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咸安区的实践与探索

四、个案概况

本文选取的研究个案是位于我国中部的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

咸安区，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为新兴的中等城市——咸宁市的中心城区。虽然现在的咸安区的行政建置比较晚，然而追溯而上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西周成王(公元前1031～公元前993年)时，咸安地区属楚鄂王封地。

历史上的咸宁居于鄂南要冲，是“通黔粤之要途，为武鄂之前屏。”地势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元末陈友谅退守武昌，明朝张献忠屯兵江夏，李自成南进通山，均在咸宁有过战事。民国时期，咸宁更是风云迭起。护国、护法战争，汀泗桥是争夺要地。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的湘鄂大战，咸宁县城、汀泗桥更是主战场。双方三万余人鏖战50余天。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之战中，一举摧毁军阀吴佩孚主力，为北伐奠定了胜利基础。

咸安区地处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东临阳新，南极崇阳，西界赤壁，北交江夏，东南与通山接壤，西北与嘉鱼毗邻。地形属江汉平原与鄂东南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呈斜坡状。地貌复杂，丘陵、平原兼有，幕阜山脉逶迤东南边沿，斧头湖、西梁湖镶嵌于西北界。淦水、高桥河、汀泗河三大水系，汇集大小滞留70条，由东南蜿蜒流向西北。有泉眼169个，以温泉最为著名。

咸安区东西横距58公里，南北纵距41公里，总面积1503.76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0.82%。其中，耕地面积295.2355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9.3%;园地面积38.7197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2.58%;林地面积569.8739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7.90%;牧地面积0.1566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0.01%;水面面积165.4355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1%。

咸安区农产以稻、小麦、薯类、芝麻和油菜为主，盛产桂、竹、麻、茶，是全国文明的桂花之乡。鄂东南茶叶和蓖麻主要产地。工业有机械、电机、化工、轻纺、建材、食品等、桂花制品、麻纺、茶叶、加工及竹制工业品等。

咸安区现设永安、浮山2个街道办事处，汀泗桥、马桥、向阳湖、官埠桥、横沟桥、贺胜桥、双溪桥、高桥、桂花和大幕等12个乡镇，1个国有向阳湖奶牛场。全区共有129个村民委员会，2368个村民小组。2002年底，全区年报总人口45.8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1.76万人，非农业人口13.84万人，未落常住户人口0.25万人，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口5.65万人(一年外出三个月以上)，乡村劳动力11.51万人。

本项研究之所以选取咸安作为个案对象，主要是因为咸安区在全省乃至于全国率先自主进行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实践探索，并成为全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推行的典范，“解剖麻雀”无疑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为此，笔者曾经多次赴咸安及所辖乡镇和各村进行了调研，取得了大量的访谈记录、文件和图片等资料，对改革过程进行较为细致和充分的了解。^[62]还包括自2000年以来若干次实证调查所搜集的材料和数据，以其作为补充和参考。

【注释】

[1]参见张厚安等编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当然，作为早期国内农村研究的重要代表著作，早期的农村研究政策性、对策性色彩较强，缺乏较有深度的理论解释和分析。

[2]参见徐勇:《“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徐勇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328页。

[3]参见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徐勇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铭铭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著:《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于建嵘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曹锦清等著:《当代浙江北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项继权著:《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农村社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

[4]参见张静著:《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徐勇、项继权主编:《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贺雪峰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俞可平主编:《地方政府创新与善治: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项继权主编:《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研究与咨询》，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另外，从近几年以来国内召开的大型研讨会主题的变化来看，也反映出国内学界研究重心的提升和转换:“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1997年7月，北京)，“中国农村研究:交流与沟通”(1997年10月，北京)，“中国乡村制度:历史与现实”(1998年3月，北京)，“村治研究与实验研究”(1998年7月，湖北黄梅)，“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2000年10月，湖北武汉)，“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2001年12月，湖北武汉)，“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2002年10月，湖北武汉)，“中国乡村公共财政与治理”(2002年10月，湖北武汉)，“乡镇体制改革”(2004年2月，湖北武汉)。

[5]参见Blackwell，Basil.1991.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pp.257－230，590－594.Robertson，David，ed.1995.A Dictionary of Modern Politics.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s. pp.11－212，444－445等讨论。

[6]美国政治学家迦纳认为，“国家是由很多人组成的社会;永久占一块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有一个为人民在习惯上所服从的有组织的政府”，转引自王浦跔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维基百科所定义的国家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一个具有自己政府、宪法和法律、警察和军队、税收和人口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上。

[7]Robertson，David，ed.1995. A Dictionary of Modern Politics.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s. pp.444.

[8]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9]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个，一是指“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二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后一个解释广为接受。参看《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81页。作为现代国家概念，State是指“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分立的公共权力形式，它构成了某一有限领土内的最高政治权威”。参看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基础》，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卷，第353页。

[10]Skocpol，Theda.1979. State＆Society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9.

[11]参见萧全政:《政治与经济的整合: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12]Blackwell，Basil.1991. 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pp.257.维基百科定义的政府是“一个政治体系，于某个区域订立、执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机构”。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狭义的政府仅指行政机关。一个国家的政府又可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http://zh.wikipedia.org/wiki/Special:Search?search=%E5%85%AC%E5%85%B1% E6% 9C% 8D% E5% 8A% A1＆fulltext=% E6% 90% 9C% E7% B4% A2上。

[13]狭义的政府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例如我国的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08页。维基百科所定义的政府是“一个政治体系，于某个区域订立、执行法律和管理的一套机构”。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在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上。

[14]参见李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中国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和变化》，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哲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

[15]Sabine，George Holland. 1973.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4^th ed. Revised by Thomas Landon Thorson. Hinsdale Ill.: Dryden Press. pp.147.

[16]Skocpol，Theda.1979. State＆Society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69.

[17]参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在“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学者们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此不作赘述。

[18]参见王绍光:“破除对Civil Society的迷思”，周雪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9]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4页。

[20]参见石之瑜:《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21]参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22]参见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3]参见张静著:《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4]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邓正来、J. 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430页。

[25]公共领域思想主要源自德国的哈贝马斯(Prof. Juergen Habermas)，他从对“公共”的概念和“公”与“私”的分野入手，阐明了公共领域的演化过程。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一词的多种含义，并特别指明在公共领域一词中“公共”是指“公众、公共性以及公开化”。他指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沟通的媒介。很明显，哈贝马斯所讨论的这种以公共舆论传媒和社团为主体的“公共领域”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视野中，西方国家和社会具有明晰的边界。据此，黄宗智所提出的“国家—第三领域—社会”的三分法，其基础仍然是国家—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论。

[26]参见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Kanthryn Bernhardt＆Phlilip C. C. Hua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 1994.

[27]参见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www.xing528.com)

[28]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29]参见(美)弗理曼、毕克伟、塞尔登著，陶赛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研究成果还可以参看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94年版;内山雅生著，李恩民、刑丽荃译:《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对国外诸多乡村中国研究学者的成果梳理和概括较为全面的文献，可参看项继权著:《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0]参见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在此之前，1988年郭书田、刘纯彬等学者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并进行了初步分析，他们认为，二元社会结构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继而，他们运用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分析了对中国农村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婚姻、兵役、计划生育这13种具体制度进行了分析，并对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参看郭书田、刘纯彬等著:《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1]参见于建嵘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2]参见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他论著有金观涛、刘青峰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时和兴著:《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3]见邓正来:《“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9页。

[34]见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引论)》，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302页。

[35]Joel S. Migdal，Atul Kohli，Vivienne Shue: introduction: developing a state-society perspective，in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p2.

[36]奥佛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行的“市民社会”的内涵已经与马克思和黑格尔使用的概念大相径庭了。他将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这些经济领域剔除出去。(参见童世骏:《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11月，第27页。)而哈贝马斯认为，“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国家和非国家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参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导言)，译林出版社1990年版。)

[37]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N.Rosenau)在《没有政府的治理》等著作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其主体未必是政府，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美】詹姆斯·N·罗西瑙著，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Francois-Xavier Merrien)在“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对它作出的定义，归纳为把公营事业和公共事业私有化，优先发展市场和准市场作为分配服务的手段(《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61页)中总结了罗茨(R. Rhode);斯托克(Gerry Stoker)则指出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它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9页)。

[38]对于治理而言，包含三个层面的研究:在宏观层面上，集中在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多层治理的结构作用方面，主要侧重于治理发展的环境条件和社会基础，依靠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的诸多思想和知识来解释、分析地方治理的发展状况与面对的困境，如安东尼·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戴维·赫尔德的《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等;在中观层面上，学者们侧重于治理本身系统、制度构造与地方政府组织重组问题的讨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及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解释和研究途径，如埃莉诺·奥斯特洛姆所著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奥利弗·威廉森著的《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希尔斯曼所著的《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美】罗伯特·帕特南所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这些研究集中在治理的基本理论、结构模式、运行基础和制度设计的研究上，对全球化与当代治理的形成与发展、多中心的制度安排与地方治理制度设计、治理中的制度约束、治理与政府组织职能和机构再造、治理发展与政府间权力关系的调整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在微观层面上，主要侧重于在地方治理中政府组织及其他参与治理的组织采用的有效治理策略和工具，如盖伊·彼得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著的《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等，很多学者也关注到地方治理中的政治指导艺术、战略管理与规划、伙伴关系建设、冲突控制与危机解决等方面。

[39]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俞可平主编:《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孙柏瑛著:《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毛寿龙著:《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顾丽梅:《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0]参见谢庆奎主编:《当代中国政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敬延年等编著:《现阶段的地方人大》，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1991年版;王劲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林尚立著:《国内政府间关系》，1998年版;高民政主编:《中国政府与政治》，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谢庆奎等著:《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胡伟著:《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红太著:《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1]参见张坚石等著:《地方政府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陈小京等著:《中国地方政府体制结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刁田丁主编:《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胡盛仪等著:《地方政府原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赵辰昕著:《乡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张全在、贺晨著:《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白益华、王振耀主编:《乡镇政权与村委会建设》，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张静著:《基层政权——乡镇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2]参见项继权著:《国外农村基层建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任进著:《当代中外地方制度比较》，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潘小娟著:《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管理制度》，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曹沛林著:《比较政府体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3]参见谢庆奎等著:《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

[44]参见章原编著:《重塑政府——98政府机构改革焦点大透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版;刘智峰主编:《第七次革命——1998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备忘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刘智峰主编:《第七次革命——1998－2003中国政府机构改革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韩志继主编《政府机构改革》、辛向阳《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45]参见李学举等著:《中国乡镇政权的现状与改革》，俞可平主编:《地方政府创新与善治: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荣敬本等著:《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董吉渝:《转型时期地方行政行为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傅大友等著:《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分析——行政改革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张志坚编著:《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6]参见于军编译:《英国地方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赫尔穆特·沃尔曼编，王锋等译:《比较英德公共部门改革——主要传统与现代化德趋势》，北大出版社2004年版。

[47]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们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并采取不同的研究途径来探讨政治现象，必须选择具体的研究方法来协助工作的展开与完成，研究方法有两层含义:.研究工作时遵循的程序和步骤;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技术和工作。参看J. B. Johnson and R. A.Joslyn，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Washington，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86，p5.和R. A. Bernstein and J. A. Dye，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s，(3rd ed.)，Englewood，NJ: prentice Hall，1992，p8.

[48]Y.巴泽尔著，费方域、段毅才译:《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9]在政治学的发展史上，“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等方法论的发展使研究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即对个体与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偏好”等方面的研究。微观取向的研究角度力图褪去宏观历史社会学者过于强烈的决定论色彩，揭示出制度之下行动主体的力量。研究中国政治转型的著名学者邹谠提出了一种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互动的研究方法(邹谠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一研究取向这一方法把研究焦点放在政治行动上，希望考察政治行动是如何引起政治系统的变化并同时反映这种变化。笔者深受启发。

[50]一般来说，制度分析法常用来研究一个体系如何运作，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强调维持该体系运转的制度安排对其中的各变量具有制约或影响作用。同时，也必须注重对该体系的主体行为分析，如果不研究主体行为，对制度运行的解释就显得不完整，甚至有可能使制度分析变成一种纯粹的机械主义分析方法。简言之，行为分析就是研究经济政治行为主体本身的特征、性质及其所发出的特定动作。对制度主体的说明有助于揭示发生在制度内部、深层次的问题。“新制度主义”之所以近几年以来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就在于它反对以行为观察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它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行为只有发生在制度中才能充分地被理解，所以必须重新探讨制度的重要性。参看Ellem M. Immergut，“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Society，No.26(1998)，pp.5－34.因此，在乡镇站所研究的实际运用中，作为两种有所区别的分析方法，笔者认为乡镇站所的制度结构分析与其主体行为分析这两者可以互补，具体而言表现为对制度变迁进行说明时需要有合乎实际的行为分析为基础，而当对乡镇站所改革行为进行说明时需要有制度条件为前提，因为组织主体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开始行动的。

[51]国内目前对社会科学量化分析的统计软件介绍性的著作较多，但是国内政治学界对量化分析方法的运用还比较少见，介绍政治学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模型和分析方法的同样比较少见，特别是对国外政治学方面的案例分析更少。可参见李瑛著:《现代政治学计量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2]参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85页。

[53]参见孙柏瑛著:《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54]根据经济学中给定的定义，公共产品是指政府向居民户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总称。公共产品包括的范围很广，诸如国防、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经济调节等，都是政府向居民户提供的服务。此外，由政府提供经费而实现的教育服务、卫生保健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也属于公共产品。公共物品具有七个特征:第一，生产具有不可分性。指要么向所有人提供，要么不向任何人提供;第二，规模经济效益特别巨大;第三，初始投资量巨大，随后所需要的经营资本数额较少;第四，具有自然垄断性;第五，消费不具有非他性;第六，对消费者收费不易，或收费本身引起的交易成本过高;第七，其消费具有社会文化价值。参见胡家勇:《政府干预理论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55]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4年第11月号上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所定义的公共物品是“不同于公共所有的资源(如草原、石油等)。”参见安东尼·B.阿特金森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著:《公共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1页。

[56]参见胡家勇:《公共品供给分析》，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10页。他认为纯公共物品包括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犯罪改造、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信息、货币发行、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传染病防治、消防服务、基础科学研究、意识形态传播等，而准公共物品则包括基础农产品、能源、交通、通讯、城市公共服务、教育、广播、电视、社会保障、产品质量认证、企业信誉评价、地址勘探等。有学者认为，公共物品是指任何一个人对它的消费不减少别人对它的消费的物品，而草原、石油资源不是这样。布坎南指出，公共物品是一个外延广阔的范畴，不但可以包括萨缪尔森定义的“纯公共物品”，也可以包括“公共性”程度从0到100%的其他一些商品或服务。参见J.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页。

[57]参见胡家勇:《公共品供给分析》，《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10页。

[58]参见黄学恒著:《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59]参见徐颂陶等:《神圣的天职——中国现代人事管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转引自赵立波:《事业单位改革:公共事业发展新机制探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中国现有事业单位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牵涉面广，专业人才和技术知识高度密集，隶属关系和投资渠道各不相同，情况十分复杂。据统计，到1994年底，我国的事业单位已达一百三十多万个，从业人员二千六百多万人，各项事业经费支出约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3;目前仍有一百三十多万家事业单位，近三千多万事业人员，事业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开始下降到20%以下。参见黄学恒著:《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60]中国现有事业单位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牵涉面广，专业人才和技术知识高度密集，隶属关系和投资渠道各不相同，情况十分复杂。据统计，到1994年底，我国的事业单位已达一百三十多万个，从业人员二千六百多万人，各项事业经费支出约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3;目前仍有一百三十多万家事业单位，近三千多万事业人员，事业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开始下降到20%以下。参见黄学恒著:《我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61]参见成思危主编:《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模式选择与分类指导》，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有关事业单位的不同解释可参看赵立波:《事业单位改革:公共事业发展新机制探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5页。

[62]调查时间包括2003年3月31日～4月2日、4月14日～4月18日、7月20日～25日、2004年3月1日～3日、2005年6月21日～27日、2006年6月5日～7日。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宋亚平副主任、敖毅副处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徐勇教授、项继权教授、王敬尧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李芝兰副教授及政治学研究院十多位研究生曾先后一同前往。收集的资料包括《咸宁县、社、镇组织沿革简介汇编(1949－1983)》(咸宁市档案局，1984年10月)、《咸宁县直机关全宗简介汇编》(咸宁县档案馆，1982年11月)、《咸宁县人民政府组织沿革简介汇编(1949－1983)》(咸宁市档案局，1984年10月)、《咸宁市志》(湖北省咸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咸宁地区组织史资料(第一卷:1925年春—1987年10月)》(中共咸宁地委组织部、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咸宁地区行政公署档案馆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咸安五十年》(咸宁市咸安区统计局1999年版)以及上百万字咸安县、乡、村大量的档案文件和数十万字的访谈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