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士人对道学的维护：南宋浙东学派研究

浙东学人与理学家在对“道”的认识上存在许多分歧，“浙学”的事功主义对朱熹的性理学说有从根本上摧破之虞，这也是朱熹将浙学视为异端，攻排之不遗余力的原因所在。但就“致君行道”、革除弊政的政治理想而言，两者却是殊途同归的。因此他们在政治立场上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许多政治行为都是两者同力促成的。这可以从淳熙十年开始的“伪学”党禁以及庆元年间的“庆元党禁”两次政治事件中明确体现出来。

“伪学”之禁因朱熹而起。朱熹于淳熙九年任命浙东提举时，曾经六上奏状，弹劾前知台州唐仲友贪赃不法，这使得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大为恼火，他一方面极力护持唐仲友，同时，运用政治伎俩将朱熹改除江西提刑，主管台州崇道观，使之远离唐仲友贪赃枉法的案子⁽²⁶⁰⁾。就在当年，王淮乃指使自己的亲信吏部尚书郑丙上疏，称：“近臣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²⁶¹⁾此时的孝宗已惑于其说；淳熙十年六月五日，监察御史陈贾受王淮指使向孝宗上疏请禁“伪学”，曰：

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谓己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辨，诚与伪而已。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臣伏见近世士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弃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干治体。⁽²⁶²⁾

孝宗从其议，于是“伪学”之禁乃起。很明显，朱熹弹劾唐仲友不过是导火索而已，王淮党对学术本身并不关注，指“道学”为“伪学”，不过是在藉学术之名行政治打击之实。本来，所谓“道学”，最早见于皇祐间进士永嘉学者王开祖的《儒志编》：“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我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本义即研求儒家仁义之道的学问。自程、朱等理学家以为独得孔孟不传之学，有昌学明道之功，“道学”因而渐渐演化成理学的别名⁽²⁶³⁾。而且理学家自己也多以“道学”之名相倡，同其他诸家严分畛域。他们长期以来的自我标榜、指划朝政的过高姿态，早已引起了职业官僚的反感。陈贾的上疏中对理学家自矜太过的抨击，也道出了发动学禁的部分真实动机。另外，更由于理学家屡屡以“正心诚意”劝说人主，往往严“君子”、“小人”之辨，以冀击去天子身边的佞幸，更将反对面扩大化，使职业官僚心惊。另外，王淮位在宰辅多年，惯于因循故常和玩弄权术，更成为理学士人讥议的对象。于是朝中逐渐形成道学集团和职业官僚两个水火难容的朋党集团，王淮便找借口兴起“学禁”，意欲将道学人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²⁶⁴⁾。

嫉恨“道学”人士的官僚集团，必然将反“道学”的行动扩大化。王淮党人在奏明孝宗禁“伪学”之后，便开始对“道学”党施以大规模的打击。先是淳熙十一年陈亮因为“当路主于治道学”之故，“滥膺无须之祸”，被逮捕系狱⁽²⁶⁵⁾；淳熙十一年秋，彭仲刚越次上封，“辩天台事尤力”，即站在“道学”的立场上为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辩护，致使官位不保⁽²⁶⁶⁾；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将要入京轮对的敕令所删定官陆九渊被逐出朝廷⁽²⁶⁷⁾；淳熙十四年十二月，知衡州刘清之背上“以道学自负”的罪名，被罢去知州之职⁽²⁶⁸⁾。在学禁中罹祸的这几人中，刘清之一心向慕朱熹之学，“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²⁶⁹⁾，并且和吕祖谦、张栻皆神交默契，堪称道地的“道学党”。彭仲刚是吕祖谦的学生，陆九渊被视作“道学”中人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陈亮蒙受“道学”的罪名而被系狱却有些蹊跷。如果依照上面对“道学”的界定，陈亮不但不是研思性命之学的道学家，而且还反对朱熹的性命之学。陈亮出狱后给朱熹的信中亦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最好笑者，狱司深疑其挟监司（指朱熹）之势，鼓合州县以求赂，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若其真好贿者，自应用其口手之力，鼔合世间一等官人，相与为私，孰能御者？何至假秘书（指朱熹）诸人之势，干与州县以求贿哉？⁽²⁷⁰⁾

陈亮本来对道学就没有什么好感，给朱熹的信中也毫不避讳这一点，但是他出狱后仍旧没明白，“道学”只是王淮党人借用的一个招牌而已，只是因为陈亮结识朱熹于淳熙九年，两人早期交谊颇为密切，气类相似，并且陈氏屡有干议朝政之举，狱司因而将陈亮视为依附于朱熹的“道学党”，并且给他加上了倚仗朱熹之势，受人贿赂的罪名。通过陈亮的例子，可以看出，所有与“道学”有涉的士人头上已是一片阴霾了。(www.xing528.com)

对此浙东士人已有所觉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叶适的反击行动。淳熙十五年五月八日，朱熹被朝廷除为兵部郎官，因为脚疾暂不能供职，兵部侍郎林栗因为与朱熹论《易》与《西铭》不合，对朱熹心存怨恨，并受到已经退位的王淮的唆使，乃利用这一机会向孝宗上了一道奏状诬告朱熹。颇有意味的是，他由批判朱熹的不供职转而批判朱熹“道学”：“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以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生十数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臣之首，所宜禁绝也。”⁽²⁷¹⁾林栗这里指出：朱熹以“道学”相倡，实则有植党营私之嫌。当时在朝臣僚大都明了林栗此举乃是受王淮指使，但竟然没有敢言者，唯有担任太常博士的叶适挺身而出，上了一道《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对林栗的诬词逐一加以驳斥，其中针对林栗诋毁“道学”的言论，叶适批驳道：“臣闻朝廷开学校、建儒官、公教育于上，士子辟家塾、隆师友、私淑艾于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无学术欤，人何用仰之？果有学术欤，其相与从之者非欲强自标目，以劝人为忠为孝者，乃所以为人材计，为国家计也。惟蔡京用事，讳习元祐学术，曾有不得为师之禁。今栗以诸生不得从熹讲学为熹之罪，而又谓非治世之法，宜禁绝之，此又非其实也。”⁽²⁷²⁾叶适本非御史和谏官，此次援救朱熹属于越次上书。虽然此辩状孝宗并没能看到，但叶适毫无顾忌，明确揭出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明辨邪正，其凛然大义震动了朝廷。

叶适清楚地认识到，王淮党人只要将“道学”蒙上恶名，竦动人主之心，便可以这两个字攻击一切异己的力量。所有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认同于“道学”的人士都有仕路之虞，陈亮的遭遇已经透露了这一讯息。这是将本来无“党”的道学人士强列为“反对党”，故而叶适才站向了朱熹的行列。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王淮执政集团铸造‘道学朋党’的名目，其意本在对政敌一网打尽，但却发生了为渊驱鱼的反作用，使各派理学士大夫在政治上凝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这一后果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²⁷³⁾。

但是党争已经不可避免，道学人士欲图自保，则应当寻求政治势力作为依托，组织同道者建立党群，以同王淮党相抗，为了汲引善类以居要路，距离攻劾林栗后的两月，叶适又向新任执政周必大上书荐士，荐引“海内名闻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强，可以卓然当国家之用者”三十四人，进入中枢系统⁽²⁷⁴⁾。名单如下：

陈傅良　刘清之　勾昌泰　祝　环　石斗文　陆九渊　沈　焕
王　谦　丰　谊　章　颖　陈损之　郑伯英　黄　艾　王叔简
马大同　吕祖俭　石宗昭　范仲黼　徐　谊　杨　简　潘景宪
徐元德　戴　溪　蔡　戡　岳　甫　王　柟　游九言　吴　□
项安世　刘　爚　舒　璘　林　鼐　袁　謇　廖德明

经考察，三十四人中，陈傅良、郑伯英、徐谊、徐元德、戴溪、王柟都是温州人，吕祖俭、潘景宪是婺州人，杨简、沈焕、舒璘、袁謇是陆九渊在明州的四大弟子，石斗文、石宗昭是吕祖谦的弟子，新昌人。其他除了祝环、王谦、陈损之、王叔简、岳甫无可查考之外，游九言（张栻门人）、刘清之、勾昌泰、陆九渊、丰谊、黄艾、章颖、马大同、范仲黼（张栻门人）、蔡戡、吴镒、项安世、刘爚（吕氏门人）、林鼐、廖德明（朱熹门人）皆是理学中人。从叶适的《荐士书》可以看出：朱学、吕学、陆学和永嘉学人由于共同的政治诉求，都有可能团结在“道学”这面旗帜下；另外，从名单来看，浙东士人在三十四人中占了近一半的比重。早在淳熙八年六月，史浩向孝宗举荐薛叔似、杨简、陈谦、叶适、袁燮、赵善誉、陆九渊等十六人，几乎都是江浙名士，已经昭显了浙东士人力量的上升，朝野中人也为之瞩目。朱熹在给刘清之的信中提及此事说：“史老所荐，皆浙东名士，亦不易。”⁽²⁷⁵⁾而叶适的荐士说明，在他看来，这些浙东人具有与政敌抗衡和重振朝纲的政治能力。因此可以说，叶适的荐士名单成为浙东学人活跃于权力世界的表征。

从上面来看，浙东士人的崛起，以及他们行“道”理想在现实中的艰难安顿，乃是同“道学”的命运紧密绾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