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之争延续、程学弟子对异学警惕和批评

两宋兴替之际，蜀洛两党的关系和政治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的蜀洛党争已经不复存在。这首先与他们共同的政敌——王氏新学——的颓败是分不开的。宣和、靖康之际，金兵南下之时，钦宗却重兴“靖康党论”，将北宋的危机归咎于王安石，废黜王学，科举禁用王安石《字说》；且于靖康元年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高宗即位后沿续了钦宗的这一举措，废黜王学，并声称“最爱元祐”，以凝聚人心。苏轼、程颐虽有争端，但毕竟属于“元祐君子”——即“旧党”——的内讧，“新党”和“旧党”的宿怨才是主要矛盾。王学的倒台和重倡“元祐”，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团结了苏、程二家的后学。党派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蜀、洛二派政治层面的一致，使蜀党、洛党这两个政治派别已无实际意义⁽²⁾。

事实上，曾经的蜀党中人多在南渡之前即已谢世⁽³⁾，苏轼身后钦慕其文章风采者虽不乏人，但和苏轼的政治立场、学术精神相去甚远，亦不具备党派和学派的性质。他们往往态度游移，甚至品节有亏：如冯澥为文“师苏轼，论西事与蔡京忤”，但却充当了“力主王氏”的新党乃至蔡京党的代言人⁽⁴⁾。再如晁补之的外甥、犹及见张耒诸人的叶梦得，在苏门濡染已久，文章犹有北宋之遗风。但他曾为蔡京门客，且在诗话著作中，“尊熙宁而抑元祐，往往于言外见之”⁽⁵⁾。此数人者，仅能模仿得苏轼文风之形迹，而苏轼之人格风范和性命精义，在他们身上皆已遗落无存。苏轼所留给人们的，多是文学家的华丽背影。曾经的蜀洛党争，变为程系道学家对苏轼文学的偶尔批评。这是随着科举领域的“崇苏热”而出现的。

南渡后的科举领域，元祐的诗赋、经义兼收之制得以恢复，也促进了苏学、程学的共同发展。崇宁党禁期间，程学被禁止传播，诗赋也被视为元祐学术而遭到禁绝。高宗即位后一反旧制，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赦曰：“自后举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庶学者近正。”⁽⁶⁾经术取士是缘于长期的惯性，自熙宁变法以来已实行六十余年，难于轻易更张；而诗赋取士则借助了苏轼的巨大声望。苏轼是宋代文坛的主盟，早在熙宁年间，苏轼便对王安石专以经义取士，废除诗赋大有不满之意，对诗赋多有袒助之词，而批评习经义者“争尚虚浮文字”，显示了文学家的科举立场。他的《议学校贡举状》是当时唯一反对废除诗赋的奏状⁽⁷⁾。不仅如此，苏轼出色的四六文，对科场中律赋写作更有借鉴和典范意义⁽⁸⁾。因此，苏文在南渡后的科场中影响甚巨，学者翕然从之。“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⁹⁾这一谣谚，形象地反映了元祐学术解禁后，苏文被奉为科场指南的情形。

南宋初的“苏文热”让程门弟子颇为恐慌和不满。南宋以来的程学弟子高自标置，秉持一贯的“正君主人心”以“正天下”的立场，从而更好地“以道制势”，严格门户之防，也决定了他们对异学的警惕和批评。为维护道统的纯洁性，程门弟子对苏文的遏抑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主张经术优先，贬抑诗赋，藉以发挥程学的影响，遏制士人中崇尚苏文的风气。和苏轼提倡科举中取士的“诗赋优先”相对，程系道学家一向希图通过重释经义来确立和弘扬道统。如道学前辈程颢所说：“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栽培之意。”⁽¹⁰⁾杨时弟子高闶便是宣扬“经义优先”的典型代表。比如绍兴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庚申，高氏奏请的例子：

闶又奏：“有一事最先，经术是也。”上曰：“经不易通，士习诗赋已久。遽能使之通经乎？”闶曰：“先王设太学之意，惟讲经术而已。”上曰：“近侍读官程瑀亦论经术。”闶曰：“国初犹循唐制，用诗赋。神宗始以经术造士，遂罢诗赋，又虑不足以尽人材，乃设词学一科，试以杂文。”上曰：“诗赋亦杂文也。”闶曰：“取士以经义为主，不过三场，后加诗赋，为四场，不能无碍。今欲经义第一，诗赋第二，论策各一第三。”⁽¹¹⁾(www.xing528.com)

高闶绍兴十二年担任国子司业，肩负着振兴道学的重任。上面对话中他的意旨在凸显经义对遴选人才的首要性，相应地也就贬低了诗赋、杂文，斥为不足以尽材。同为道学后劲的胡宏闻知此事后，在给高闶的信中说：“及闻有退诗赋、进经义之请，又自计曰：此建明人纪之渐也。”⁽¹²⁾认为此举措能“建明人纪”，即有振兴道学之意义，因而寄以厚望。退诗赋，进经义，意在削弱士人中的尚文风气，藉以确立程门道统的独尊地位。因此，南宋初年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在哪种文体更有益于选拔人才的争论背后，乃是程学和苏学流风的对抗，也反映了儒学与文学两者的势力消长。

一是批评苏黄等逝者为文无益。尤其是杨时和尹焞等程学嫡传，他们在反对新学的同时，也对文学尤其是盛行的苏文多有微词。如杨时批评苏轼：

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¹³⁾

杨时以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衡准，强调用心于内，保持一种敬畏检束的心理，而写诗时文思萌动，会让学人分了心，蒙蔽了对“理”的体会，因此苏轼之诗和王安石的议论一样，皆无益于德化和治性。又如“守师说最醇”的尹焞见高宗好看黄庭坚诗，便说：“此人诗有何好处？陛下看它作什么？”⁽¹⁴⁾杨、尹等人对苏、黄的批评，是从心术立论，艺术的因素完全被排斥。这仍然是在重弹程颐“作文害道”的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