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兴起的背景

浙学兴起于南宋之初，至乾道、淳熙间臻于极盛。它的兴起，既是洛学学脉传衍的一个自然结果，又离不开地域经济文化的土壤，更有历史机缘起着关键作用。

浙学的勃兴，和南渡后洛学重获重视的思想环境紧密相关。靖康元年金军犯阙，徽、钦二帝被掳到金国，北宋亡。金军旌麾南下，在风波颠沛中重建朝廷的康王赵构仓皇南逃，直到绍兴和议的签订，方才换来苟且而耻辱的和平。绍兴以后，高宗开始痛定思痛，而对国变深入反思的结果，则是否定原来的统治思想——王学，将宋亡的悲剧归罪于王安石的“变乱祖宗法度”。绍兴元年，高宗对臣僚说：“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⁴²⁾相反地，洛学作为“元祐学术”却受到褒奖。建炎元年八月高宗召胡安国、杨时、谯定等洛学弟子赴行在，朝中的洛学士人也得到重用，这赢得了道学人士的拥护。绍兴四年，范冲入见，奏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极是，朕最爱元祐。”⁽⁴³⁾范冲深察高宗的隐衷，指出国家覆灭的根源乃在于王学，实际上是为徽、钦二帝的昏庸淫佚开脱罪责。高宗便也顺势表明立场，声称自己独钟情于元祐学术。这或许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而已，但是“最爱元祐”，对长期处于王学禁锢下的洛学士人却无疑是一个振奋的信息。其后绍兴四年到绍兴八年，赵鼎和张浚轮番任相，虽然两人在战守诸问题上论争激烈，但在学术选择上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全祖望所说：“中兴二相，丰国赵公尝从邵子文游，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游，丰公所得浅，而魏公则惑于禅宗，然伊洛之学，从此得昌。”⁽⁴⁴⁾

洛学逐渐向各地分流，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其中一支就是浙学：

洛学之入秦也以三吕，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谢湜、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刘、许、鲍数君，而其入吴也以王信伯。⁽⁴⁵⁾

永嘉地区的学术氛围北宋时已经十分浓厚，仁宗朝有王开祖、丁昌期导其源，至北宋中后期，永嘉的学术风气乃愈趋于盛。据周行己《浮沚集》卷七《赵彦昭墓志铭》，北宋末永嘉有所谓的“元丰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沈躬行、蒋元中。其中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周行己、许景衡曾“学于程门，得其传以归”，是程学的嫡传；此外，鲍若雨、潘闵、陈经正、陈经邦都曾“从程氏游”⁽⁴⁶⁾，都可以算作是程门弟子。其中尤其以周行己推阐二程学术最为有功。

周行己（1067—？）继承了二程“进学用敬”的思路，以“反身入德”为入学途径，他指出：“道学不明，世儒蔽聪明于方册文辞之间，不知反身入德之要，仁义礼智根于心，而措于事业，致懵昧于理乱之机，颠冥于进退之义，道大悖矣而不知返也。”⁽⁴⁷⁾具体说来，便是以“敬”为君子学道之要，以敬畏为本，严于善、利之辨。周行己崇信孟子性善的思想，以人性本善，而利欲熏心者则是善性为物欲所蔽的结果。周氏在儒家明辨义利的基础上更强调格去物欲，致力于明善，“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天下莫不为善，岂人人为舜也欤哉？非也。方其为善，其心则舜之心也。天下莫不为利，岂人人为跖也欤哉？非也。方其为利，其心则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为善也”。为臻于善的修养境界，周行己以为有两方面：“性者道之质也，礼乐者道之具也。”⁽⁴⁸⁾一方面要从存心明性方面下功夫，内心持敬；另外在修身践行方面则主张以礼约束。这些实际上都没有跳出程学的窠臼。

永嘉郑伯熊私淑周行己之学，就是在秦桧禁绝洛学的时期，郑伯熊和其弟郑伯英仍能够矢志不渝，他们在乡里推明洛学，使之气脉不断。如叶适所赞扬的：“章蔡氏擅事，秦桧终成之。更五六十年，闭塞经史，灭绝理义，天下以佞谀鄙浅成俗，岂惟圣贤之常道隐，民彝并丧矣。于斯时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辈出处终始执守，慨然力行，为后生率，非瓌杰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郑公是已。”⁽⁴⁹⁾郑伯熊兄弟的著作已佚，不得考其面目，《宋史·陈傅良传》称赞郑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陈傅良师事之⁽⁵⁰⁾。后来永嘉著名学者木待问、叶适亦曾向他问学。可以说，对于永嘉的以经制言事功的学术风尚，郑伯熊起了开辟导扬的作用。全祖望《宋元学案》云：“乾、淳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郑伯熊、郑伯英）为渠率。”⁽⁵¹⁾

由程门弟子袁溉到薛季宣的学术传授则是永嘉学的另一支。薛季宣的父亲薛徽言学于武夷胡安国，薛季宣又师从程颐弟子袁溉，故为程门嫡传。薛季宣曾教导陈傅良以“参前倚衡”言持敬⁽⁵²⁾，还曾经劝诫陈亮应当注意检察内心，久之天理自见⁽⁵³⁾。可见薛氏早年还是以程学的主敬思想作为学术归依的。因此，陈傅良说他“尝掇拾管乐事为传，语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数先生而已”⁽⁵⁴⁾。另外，薛季宣还受到老师袁溉博杂综该的学术风格的影响。袁溉著述今已不存，无法考见其思想面貌，薛季宣《袁先生传》称其“学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诵习其言，略皆上口。于易礼说尤邃”⁽⁵⁵⁾。薛季宣之学亦通贯古今，他自六经之外，对历史、天官、地理、兵刑、农末等等都有涉猎，对于古代封建、井田、乡遂、司马之制都有较深的研究⁽⁵⁶⁾，而这些方面的学问都可以切实应用于兵政、财用等政治实践之中。总之，永嘉学术在薛季宣那里更显示出独立于程学之外的个性。洛学经过永嘉的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等人的发扬之功，才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面目⁽⁵⁷⁾，而且声势渐著，以至出现了“中兴以来，言性理之学者宗永嘉”⁽⁵⁸⁾的学术盛况。(www.xing528.com)

洛学在金华传播亦盛，其中尤以吕氏之学声名最著。吕氏家族入宋以来世代皆有显宦或宿学，《宋元学案》中吕氏七代被录入者便有十七人。其家学渊源可上溯到文靖公吕夷简，夷简生吕公著，公著生吕希哲，希哲生吕本中。至南宋吕本中的从孙吕祖谦，乃将吕学发展成为与朱熹、张栻相鼎足的学术宗派。吕学注重保存和研究前代的典籍文献，从中发明性理，强调“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以不名一师、博采众长为特色。吕公著曾与程颐同师于胡瑗，公著之子吕希哲则投到二程门下，因此吕氏家学虽然博雅广大，但其归宿仍在程氏之学。

永康的陈亮虽然学术师承不十分明确，但从“兢省以御物欲”的郑伯熊那里接受到程学的影响是没有问题的。陈亮乾道五年会试落第后曾长时间精读《四书》，从中探求性命之理，并写作《西铭说》发明理一分殊的思想。刘埙在《隐居通议》中亦指出：“龙川之学，尤深于《春秋》，其于理学，则以程氏为本。”⁽⁵⁹⁾只是后来陈亮才出乎其外，转而反对性理之学的。

南宋洛学的解禁和复苏，为浙学的蔚然兴起开启了思想之源。而浙学的迅速崛起，从地域条件来说，和浙东地区作为南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北宋时，浙江地区的经济已经占据全国的鳌头。苏轼在奏议中曾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它财富供馈不可悉数。”⁽⁶⁰⁾浙东成为朝廷财政取给的主要来源：“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⁶¹⁾徽宗宣和间户部尚书唐恪稽考了诸路上供钱物的数量，而以两浙为最⁽⁶²⁾。《宋史》说：“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⁶³⁾两浙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因为南渡而改变，而且随着南渡人口的大量涌入，还为当地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⁶⁴⁾南宋定都临安，两浙处于政府直接统辖的腹地，当地经济因此有了迅猛的增长，人口、财政、农业生产、手工业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居于全国首位⁽⁶⁵⁾。

两浙又是南宋的文化中心。南渡以来，名流耆宿多流寓此地，使两浙人文荟萃，文物之阜盛甲于天下。其中尤以浙东的温州、婺州、四明、越州四处为突出。温州（永嘉）实为南宋时期的人文渊薮，有“小邹鲁”之称。绍兴二十七年的状元王十朋不无自豪地说：“永嘉自元祐以来，士风浸盛，……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⁶⁶⁾“吾乡义理之学甲于东南。”⁽⁶⁷⁾《宋本方舆胜览》对永嘉亦颇多称誉之词：“（永嘉）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⁶⁸⁾婺州学风与之近似，当地教育十分兴盛，绍兴间，仅婺州的东阳一地，便有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南湖书院等八所⁽⁶⁹⁾。《宋本方舆胜览》称该地“名士辈出，……士知向学。”⁽⁷⁰⁾明州和越州亦以儒术的流播蕃盛而著称。明州“富家大族皆训子弟以诗书，故其俗以儒素相先，不务骄奢。士之贫者虽储无担石，而衣冠楚楚，亦不至于垢弊”⁽⁷¹⁾。又，越州：“士俗雅尚，风物温秀，儒学之士，居常数十百人。”⁽⁷²⁾和浙东相比，浙西的文化氛围就逊色多了。根据《宋元学案》所载的学者人数看，浙东534人，其中温州籍学者就有113人；浙西146人，浙东占78.5％，是浙西人数的三倍多。浙东学者辈出，人才济济，比浙西有更多的强势。黄榦曾经指出：“浙右之俗，专务豪奢，初不知读书为何事！”⁽⁷³⁾浙东、浙西的风俗之异，决定了两地文化气象迥然有别。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两浙的科举事业更是位列全国的前茅。即以绍兴十八年登科进士的人数来看，当年全国进士总数为330人，而两浙人数88人，占26.6％。位于全国之首。⁽⁷⁴⁾这一卓越的成绩并非偶或有之，根据宝祐四年的《登科录》所记载的登科人数，占籍两浙的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1.1％，仍旧遥遥领先于其他诸路。科举事业的发达，一方面表明了两浙读书求进之风甚盛；同时，科举活动也推动了当地的学术渐成气候，保证了当地大批知识分子能够进入统治阶层，而出于乡曲之谊，他们又会对本地士子有所提携和掖进，使越来越多的乡人结成学术和政治的同盟⁽⁷⁵⁾。庆元三年闰六月，韩侂胄党人曾指斥温州学官陈傅良、徐谊等人的作弊行为：“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二三温人。所谓状元、省元、两优释褐，若非其私徒，即是其亲故。”⁽⁷⁶⁾这一例证从反面说明了科举是浙东地方精英崛起的重要平台，对浙学的兴起有关键意义。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都是科举中的优胜者，他们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是科举事业所赋予的；此外，吕祖谦、陈傅良还以科举教育闻名于当世，这使他们在当地士子中间有了更大的凝聚力。

除了经济和科举等外部因素，以事功精神为内质的学术思想出现于两浙地区，和当地的风俗民情亦有一定的关系。两浙向来有好利与重商的风气，难免对浙东学人产生浸染。《宋史·地理志》中称“两浙路……东西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⁷⁷⁾。两浙商业发达，“善进取，急图利”的民风都带有重商的特色，在这里，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不太受重视。当地人都生活得殷富而切实，不太喜欢深奥不着边际的玄思。程俱《北山集》中谈及永嘉风气时也说：“其俗剽悍以啬，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其士风任气而矜节。”⁽⁷⁸⁾多贾，说明当地商业很盛；任气矜节，也即“善进取”，指出当地人普遍具有矜重气节、好强争胜的个性特点。这对当地学者的事功思想应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过分夸大地域文化心理对学术的影响是不适当的，但是在宋代地域文化面貌纷呈、学术的地方色彩也愈益突出的时代条件下，对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集体心理因素应予以足够的重视。⁽⁷⁹⁾

以奋励有为、勇于进取为精神内核的浙学的勃兴，亦是靖康以来天崩地坼的国变刺激的结果。靖康间金人南侵，大宋国祚倾覆，受命于乱世的康王赵构在朝臣拥立下重建宋王朝，而不久，高宗便在金人铁蹄的追逐中仓皇南逃。建炎三年到四年，高宗往来辗转于浙东地区的明州、越州、温州之间，甚至逃到明州海面避敌。宋宗室一行疲于奔命，所到之处金军尾追而至，浙东地区因此遭受到金人严重的破坏和蹂躏，生长于浙东的士人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惨状感受尤为深切，现实的危机激发起他们对国事民瘼的关注和深思。此后从绍兴到隆兴年间，战与和的抉择成为摆在南宋君臣面前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浙东学者在此问题上态度极为斩决。如浙东的前辈学者许景衡为宗泽仗义执言，反对黄潜善的投降政策，王十朋弹劾史浩怀奸误国，薛徽言反对秦桧议和，引义固争而不惜死，都表现出凛然的气骨和深沉的爱国情怀。这种独立不倚的人格操守和蒿目现实的精神在浙东士人中形成了风气。继起的浙学的代表人物，其注重实效的事功思想都是缘于国家危亡、民生凋敝现实的激发，实现“中兴”和“复仇”成为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如吕祖谦淳熙四年的轮对劄子中向孝宗提出在“敌势陆梁而国雠未雪，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宁，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蚀”的“百弊俱极之时”，应以前代为龟鉴，“治体其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厉而振起；其远过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以惠民图强，开宽大忠厚之治。⁽⁸⁰⁾陈亮向孝宗进的《中兴五论》以及《上孝宗皇帝》三书，论边备，论徙都，论君臣和衷共济，以及批评高谈性命的理学家不知痛痒，都没有离开过恢复中原这一主题。叶适生活在“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以及“开禧用兵”的几十年间，有关和战的问题争论不休。他继陈亮之后为恢复事业上下求索，不但在淳熙十四年的《上殿劄子》中批判了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投降论调和姑息偷安的做法，还在《进卷》和《外稿》中提出一系列解决百年积弊的举措，论述及于用兵、财政、科举等各个方面，实际是为摆脱贫弱国势、复仇雪耻而规划的宏阔的治国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