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外延与内涵

“浙东”既是一个地理名词，在思想史上又有特定的内涵。作为地域概念的“浙东”，古为《禹贡》扬州之域，秦属会稽郡。后屡经沿革，入宋后始设两浙路。⁽¹⁾北宋熙宁七年，分为浙东、浙西两路，后时分时合。南渡后，始以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安吉、常、严三州，江阴一军为浙西路；绍兴、庆元、瑞安三府，婺州、台州、衢州、处州四州为浙东路。⁽²⁾浙西包括今天浙江省北部和江苏省的东南部地区，浙东则包括了今天浙江省的大部。“浙学”或曰“浙东学术”，草昧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尤其是乾道、淳熙年间，它兴起于浙东地区，尤以永嘉、金华、永康三地为盛。人们论及宋代的浙学派别，大体上指这三支。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提到“浙学”时说：“晦翁（朱熹）作《伊洛渊源录》，累书与止斋（陈傅良）求事迹，当无疑矣。而许衡塘（许景衡）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谓为晦翁未成之书，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³⁾又谓：“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金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⁴⁾再则说：“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日抄》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于辅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中能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⁵⁾三段话，一是说北宋永嘉学者周行己、刘安节兄弟等为“浙学”之始，二是讲南宋末的金华学者金履祥为“浙学”之中兴，三是以四明的黄震为“浙学”的后劲。这三派学者学术主张差异较大，永嘉学主张经制事功；金华学者王柏、金履祥为朱学传人；四明之学先有“甬上四先生”传播陆学，后有黄震发扬朱学。很显然，三家学术趋径不一，只是因为同在“浙东”，全祖望乃从地缘意识出发，将该地的学术形态统称为“浙学”。可以说，在全祖望那里，“浙学”实际是众多学派的杂合体。全氏是浙江四明人，从《宋元学案》对“浙学”的一些颂扬之词，特别是“吾乡”“吾浙学”“吾甬上”等用词，可以感觉到全氏浓厚的地域情结和对“浙学”传统的自豪感。⁽⁶⁾但仅以地缘关系归纳和描述繁复的学术形态，对于考察“浙学”在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帮助不大。另外，对朱学在浙东的传扬，全祖望的语气中充满了欣慰和褒赞之情，可见他所秉持的仍然是朱学的立场，而没有始终把握住“浙学”独异的学术特质，因此对其学脉传衍的考察尚不够客观。

其实，思想史上的“浙学”，其思想的统一性远远大于其地缘关系的一致，它主要是就乾、淳时期金华、永嘉、永康三地的学术动向而言的，以吕祖谦的金华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陈亮的永康学为代表，是独立于朱学、陆学之外新兴的学术形态。南宋理学宗师朱熹淳熙间长期生活于浙东地区，他最早注意到“浙学”的勃兴及其“隐患”，且多致批评。淳熙十三年，朱熹在给弟子程端蒙的信中论及陆学时，连带批评了“浙学”：

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便至于此，深可痛恨！⁽⁷⁾

朱熹还在跟弟子的对话中谈到：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⁸⁾

要理解这两段话的真正含义，首先应对当时的思想背景有所了解。朱熹淳熙八年九月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他深入了解浙东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地缘的便利。此前朱熹与金华的挚友吕祖谦，以及吕祖俭、潘叔度、潘叔昌颇多往来，常相聚论学。当时吕氏与朱熹、张栻三学势成鼎足，但淳熙七年张栻去世，八年吕祖谦去世，原来表面上的学术平衡被打破。吕门弟子在祖谦死后，学无所主，乃有“山移河决”之势，如吕祖俭、潘叔昌等人乃开始向陈亮的功利之说靠拢，附和陈亮推尊汉唐的论点，甚至有人提出以倡言功利的陈亮绍续祖谦之学，这引起了朱熹极大的担忧。

朱熹淳熙十年讲学武夷精舍，乃有机会对浙东之学进行深刻的审视，尤其对“婺学”⁽⁹⁾做了全面的批判。朱熹一方面批评吕祖俭、潘叔昌、陈刚、陈肤仲、诸葛诚之等金华学人偏离了吕学宗旨，劝诫他们“毋使东莱宗旨转而为权谋机变之学也”⁽¹⁰⁾；又对永康的陈亮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陈亮较之吕氏门人更加赤裸裸地宣扬功利思想，称“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无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废也”？他“推寻孔孟之志、六经之旨、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后知圣贤经理世故，与三才并立而不废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简大，坦然易行”。⁽¹¹⁾体现于社会历史观，则是尊崇汉祖唐宗的王霸功业。这种宣扬功利的王霸之学在朱熹看来实在是悖逆大道之论，于是和陈亮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朱熹以天理、人欲分判三代和汉唐，将陈亮高扬汉唐的英雄史观斥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而大加挞伐，且劝其“以醇儒自律”。这番辩论从淳熙十一年春开始，到淳熙十二年末才告结束，其间断断续续的书信往来达十数通。最后虽然无果而终，但通过与吕门弟子和陈亮的义利之辩，朱熹对婺学的“功利”思想有了愈发清晰的认识。

浙东的永嘉学者亦难逃“功利”之责。朱熹对永嘉学的批判缘于陈傅良的崛起。薛季宣、陈傅良等永嘉学人主张考求古代礼乐制度，抉其精义，以求施用于当下的政治事功。淳熙末年陈傅良赴桂阳任，将永嘉学的势力扩展到了湖湘地区。张栻弟子如胡季随等都投入永嘉学的怀抱。细密的永嘉之学和略显粗莽的陈亮永康之学有所不同，陈亮是功利思想的宣扬者，由于过分强调事功效果，常常越出了儒家伦常的阃域；而永嘉事功思想更多地是对传统儒家经世思想的发扬，不像陈亮那么激进，但又并非不求利。如叶适批评董仲舒“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观点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¹²⁾就是认为功利思想有其自然合理性。尤其是在理学家看来，永嘉、永康两者皆不能就身心理会，而是专鹜于向外开拓，其弊病是一样的。朱熹的学生陈肤仲亦云：“江西之学多禅释，永嘉之学多功利。”⁽¹³⁾对永嘉学亦以“功利”目之。正是出于对永嘉学是“功利”之学的定性，从淳熙末年，朱熹又开始对陈傅良、叶适等永嘉学者作了全面批评。他借着永嘉学弟子曹叔远、徐寓等前来漳州问学的机会对永嘉学的“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的学风展开大肆抨击。朱熹对永嘉学的指责在于“笼罩包含”“没头没尾”“大抵只说一截话，终不说破是个甚么”。他当着永嘉学者徐寓的面说：“乡里诸贤文字”“皆不免有藏头亢脑底意思”⁽¹⁴⁾。所谓“含糊笼罩”一类的批评，意在指斥永嘉人只是眼睛向下，在经史制度里面讨生活，不懂得“向上一路”，因此是非之见不明，只能发表些折衷调和的见解而已。(www.xing528.com)

浙东学者确有重实际、讲实用、求实效的共同点，在朱熹看来，“浙学”宣扬功利，与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形成了根本的对立。孔子罕言利，并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讲“何必言利”和“舍生取义”，董仲舒更是冠冕堂皇地宣扬“仁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¹⁵⁾。宋代理学家大讲天理人欲之辨，尊性而贱欲，因此严守义利大防。朱熹在注释《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章时称：“义者，天理之所宜。”⁽¹⁶⁾又进而将义规定为“心之制”⁽¹⁷⁾，即，人之所以能使“事”得其所宜，关键在于人内心存理去欲的努力；而“利”则往往是和个人感性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在朱熹看来，陈亮和永嘉学人的功利思想，乃是一味追求功效而无视道德指向，完全违背了先哲之教，未免骇俗，因此屡屡斥浙学为“怪论”、“丑陋”、“偏狭卑陋”，流露出强烈的敌视情绪。“浙学”学者大多纵横兀傲，与他所主张的学者当先就自己身心理会的学术路径迥异，朱熹批评他们“学为英雄之学，务为跅弛豪纵，全不点检身心”⁽¹⁸⁾。这也是对所谓“专是功利”作的最好的注脚。

“功利”这一在正统儒家那里备受贬抑的词汇，虽不足以涵盖“浙学”的全部精神，但朱熹的批评确实揭示出了“浙学”自处于正统理学之外的特异性。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尤其是吕祖谦后学），陈亮的永康学派，薛、陈、叶的永嘉学派实是朱学、陆学门户之外自具面目的新学统，而且三者学术精神比较接近，正是在相似的学术精神的凝聚下，以致乾、淳之际，金华、永嘉、永康三地学术出现了合流的趋向。四库馆臣曰：“永嘉之学，倡自吕祖谦，和以叶适与陈傅良，遂于南宋诸儒别为一派，朱子颇以涉于事功为疑。然事功主于经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而实二，未可尽斥永嘉为霸术。”⁽¹⁹⁾借用其语，可以说，永康学连同永嘉、金华三者皆“于南宋诸儒别为一派”。若将这三家的共同的学术思想加以综括，其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浙学以史学为根柢，贯经、史、文章为一。浙东学人大多出入经史，且往往以史家之眼研经，很大程度上剥去了后人赋予《六经》义理说教的外衣，还原了其原始面貌。虽然吕祖谦曾教导叶适“读经多于读史”，但是作为宋代卓越的史学家，他不但有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还将贯通经史作为自家史学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他主张以史家之眼读经，如云：“看《诗》即是史。”“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²⁰⁾即以《诗》、《书》为史，从中考见世变迁流，善恶休咎；同时又主张以理学眼光阅史：“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²¹⁾永嘉学者中，陈傅良是《春秋》左氏学的大家，其《春秋后传》一书本之左氏，参用公、穀之说，兼采治经、治史之法，在《春秋》学家中独树一帜。此外，他还尊奉《周礼》为圣典，对往古制度作历史的考究。其弟子叶适经史合一的思想倾向更为突出，他曾说：“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故《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²²⁾衰周之前，史官掌握学术之权，他们各守图籍，《诗》、《书》、《春秋》在当时都是作为记录治迹的史籍而存在的。他在另一处更直捷地指出：“《春秋》名经而实史也。”⁽²³⁾这一说法很有创辟性，对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说有导夫先路的意义。永康陈亮与永嘉学者的治学路数十分接近，他乾道五年会试落第后长期沉潜诸经之中，对经生的分篇析句之学甚为不满；而在《六经发题》、《三国纪年序》等处多次指出《书》、《周礼》、《春秋》是保存先王遗制和先代政教实迹的文献，体现了特定的历史现实。同时，陈亮又熟谙史事，对历代英雄之智略颇能会心，并将自己的心得表见于史论，教导学人也强调经史兼通。

与反对斤斤于作文工拙的程门理学家不同，“学”和“文”两者在浙东学人那里是相统一的，他们大多兼有学者和文人双重身份，所作政论文、史论文广为士人传诵，其情采辞气以发扬蹈厉之态，对当时的科举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宗羲《沈昭子耿岩草序》中对浙东之文推崇备至，称吕祖谦文有“《史》、《汉》之精神”，陈傅良、唐仲友文为“学海之川流”，叶适文为“微言大义之散殊”，宗叶适之文者“以秀峻为揣摩”⁽²⁴⁾，大体描画出了浙东学者为文的特点。由于浙东学人对文章的态度比较通达，以文人手段研治经史，也成为他们的一大特色。吕祖谦以文人笔法驰骋议论、词气纵横的《东莱博议》，陈亮豪气流宕的史论文，陈傅良说经谈史、格法严谨的科举范文都是典型的例子。对浙东学人贯通经史、并能表见于文章的特点，元代苏天爵的概括亦颇为精切：“南渡之初，一二大贤既以其学作新其徒，吕成公在婺，学者亦盛。同时有声者，有若薛、郑之深淳，陈、蔡之富赡，叶正则之好奇，陈同父之尚气，亦各能自名家，皆有文以表见于世。其为文也本诸圣贤之经，考求汉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庙之礼乐，朝廷之官仪，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袭，究其异同，参谬误以质诸文，观会通以措诸用。”⁽²⁵⁾

其二，浙学一贯坚持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浙东学人不是穷究心性的道学夫子，特别是在南宋内忧外患交迫的时代背景下，他们蒿目时艰，强调学问的振衰起弊意义，反对专鹜于心性、闭眉合眼而不求实效的内圣之学。理学宗师朱熹所谓“专是功利”的苛评也主要是针对浙学的这一倾向而发的。吕祖谦多次强调学当以致用为目的。他在一篇《策问》中说：“宪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学，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群居，上非特为饰治之具，下非借为干泽之地也。所以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也。”⁽²⁶⁾指出归本于实学是三代学术的根本精神。其《丽泽论说集录》中也曾经提到：“百工制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耶？”⁽²⁷⁾士人致力于学问却百无一用，就违背了从学的初衷。吕氏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激扬事功精神的永嘉和永康学派的影响，同时也和吕氏自身的史学修养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事功思想在吕祖谦那里还显得比较温和，但已经为吕氏后学涌向功利思想的狂潮开了一道闸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吕祖谦当是理学转向事功之学的一个代表人物”⁽²⁸⁾。

永康和永嘉学者则对于内圣能否开出外王持怀疑的态度。陈亮在这一方面走得最远。他对儒家的道德说教不感兴趣，尤其反感理学家的内圣之说，而以国事民瘼和恢复大计作为首务。为此，士人必须挺立起昂扬蹈厉的人格，他认为“文非丹铅也，必有处世之才”，对宋代文士集团的臃肿庞大而生气凋丧深表痛恨。因此陈亮枕戈待旦，“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²⁹⁾，显示出直面现实的英雄气概。正是本于此种气度，他将儒门中颇受讥议的管仲、王猛、唐太宗这些挺出乱世的英雄奉为楷模，从他们那里汲取时代亟需的拯世精神。永嘉学者和陈亮比较接近。《宋元学案》称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³⁰⁾如果说周行己、郑伯熊等永嘉前辈学者还在延续着二程洛学“兢省以御物欲”的旧学路径，薛季宣、陈傅良之学“弥纶以通世变”，才算真正开启了永嘉学术的新风气。薛季宣反对深穷义理，其学主于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措诸实用。陈傅良、叶适和理学家所提出的圣贤“传心”之教针锋相对，他们上溯三代圣人之教，挖掘出经纶世务、切于实用乃是三代之学的真谛。如陈傅良便指出：“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³¹⁾

第三，浙东学者秉持道、器合一的基本思想。理学宗师朱熹以理、气为宇宙万物化生的两个基本要素，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³²⁾“理”和“气”二者相合无间，相依而存在，本无先后可言，但“理”作为宇宙万事的总法则，亘古亘今长存不灭，具有独立性。因此从逻辑上说，是理在先，气在后。他说：“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³³⁾宇宙万物存在之前，理就已经存在了。理、气的对立，也即道、器（体、用）的两分，认为“道”可以“离乎形器”而独存⁽³⁴⁾。浙东学者则一贯坚持体用的相即不离。吕祖谦多次透露过这一意思。他在书信中对朱熹分离体用的做法提出质疑：“所欲请问者，如《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先体后用、先显后微之说，恐当时未必有此意。”⁽³⁵⁾吕祖谦在给陈亮的信中也说：“学者自应本末并举。若有体而无用，则所谓体者，必参差卤莽无疑。”⁽³⁶⁾这是本于理学家的认识眼光而对朱熹体、用二元的反思，力图弭和体、用两者之间的距离。陈亮则径言：“夫道之在天下，无本末，无内外。”且以为“道非出于事物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³⁷⁾。道无处不在，它不是什么玄虚的本体，不过是事物的规律、准则而已，就存在于日用常行之中。永嘉学者的道器论则与陈亮若出一辙，他们一致拒斥“道”的形而上意义。薛季宣以为：“道非形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³⁸⁾道虽无形体，但不离物而存在。陈傅良教导学生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便有道，不是两样。”⁽³⁹⁾更取消了“道”的独立色彩，而突出了经验世界中事物本身的意义。

当然，以上只是从大体倾向而言，浙东的这三大学术流派，由于各有师承，自成体系，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都存在着差别。漆侠先生认为“吕祖谦是浙东事功学派中最接近理学家的一个。……陈亮则是浙东事功学派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永嘉诸子如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算是事功派中的温和派”⁽⁴⁰⁾。但是，总的看来，通贯经史文章的博雅色彩和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实为浙学的精髓。对于浙学的精神，元代苏天爵的概括最称允当：“嗟夫！昔宋南迁，浙东之学以多识为主，贯穿经史，考核百家，自天官、律历、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该通曲委，必欲措诸实用，不为空言。然百年以来，典刑风流日远。”⁽⁴¹⁾这使得浙东学术在声势渐著的理学之外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