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团主义”的中国研究进路
“合作主义”也被译为“法团主义”“社团主义”“统合主义”“工团主义”以及“阶级合作主义”等等。它的原意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量有限的、代表种种职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政府)就公共政策的产出进行讨价还价。为换取有利的政策，利益组织的领导人应允通过提供其成员的合作来实施政策。”[7]通常情况下，这一概念指示一种特定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也被用来指示一种特定的市民社会形态，但是很少被用来描述一种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
作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一种解释模式，法团主义尽管不能成为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选择的唯一依据或最佳标准，但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机理看待问题的新视角。与“市民社会论”者认定的“中国正在经历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一个前所未有的市民社会正在逐步发育和成长”。[8]所不同的是，“法团主义论”者强调，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逐步出现或发展的并不是多元主义的市民社会，而是一种法团主义结构。[9]从以上理论来关照中国的现实，应当说，均存在对实践缺乏有力而充分的解释。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形成或发育出一个学术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既没有出现一个标准的多元主义体制，也没有建立起一个标准的法团主义体制。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域”和“公共权力领域”[10]都还处于发展阶段。[11]因此，“法团主义”运用于中国研究存在着解释不恰的障碍。[12]
运用法团主义模式进行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利益的组织化方式这两个问题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戴慕珍(J. Oi)“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理论。[13]她将“法团主义”研究推进到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层面，解释了在中国地方的县、乡、镇、村层次上，由国家在地方的组织——地方政府推进构成的合作联合，在经济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地方福利改善方面发挥的显著作用。(www.xing528.com)
戴慕珍认为，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以来的地方政府不仅仅提供了一般性的行政服务，也不仅仅是参与企业的投资决策，还和企业一起负担风险并分享企业的收益。1985年“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乡镇政府也获得了一级财权，乡镇政府不仅拥有了较大的资源配置权和实现乡镇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具有了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从而也激活了乡镇政府考虑本地区利益的内在机制，发展乡镇企业成为许多乡镇政府促进本地经济的首要选择和诉求。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农村非集体化组织的变化，都为地方性的政府法团主义提供了条件。由县、乡镇和村庄三级组织共同构成的合作体，促进了乡镇政府和本地企业的相互依赖，是农村企业发展的直接原因，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形式就此形成。虽然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组织的作用不同，但是它们共同利用行政体制建立市场，运用行政权力支持并保护合作关系，它们可以选择发展目标，甚至可以在资金借贷、信誉担保、风险承担等方面，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因此，戴慕珍将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主要归功于地方和基层政府及乡村干部基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如财政和政绩压力而寻找新的资源的努力的结果。“法团化”的后果是，政府将乡镇企业纳入到行政管理的范围中，既对这些企业提供经济依靠的后盾，又施加控制权力，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互利关系。党、政、企三者结成了具有共同利益的地方法团组织，法团组织的运作类似商业组织，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组织目标，组织架构呈现官商结合的特点。这就促成了乡镇政府的“自利化”倾向，而“法团化”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她的研究对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基层治理的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启示。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随着乡镇改革中对“政企分开”后基层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有学者指出乡村集体企业的转制和乡镇集体经济的转型，标志“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的终结。[14]那么，面对基层治理的变迁历程和现实改革实践，能否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建构起新的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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