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研究：封建时代领先地位

科学技术在中国

曹胜斌

科学一词，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拉丁文（希腊）的Scienta，本意是“学问”、“知识”，与中国古代的“格致学”意义相当，19世纪下半叶传入日本，1893年康有为将其译入汉语。今天，许多人把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这种理解，从整体上看是对科学的一种静态的理解。

如果我们对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进行深入地思考，就不难发现：第一，科学是人类特定的社会活动的成果，它表现为发展着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第二，科学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是从事知识生产的人类的实践领域。它离不开独特的物质手段，但在本质上是种精神的、智力的活动，是种精神生产。第三，科学及其活动组成一种社会体制，构成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体制，它既是特定的科学思想、科学意识和科学方法的对象化、社会化，又是具体的科学思想、科学意识和科学方法进一步发展的客观社会基础。第四，科学是人类特有的文化方式和精神尺度，是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第五，科学知识可以用于社会物质生产中去，并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但科学在其未与物质生产力结合之前，表现为物质生产的精神潜力——以知识形态存在的一般生产力，是一种文化力量。

现代技术是科学的物化，技术渗透于生产力的诸实体要素之中（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制约着诸实体要素相互结合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决定了生产的性质、类型和水平。因此技术在文化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类创造物质文明和社会生活的手段、方式，往往把某种主导技术作为特定文明历史的时代标志。如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能时代、计算机时代、信息时代等。

一、我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发展和终结

在中国，奴隶制的产生晚于埃及和巴比伦，就其发展来说也没有像古希腊那样达到全盛和繁荣。但是，后来者居上，中国最先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迅速发展了自己的科学技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在封建时代，中国以其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遥遥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封建时代科学技术的突出代表。

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总的来说不如其他文明古国，但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飞跃。

中国在春秋战国之交（约公元前6世纪）就过渡到封建制社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次文化繁荣。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的主题自然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文化传统。自然科学在道、墨两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墨经》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果。

中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公元前22年，秦始皇建立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秦朝，从此开始了我国封建制社会繁荣发展的时期。经秦到汉，在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获得了迅速发展，跃居世界前列，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用科学技术体系。这个时期统一了度量衡，制订了历法编著了《九章算术》、《齐民要术》、《水经注》、《伤寒杂病论》、《抱朴子》等科技著作，发明了造纸术，修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都江堰）等。

中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体系顶峰时期。中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体系形成后，又经过晋、南北朝、隋等许多朝代的发展，到了唐、宋时期达到了它的高峰时期。当时西方正处于落后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唐代在经济和文化上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更高于唐代并居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宋代完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在唐宋时期，中国的农业水利、建筑、陶瓷、造船、制茶以及丝织技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宋代博学多才的科学家沈括，主持制定了奉元历，在天文、物理、数学、生物、地质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写出了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梦溪笔谈》。

元明时期科学技术继续发展南宋以后，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日增，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又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到了明朝，封建社会之势更弱。此间，中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体系还是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明中叶之前仍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元明时期我国在军事技术、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尤为突出，郑和七次下西洋（1410～1440年）在船队规模、造船技术、航行距离方面比哥伦布的远洋航行早50年且十分先进。明朝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集大成时期，徐光启完成了共60卷的《农政全书》，李时珍著52卷的《本草纲目》（1578年），宋应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18卷的《天工开物》。他推崇亲身见闻和认真观察，反对只讲空洞的道理而不顾实际生活，反对“学者童而习之，终身不见其形象。”

明未清代中国实用科技体系之终结。古代中国自明中叶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了王夫之、黄宗羲、和方以智等进步思想家、科学家。但由于清朝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入侵，资本主义在中国未能得到长足发展，科学技术也随之开始衰落。清代后期，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相继入侵，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终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古代文化和它的实用科学技术体系至此宣告终结。

二、近代科技传入中国

1．科学技术传入的背景

从明代到清初，我国科技知识的发展，仍旧像秦汉以来一样，比较突出实用技术方面。在基础科学方面，我国封建时代两门主要科学天文学和数学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上述那些束缚科学发展的共同因素外，还有特殊的原因：“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由此也影响了数学的发展。数学只有商业数学和珠算得到了发展，而元宋时代高度发达的数学方法却没有被继承下来，更谈不上发展了。

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16、17世纪，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如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和方以智等人，但他们的成就与同期欧洲科学如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相比要逊色得多，可以说我国的自然科学是从16、17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的。

明末农民起义摧垮了陷于深刻危机的明王朝，但在各地地主武装和清军联合镇压下，很快归于失败。清兵入关后，于1644年，建立了清朝。

清朝的统治者入关前，其社会形态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入关后，他们主要着力建立和加强封建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各种制度，并把权力主要集中在以满族上层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手中，强化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强化使明中叶以后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残酷地压制，尤其是对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反清势力的残酷镇压，使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摧残。清初，虽然采取了稳定封建经济的政策，使社会生产沿着封建经济的轨道得到恢复和发展，但限制很严，速度很慢，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商品生产才赶上明中叶的水平。这与西方同期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根本无法相比。

清廷对待汉族中间阶层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①继续沿袭八股取士制度，把大部分知识分子束缚在科举之中。②多次兴起文字狱，将我国学术研究逼上了考证古典文献的道路，禁锢了一般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导致学术研究严重脱离实际，从而也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③清初，东南沿海反清斗争的力量强大，清廷实行严格海禁，封锁海域，宣布汉人出海洋是“自弃王化”，一律杀头，这与同期西方资本主义的远洋探险、远洋贸易形成鲜明对比。④拒绝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同期，西方经济和科学技术已进入长足发展之中。

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基督教分裂成为新教和旧教两派，新教在北欧取得了优势地位的同时，旧教天主教会在南欧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也进行了“革新”由此成立了耶稣会，其成员叫耶稣会士，它的宗旨是重振罗马教会。宗教改革之后，罗马教皇的地盘和影响力大大缩小，于是便加紧派遣布道士四出活动，利用知识扩大影响，然而布道活动绝不仅仅是传教的问题，而是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结合在一起的。16～18世纪罗马教皇派遣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同时，既是配合资本主义殖民扩张需要，也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传入中国。

2．传入的科学知识

耶稣会士来华是从16世纪下半叶以后开始的。他们知道在一个文化悠久，经济力量也还不弱的东方大国，要达到通过宗教以左右中国的目的，不能不用近代的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他们在实现传教目的的过程中，传入的科技知识主要有天文、数学、地学、物理、火器等。

在天文学方面，首先是利玛窦介绍了有关日蚀、月蚀的原理、七曜与地球体积的比较，西方所测知的恒星以及天文仪器的制造等。天文学知识、仪器的传入，特别是有关日蚀、月蚀的原理介绍，导致了明末（崇贞二年）重修历法。徐光启主持修改历法工作，他聘请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人龙华民（Nicolaus Llngobardi，1559～1654年，1597年来华）等传教士，完成了《崇贞历书》。但新历法由于守旧派的反对和明室衰亡，并未实行。清初，汤若望将新历法献给顺治皇帝，逐即颁行，称之为时宪历，汤若望也被委任为钦天监之职。

西方数学的传入主要有欧氏几何、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学。利马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笔算的传入一改中国数学，筹算、珠算只重结果，不见过程的我国传统数学，此前，中国数学一直是用文字表达的。

世界地图是利马窦传入我国的。有意思的是1602年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这幅椭圆形的世界地图中，特意把南北美洲绘在亚洲的东面，这样中国的位置就在地图中间部分了。同时也有一些声学、力学、光学知识和仪器传入我国。火器制造技术的传入。

3．近代中国对待西方科技的政策

明万历、崇祯年间，皇帝和一些朝中重臣对传教士以礼相待，西方科技知识首先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起来。清初顺治、康熙对传教士和西方技术十分宽容，多次委任外国传教士为钦天监之职。1723年（雍正元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雍正对耶稣会士极为不满，除任职天监的传教士外，一律被驱至澳门看管，各省天主教堂也被拆除殆尽。乾隆年间虽有所改变，但已不如康熙时代。

从明万历到清康熙大约一百余年间，封建朝廷对西方科技知识传入的政策既能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予重视，利用传教士之所长，也能把科学活动与传教活动加以区别。那时我国的封建皇帝，如顺治和康熙，尽管他们非常尊重传教士，也未被说服拜倒在罗马教皇的脚下。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发展科学和技术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华大帝国的至尊思想也妨碍了他们更好地向“四夷”学习。从科学方面看，要以康熙亲政的大约半个世纪间，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最为活跃。这与封建统治颁历法和扩大版图的需要，历局等机构的设置，以及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但是，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来说，清廷多次兴起的文字狱使得中国学术研究一次次远离科学精神，更远离自由、民主精神，这使得传入的科学知识处于独立无援的境地。这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学术环境，形成鲜明对照。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传入是在比较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就是说与一般的科学技术交流不同，它从西方传入是附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的。传入的科技知识，又只在我国社会最上层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传播。因此，传入知识的本身和所产生的影响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阻碍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和完整的科学作品的传入，同时在我国也缺少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来自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西方科技知识传入之后，只在天文、数学和测绘地图等方面对我国科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未能很好普及。

清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比明代更发展了一些，但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却远不如明代后期那样丰硕。这主要是因为清代封建统治者不断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闭关自守的政策造成的。上层建筑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作用，从乾嘉时期考证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来看是非常明显的。

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我国没有像日本、美洲那样搭乘上近代科学技术的头班快车，这将注定中国今后的百年命运──落后挨打。

三、百年巨变的科技救国历程

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这时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止，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从一个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面对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奋起斗争。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与历史上各个阶段全然不同的显著特点。

到了19世纪中叶，清王朝已经十分腐朽衰败。在社会经济方面，封建经济基础依然根深蒂固，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加之大量输入鸦片，白银外流，黄河泛滥，人口激增，皇室贵族的奢侈浪费等等，致使财力枯竭。穷途末路的封建经济，腐败透顶的官僚制度，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毫无疑问，都是科学技术发展极为不利的因素。顽固推行了一百几十年之久的闭关自守的外交政策，使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几乎完全停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科学技术如此迅速的进步，却采取了掩耳不闻、闭目不视的态度，以天朝上国自居。

“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当罪恶的鸦片贸易受到清朝政府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的阻止之后，英国的“洋兵”真的“长驱而来”了。他们用洋枪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行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从鸦片战争之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除鸦片战争外，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比较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加上帝国主义之间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1904～1905年）有六次。中国每战必败，在这期间，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性运动就有四次：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义和团运动（1900年），辛亥革命（1911年）和五四运动（1919年）。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再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便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

鸦片战争之后，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便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亦即救国与强国两大任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科技救国、科技强国之路包括三个阶段：19世纪末的创业时期（悟器：习器、习技，以引进为特征）；20世纪初的开拓时期（悟道：科学万能，以消化为特征）；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发展期（道器并新：全面普及与提高，以创新为目标）。在科学救国、强国的三步当中，以强国为目标的一步在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了以救国为目标的前两步，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自发的机械引进模仿到自觉的主动创新，由学到赶再超的过程。从洋务官僚的倡导到知识精英的呼吁再到政治领导核心的号召和部署；尤其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变为国人的共识，说明中国人从思想的高度，真正找到了一条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的道路。

1．从被动的科技传入到主动引进

以儒学为主体的华夏社会，历来重义理轻艺事（科技）。按照冯友兰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是求善的伦理哲学，西方文化则以求真的科学见长。由于“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物质，中国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心灵”，因此，尽管中国古代也曾有世界重量级的发明创造如“四大发明”，但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尤其是清末封建主义走下坡路之季，对科技的歧视与西方资本主义走上坡路之季对科技的崇拜相对照，说中国没有近代科技就一点也不奇怪。经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较量，失败使一些明智的官僚开始认识到“器不如人，技不如人”是夷强华弱的关键，要自强就不能排外，就不能歧视科技，只能先当学生，引进西方先进技艺，“务尽其妙而夺其长（刘坤一语）”，“取洋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李鸿章语）。以此为契机，19世纪60年代在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官员中勃兴了一股科技救国的热潮，同时博得了一批知识精英的支持。

这次科技思潮是在列强环伺和内乱不止的被动局面下，在对西洋巨大科技成果的威力的直观感受下自发产生的一种认识，这种背影决定其认识的肤浅和朦胧，也决定科技推进过程中的艰难。

首先，洋务官僚对科技的认识主要在器技层面，因此引进科技也就局限于器技一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创建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山东机器局等，生产出当时第一批枪炮轮船。同时，在引进西方科技办厂造器的过程中也培养了第一批近代技术工人。

其次，当洋务官僚在花大价钱引进器技获得成功之后，渐渐发现完全搬用西人的器技，不仅成本高，而且引进的往往是过时的东西，照这样下去，只能永远落到别人后面。因此思维开始由制器转向制器之器即学理上。输入学理就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就要开设新式学堂，就要突破科举体制。（新旧两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867年开设了天文算学馆，馆办学校学生开始系统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原理教育，第一次科技思潮亦由此迎来第一个高峰。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开始系统翻译过来。

就整体而言，第一次科技思潮是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逼出来的，但是，毕竟给近代落后、愚昧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机器、新知识、新希望，有力的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近代转型，揭开了科技救国、强国运动的序幕，其意义在于：

（1）创建了近代科技教育机构，奠定了近代科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培养了一批科技种子，使科技强国的思想开始生根。这里有：1905年废科举，各地纷纷成立新式学堂，系统的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培养的人才有张本、徐寿、李善兰、詹天佑等。

（2）以科技为内驱力和切入口，以工业化为目标的洋务实业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部分地实现了“强军富国”的目的。在强军方面，由政府兴办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大小共30单位，共用了万余人。兴办了一批官办工业，如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等。兴办了一批交通运输企业，还开通了全国主要行省的邮政系统。

（3）科学知识的传播改变了传统的观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2．以消化和吸收西方学理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中国拖入了空前剧烈而复杂的世界范围的争斗，围绕战争的爆发、胜败、终结，中国作为附属国参战，占后巴黎和会分赃时，中国作为战胜国反被列强宰割，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广泛而深沉的理性思考。人们比较一致地认为：要摆脱贫穷落后，就要走科技强国之路。孙中山就痛切地指出：“近代战争之起，恒以弱国为问题。”由此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第二次科技思潮，其特点在于：

（1）从组织力量看，随着旧王朝的倒塌，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真空，真正为科技呼吁的是一群有血性的爱国新生知识分子群，他们是这一时期科技思潮的组织领导力量和中坚骨干。

（2）第二次科技思潮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学理的消化、吸收，科学观念的宣传，科技思想深入人心。

（3）对科学的崇拜更狂热，留洋者众多。对科学的理解更透彻，分支更正确。正确区分了科学与哲学及其他学科的关系。(www.xing528.com)

（4）科学人生观，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确立，表明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和理性精神开始确立，第一次思潮所播下的科技种子在五四时期已成为科技骨干，特别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便历史地承担起吸收、消化西方科技的组织者和领导角色。

其成就主要有：

（1）为了将世界科学新成果引进并消化吸收，组建科学社团，创办科技杂志，举办科学讲座，开展科技交流，广泛宣传先进科技成果，如：中国地学会，中国科学社，华中工程师学会，中国气象学会；《科学》、《学艺》、《矿业杂志》、《电界杂志》、《科学周报》等；罗素三次来华讲学。

（2）把19世纪末器技模仿提升到学理的消化吸收乃至创新，宣传科学方法。

（3）经过争论，第二次科技思潮树立了国人正确的科技观，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刻地批判，科学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科学思想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科学在中国思想界取得了至高的地位。

四、新中国的科技强国之路

1．科技进步高潮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揭开了以创新和超越为目标的第三次科技进步高潮，如果说以前两次科技思潮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的引进、模仿和消化改造的话，那么第三次科技思潮则已经是跟踪、创新超越为目的，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与科技强国平起平坐的科技事业，并借科技的威力来实现国家的富强。

（1）这一思潮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国际间科技、军事的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投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原子弹这一先进武器；战后美、苏长达四十五年的冷战及最后以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而告终的结果。1991年，美、伊海湾战争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信息战，充分体现了现代高科技的威力。现代经济全面依赖科学技术进步。

（2）第三次科技思潮的特点

①组织领导力量是政治领导核心。毛泽东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②科技与经济、教育融为一体，科技面向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依赖科技的提高，科技发展基础在教育三者相辅相承。

③在跟踪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的同时，努力创新，力争超越，实现科技“本土化”。

④明确区分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并驾齐驱。

⑤在大规模的兴办科技机构和科技教育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科学理性精神深入人心。

2．第三次科技思潮的历程

（1）向科学技术进军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几乎是空白，工业生产技术非常陈旧。建国初期，人们急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洗刷百年的耻辱，在这种高昂的斗志驱使下，新中国的经济、科技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地位。但是这种高昂的斗志也带来了急燥、冒进、浮夸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赶英超美”，“一把挫刀挫开微积分的奥秘”，“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科学和知识分子一度受到粗暴的批判。这一阶段的实践说明科学技术本身是渗透着价值意义的社会过程，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在最有利于生长的地方，才能发生发展，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便利工具。

新中国刚一建立，人民政府就以极大精力关注科学事业的发展，开始了科学技术机构的组织、建设工作。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从各方面调集大批优秀科学家加以充实，各产业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

1956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六百多位专家、学者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1956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远景规划开创了我国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时代，虽然受到“大跃进”的干扰，到1962年基本完成，同年国家科委制定了《1962年至1972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开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我国一系列的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64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实验。

但是，1966年开始，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历史进程，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破坏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否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打击迫害广大知识分子；拆散、捣毁科研机构、教育机构、科技设备和实验基地；否定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和作用；反对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破坏学术争鸣，败坏学术风气，窒息学术思想。这十年间，除军事科技外，我国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技术几乎停滞不前，科学技术研究、教育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正是在这十年间，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距离重新被拉大。

（2）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中央在百废待举的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加紧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重建了大批科研机构和学术机构，推倒了各种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平反了大批科技人员中的冤假错案，恢复了一大批科技人员的工作和职称，同时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重新充满了生机。1978年3月，召开了有6000多名代表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全面阐述了我党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邓小平同志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包括科学”的观点，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的历史，论证了这一观点，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效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邓小平还从生产力实体要素——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

邓小平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者的阶级性质后指出，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进而判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了，因此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

邓小平同志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还强调了党对科学技术机构的领导应当抛弃形式主义，讲求实效，落到实处。

（3）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1982年10月24日赵紫阳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点是应该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一条基本指导思想肯定下来。”讲话要求重视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抓好科学技术的四个转移：由实验室向生产企业转移；单纯军用向军民兼用转移；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由国外向国内转移。赵紫阳从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分析了我国现有的科研体制，与这指导思想的不适应，提出必须调整和改革现有科研体制，完善对科技人员的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

如果说邓小平的讲话解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认识问题，赵紫阳的这个讲话则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走向与经济密切结合的道路，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全面阐述了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

根据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1985年3月17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而把酝酿已久的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提到了科技工作的首要地位。改革的总体构想是：改革对科研机构的拨款制度，按照不同的类型及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的分类管理，确保科技拨款增长大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开拓技术市场，促进技术成果商品化，承认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和知识形态商品、知识产业的存在，通过开拓技术市场，疏通技术成果向生产流动的渠道，改变单纯采用行政手段无偿转让技术成果的做法；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鼓励研究、教育、设计机构与生产单位的联合，强化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开发能力，大型企业应逐步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部门和研究机构；改革农业科技体制，使之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合理部署科学技术的纵深配置，以确保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后劲，在大力推进技术开发研究的同时，加强应用研究，并使基础研究工作得以稳定地持续发展；扩大研究机构自主权，改善政府机构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宏观管理，独立研究机构要面向社会，成为自主的研究开发实体；允许集体和个人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服务机构；把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对外技术合作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加强人员交往；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继续发挥老一代科技专家的指导作用，支持青年拔尖人才脱颖而出；选拔有组织管理能力和开拓精神的科技人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培养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新型管理人才；改变人才积压浪费的状况，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逐步推进专业技术资格、职务评聘制度，认真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4）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80年代以来，以高技术为中心内容的新技术革命日益向纵深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正面临又一次巨大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正在到来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严峻挑战，又是发展科学技术、振兴我国经济的良好机遇，和我国生产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严峻现实，考虑到我国21世纪的长远发展战略，政治家和科技专家达成了共识：发展高技术是我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需要；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高度的热情跟踪、了解、研究世界高技术发展，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总结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对策，争取在能够直接采用高技术成果的经济领域、产业部门，超越传统的发展阶段，缩小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出于这一战略考虑，我国从1987年开始组织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我国高技术发展的战略构想是集中精干力量，拨出一定数量的专款，在今后十几年内，选择几个关系高技术全局的领域作重点研究，力争达到以下目的：①积极跟踪国际高技术发展动向，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在某些有一定优势的项目上争取有所突破。②培养造就一批新一代的高水平科技人才，使之学科配套、结构合理，有旺盛的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③将开发成果尽快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为改造传统产业和创建新兴产业服务，推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在本世纪末向现代化过渡。④为2000年后我国形成具有一定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创造条件，为国民经济向更高水平的稳定持续发展准备后劲。

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以80年代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将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到国防工业和空间技术领域，这个阶段的主要成就是两弹爆炸与卫星上天，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影响较小。80年代后，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扩展到其他领域，这一阶段的突出成果是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商业服务领域及大批高技术产业建成壮大。为适应世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紧迫形势，1988年国家批准实施旨在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明确把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其重要内容，并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1991年4月23日，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题词发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有关政策规定。

至1996年，863计划实施10周年之际，我们用比发达国家较少的资金，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各领域的研究初战告捷，硕果累累，国家科委负责组织实施的5个领域，粗略统计，共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的540项，有567项获得国家或部委级奖励，获国内外专利244项。863计划的实施提高了我国在高技术研究领域中的国际威望，使我国在国际合作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培育了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专家为主体的优秀研究开发队伍。

目前我国已建立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各项经济指标以每年近乎翻番的速度增长。根据有关国家计划，到本世纪末，在全国已有高新区的基础上，将建立10个左右的高新技术产业带；2010年，从总体上构成环渤海湾、沿欧亚大陆桥、顺长江主干道、临东南沿海4个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区域，从而可以依靠大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科研实力和骨干企业，集中20多个省、市的科技、经济资源，利用大部分对外开放条件，形成点、线、面全方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大格局。

第三次科技思潮是以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理论上批判两个“凡是”，即“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契机，勃兴并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经过了对科技地位、作用、性质的重新认识，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作用等的认识，对科技交流的认识阶段；深入、细致的科技体制改革阶段；制定高科技、高技术发展战略：实施了“863”计划和“火炬计划”，“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明显地反映出邓小平同志希望中国科技能够在跟踪学习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一条治国的逻辑思路：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的富裕强大，增强综合国力，就要发挥科技的关键作用，这是近百年来救国、强国中的最佳方案，其中渗透的恰恰是“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

五、跨世纪的大战略——科教兴国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科技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世界在前进，科技在进步。就在我们励精图治，努力完成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的工业化的时候，20世纪末叶，科学技术也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正在到来。

正是在这种挑战与机遇、动力与压力并存的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国务院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科教兴国高度概括了科学技术、教育、综合国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只有办好教育，才能培养现代化所需的各类人才，才能占领科技这个制高点，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江泽民指出，科技要面向经济，经济要依赖科技，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的科教兴国的战略确立了这样的思路：科学以大学（含科研院所）为中心，技术以市场为动力，教育兴则科学旺，科学旺则技术新，技术新则市场活，市场活则国富民强，社会稳定。

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科教兴国确定为今后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认真贯彻的九个重要方针之一。1998年3月19日刚刚当选为国务院总理的朱 基同志，代表跨世纪的新一届政府郑重承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我们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使全国上下都认识到科技教育的发展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把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有机统一起来，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动力深化和泛化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和行动之中，使举国上下达成这样的共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兴则人才倍出，人才倍出则科技发达，科技发达则经济繁荣、国家昌盛。

在科教兴国战略指导下，党和政府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863计划”、“火炬计划”的同时，进一步组织实施了旨在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211工程》、旨在提高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知识创新工程》和《技术创新工程》，力争到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基本具备能够支撑我国科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使我国科技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科学技术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的前十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和国家的正确战略思想指导下，21世纪我国的科技事业、高科技产业一定能够逐步缩小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将中国推向经济腾飞之路。

从科技知识传入中国到科技救国再到科技强国中华民族在漫漫长夜中已走过了几百多年的艰辛历程。特别是在最近一百多年中，伴随着中国的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从全盘引进模仿到创新超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两弹一星，巨型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正负电子对撞机，杂交水稻系列，宝钢工程，大亚湾核电站，黄河小浪底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一系列科技知识产权法律，各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新型科技体制，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科技援助和科技合作改变了历史上单向引进的落后状况。

在科学技术这一先进生产力的推动下，中国社会从贫穷落后开始走向全面小康，中国的国际地位从弱小受辱开始走向强大自豪，中华民族开始由一个黑暗、毫无希望的民族变为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民族。这一切表明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从经济发展来讲是生产力，从军事角度来看是威慑力，从政治上来说是影响力，从社会发展而论是推动力。因此，可以这样说：科学技术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科学技术是万万不能的。同时，伴随科技事业的推进，近年来，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不变到变，从小变到大变，从缓变到突变，这一切都反映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近150年间，当西方人享用他们创造的进步和富庶时，大多数亚洲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由落后贫困开始走向发达富强的亚洲国家，而促进这一艰难的百年转机的内在动力则显然是科学技术的创造性引进、消化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3－18

［2］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3－17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5－6

［4］宋健．珍惜机遇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中外科技，199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