏道学观念，又歆慕苏轼文风，两者并行不悖。比如朱松便“笃志于伊洛之学，其视游、杨、罗、李，孰敢议其先后？若文词字画，又于荆公苏黄皆取法焉”⁽²⁷⁾。(www.xing528.com)

至朱松之子朱熹，乃以道统自任，在维护“天理”之纯粹的同时，亦极力攻排异端，于是对这种游移于苏、程两端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朱熹从理学家的立场出发，认为苏文是与其偏颇的性命思想相表里的，其学不正，文亦是害“道”之文，与“道”不能两立。甚至说“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苏轼）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²⁸⁾。因而，读者往往会在陶醉于苏氏文辞的同时，陷溺于异端而不自知⁽²⁹⁾。朱熹从“道”的高度否定了苏文，虽然有些偏颇，但总算重新认清了苏学的精神，还原了一个完整的苏轼，但也使南渡以来趋于缓和的理学和苏学的矛盾重新陷于尖锐。他对苏轼的批评和前辈程颐实现了气脉相通。

总之，北宋中期的苏、程争端，既是蜀洛党争，又是学术之争。而南渡以来，随着理学复兴和苏学在官方的边缘化，苏学的政治和学术精神逐渐淡退，其性命思想被遗落；同时，苏轼的文学精神则被突出强调，两宋之际的蜀洛党争乃衍化为文道之辨，这使得曾经对立的苏学与程学趋于缓解和融通。直到朱熹重又揭出苏轼性命思想的本质，才使二者的矛盾重新陷于尖锐。浙东学派的文、道思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浙东学者如吕祖谦、叶适皆以苏轼为文章楷模，又是洛学学派的传承者之一，意在弘扬洛学中“将以致用”的一面⁽³⁰⁾，典型地体现了兼任文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