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

除了陈亮之外，浙东学人都有立朝的经历，而大部分时间则在地方任职，在朝所任官职亦没有特别显赫的⁽²⁴⁷⁾。但他们对现政却表现出了热切的关注，并且积极干政，主要通过廷试对策、伏阙上书、轮对⁽²⁴⁸⁾等方式，将自己的政治见解上达帝廷，希望藉自下而上的进谏对现政施加影响，使自己的外王理想得以实现。

吕祖谦在理学集团中威望颇著，他与朱熹等人声气互通，成了理学力量在朝廷中的重要代言人。吕氏利用每次入都奏事的机会具陈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能感悟君心，革新政局。他入都轮对有两次，一次在乾道六年，时任太学博士的吕祖谦上书，主题是希望孝宗本人“宅心制事，祗畏兢业，顺帝之则”，用人方面做到“亲贤远佞，陟降废置，好恶不偏”，人事进退得宜，优劣得所。在总体规模上“规模审定，图始虑终，不躁不挠”。如果能把握好这一本原，则一切皆能如网在纲，有条不紊。⁽²⁴⁹⁾一次是在淳熙四年，吕祖谦兼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在此次轮对中，他强调主上要加强心性修养之功：“人主一心，实治乱安危之所从出。所患者，夺于多欲，则其心昏蔽而不能宰制万事。”“臣愿陛下虚心屈己，以来天下之善，居尊执要，以总万事之成。”⁽²⁵⁰⁾吕祖谦在《馆职策》中对此说作了更为详尽的发挥，认为“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求，斯世君子许其志不许其学，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为也”⁽²⁵¹⁾。治道之序，当先治内而后外攘，而治内之务莫先于抓住“大原”，则举一纲而万目张，总一事而万事成。

孝宗虽为奋励有为之主，但是他的以内批断事，不免于刚愎之失；且又宠幸曾觌、龙大渊、甘昪等佞幸，阻塞了理学力量以清议干政之途。吕祖谦的奏议盖针对孝宗骛于细事的专断作风和宠信谗佞而发。吕祖谦屡次强调总持“大本”以纲举目张的政治思想，其所谓“虚心屈己”，便是要孝宗屏去私欲的蒙蔽，以天下为心，无所偏私。在吕祖谦看来，正心术乃是为君主者的首务，只有通过“内圣”的道德践履，才能成就政教事功方面的“外王”宏业。这和朱熹在《壬午应诏封事》、《庚子应诏封事》中以“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²⁵²⁾作为治道之序来劝说孝宗，是异曲同工的。而同朱熹相比较，吕祖谦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确，他尤其强调君主的“进德之序”。比如朱、吕的一次通信中，朱熹提出应当效法井田之制，吕祖谦便提出了不同意见：“向见论治道书尺，其间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窃谓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以次而举可也。傥人心未孚信，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虽成功则天，本非君子之所计，然于本末先后之序为有憾焉，则不可不审也。”⁽²⁵³⁾

人主心术的邪正关乎治道的善与不善，这是理学家致君行道的普遍思路。他们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政治的起点，认为君主有良好修养德性才有良好的政治，而对于统治的实际效果则关注不多。所以总的来看此说难免于迂远而不切事情，吕祖谦之论亦不外此，故而并不为孝宗所喜，没有收到所期望的效果。

较之吕祖谦，浙东其他各家的治道主张则显得明确而直捷。他们摆脱了理学家那一套迂腐的格正君心而后推明大道的“内圣”说教，直接以“外王”事功激励主上。特别是陈亮和叶适，他们在一片因循苟且的颓堕风气中振励奋发，力图革除弊政，实现宋室的真正中兴。

陈亮性情骨鲠，他几乎终生都是一介布衣，但为恢复故疆奔波呼号，耗尽了心力。乾道五年，陈亮会试落第后，伏阙奏《中兴论》，由五篇文章组成，认为现在夷狄君主怠惰，宜早图之，以雪二圣被掳之耻。但欲图外攘则应先务内修，详为规划，周密筹策攻守之计；《论开诚之道》希望孝宗在用人方面“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为之意，明白洞达而开之以无隐之诚”。《论执要之道》劝谏孝宗不必事事躬亲，殚精竭虑而无所收效，实际是对孝宗的专断作风提出的批评。《论励臣之道》希望孝宗以身作则，与群臣上下齐心，反对懒散怠惰，蹈习故常。《论正体之道》指出君臣各守职分，共同倾力于恢复大业。《中兴五论》涉及内政、用人、君臣协力同心等诸多问题，而其最终旨的乃在实现恢复。⁽²⁵⁴⁾陈亮的一腔汲汲于国家命途的忧患情怀凛然可见。但是《中兴五论》上书未报，孝宗根本没有看到，因此陈亮所陈的恢复长策只能是一场幻梦。(www.xing528.com)

但陈亮为国运的求索并未就此停止，目睹宋廷渐渐习惯于偏安一隅，国势日以困竭，他在淳熙四年由乡野奔赴临安再次向孝宗皇帝上了三次书。此三书与《中兴五论》相似，涉及内政制法、恢复大计、兵财措置等内容，但是较之《中兴五论》措词更为激烈，慷慨忧患之情溢于言外。《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提出中原乃天地之正气，天命之所钟，一旦沦于夷狄之手，天地正气乃湮郁不伸。国家所当务者，乃为立定大本，革除琐屑细密之弊。陈亮还以雄鸷的眼光，提出移都建业、经理荆襄的战略主张。《第二书》重申要励志复仇，不能再延宕无休，必须肃清内政，用人明辨邪正，废黜庸者，而后始能成就大事。《第三书》希望孝宗能够与臣民和衷共济，人人知国耻之当雪，仇耻之当泄；并能变通旧政，更革规矩，振励士人之气，最终乃能复开百年之基。陈亮的上书以恢复为中心，历数自宗周春秋以来戎狄华夏消长之大势，借古以明今，严华夷之辨，使华夏气脉盛张，中国正气复伸。

陈亮连续三次上书，直言无隐，无所避忌，文字间有一股郁愤之气。孝宗也大为震动，但是由于陈亮对答时触怒赵雄，并且因为曾觌欲将陈亮居为“奇货”，私下欲与之结好，陈亮却“逾垣而逃”，得罪了曾觌⁽²⁵⁵⁾，使得陈亮未能得到孝宗的召见。他欲为君主导夫先路，打破偏安窘狭、建立汉唐功业的恢复主张再次化作了泡影。陈亮虽经数次努力，由于未能“得君”，故而“行道”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相较于吕祖谦以启迪主心为改革弊政的第一要务，陈亮为国土恢复而发出力行王霸之道的呼吁，永嘉学者叶适的着眼点更在内政和制度改革方面。为了改变国家积弱不振的局面，叶适构想出了一个宏大而细密的政治改革蓝图。早在二十五岁时，叶适就向当时的签书枢密院事叶衡上书，极论天下大事，他从事功思想出发，畅论南宋外患和战守之策，而后求其病因，归结于内政，并要求叶衡“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然后收招废弃有名之士，开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²⁵⁶⁾。然后推行军政、民事方面的具体庶务。

淳熙五年戊戌，叶适以进士第二名登第，当年有《廷对》，认为孝宗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但是却没有尺寸之效，原因首先在于用人失当，丞相、御史、谏官失职；其次在于士风颓堕，烂熟萎靡；再者，兵费太重，经费匮乏。所以叶适要求主上“使宰相得其道，谏官得其职，近臣与大计，儒者守常度，至于宏大规模于文法之外，振起人才于名义之中，减兵费，宽民力，治官之冗滥，去吏之弊害”⁽²⁵⁷⁾，修明内政，而后才可能洗雪国耻，复还故土。他最宏大的规划则集中体现在他淳熙十一年所作的《贤良进卷》中。当年孝宗开制科，诏求贤良方正能言直谏之士，叶适乃进《进卷》八卷，约七、八万言。《进卷》畅论宋政之弊与疗复之方，至为详备，体现了叶适纵贯古今的识力和深沉的淑世情怀⁽²⁵⁸⁾。淳熙十四年叶适升为太学博士，当年有《上殿劄子》，论当时之弊有四：国是之难，议论之难，人材之难，法度之难。所以当务之急乃在于直面现政，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变法度，进行全面的政治制度变革。叶适上此劄子后，“（孝宗）读未竟，帝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²⁵⁹⁾。淳熙十六年，光宗甫即位，叶适乃有《应诏条奏六事》上陈新君。其大要谓主上应先明治国之大体。具体说来，便是更革未善之六事：国事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纪纲法度未善。但是光宗庸弱昏聩，未能采纳。

总之，浙东学人屡屡上书，都将恢复作为第一要务，认为这是最大的“国是”，他们的种种筹策便以此为出发点，内容涉及政治、财政、军事的改革以及世道人心等诸多方面，既有极强的针对性，又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但因为浙东士人的政治之“道”游离于“势”之外，未能成为权力话语，因此他们的大声疾呼所得到的回应却十分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