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支持宋庆龄及组织：1938～1958

二、国际友人对宋庆龄及组织的支持

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只相信宋庆龄创办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他们说，“你们没有国际会我们不给钱”，“我们不送钱给孔祥熙”⁽²²⁸⁾，“他们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²²⁹⁾。何明华是英国及香港的主教，宋庆龄通过活动把他拉了进来，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由何任主席，以摆脱孔祥熙的控制，使工作有了担保。筹到款后，通过邓文钊直接汇到延安，绕过了重庆⁽²³⁰⁾。在宋庆龄的指点和协助下，斯诺开展工作，争取香港总督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其他有影响的人士支持这一步骤。普艾达在香港努力把国际支持者联系在一起，并从1938年第四季度起成为此项工作的秘书⁽²³¹⁾。后来宋庆龄委派她赴美国组织工合促进委员会，工作由陈翰笙接替。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没有加入保盟，可能会令人不解。因为她曾同游击队在一起，并在武汉不辞辛劳地为他们征募捐款和医疗用品。但她不在发起人之列。爱泼斯坦认为，可能是“还在上海时，她同宋庆龄一度十分密切的关系受到了一些损害，也可能因为她有一种喜欢单独工作而不作为集体一员的难以克制的倾向。尽管在组织上没有关系，保盟同史沫特莱相互合作，而不是像有人猜想的那样成为竞争对手”⁽²³²⁾。爱泼斯坦的判断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史沫特莱1937年在上海时，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中共的一个外国人的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场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中共利益造成了损失。因此，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王明发出将史沫特莱“孤立起来”的指示⁽²³³⁾。宋庆龄身为共产国际的成员，自然得遵照指示执行。事实上，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宋庆龄人就对史沫特莱比较张扬的做法不太满意，早在1936年春，宋庆龄就在报刊发表声明，否认史沫特莱是自己的英文秘书⁽²³⁴⁾。尽管宋庆龄没有邀请史沫特莱加入“保盟”，仍然留有私人情谊。据许地山夫人回忆，1940年1月23日，史沫特莱到达香港，香港文艺协会举行欢迎茶话会，宋庆龄出席并用英语作了发言⁽²³⁵⁾。而史沫特莱也用实际行动为“保盟”工作，如新四军的军医代表沈其震，就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到香港找到宋庆龄，才接上联系获得医药物资援助的。“保盟”与周恩来商定的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和分院、提供医务人员和物资的计划，也是以史沫特莱和贝特兰从华北前线带回来的关于伤员的需要的第一手报告为依据拟定的⁽²³⁶⁾。

与宋庆龄关系的破裂直到40年代还在深深地折磨着史沫特莱⁽²³⁷⁾。她们都在上海、香港和美国为中国的医药需要筹款，但之间似乎存在竞争。一个关键问题是史沫特莱与红十字会的林可胜走得较近，而后者与宋美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宋庆龄看来，接受统一战线达到了医疗援助工作主要通过林博士的程度，就意味着把支援的物资和钱财交给蒋介石腐败得不可救药的国民党政府。她认为，要有什么医疗援助的话，能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手中的，也一定少得可怜⁽²³⁸⁾。虽然她们共同的朋友希尔达作了使这两位女性和解的尝试，可是，她们对在国外筹募医疗援款的策略意见仍然不一，尽管这并不影响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史沫特莱的大量著述把真相和由此而产生的希望带给不少中国青年男女和许多国家的外国读者⁽²³⁹⁾，在抗日战争以及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起了一定作用。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呼吁援助知识分子，当时在纽约的史沫特莱还为之筹集了2 500美元⁽²⁴⁰⁾。

经尼赫鲁介绍，英国的斯特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工党名人，后在丘吉尔战时内阁中任大臣）在途经香港时，请求拜访宋庆龄，宋庆龄设宴接待他，席间谈了各样事情。几年后，他的夫人伊莎贝尔担任英国联合援华会会长，对宋庆龄的救济工作多所帮助⁽²⁴¹⁾。伊莎贝尔·克里普斯在“援华基金会”里积极开展活动，她是基金会的主席，在英国开展讲演、义卖、展览、在街上募捐等活动，但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这些钱里多少给蒋方，用来买医疗救护车和援助，多少给延安方面？以多萝西·伍德曼为首的“援华委员会”，一个更为激进的组织，把一部分钱给了延安方面的一所医院。伊莎贝尔告诉韩素音，要保持“不偏不倚”非常困难。基金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公爵夫人、市长夫人，也有工会成员和工党的政治家。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对“共产主义”有强烈的恐惧情绪⁽²⁴²⁾。在基金会存在的几年里，如何分配援助费用始终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克里普斯尽量给予“保盟”以帮助。

有人说，宋庆龄“是中国第一个试图从国外获取医疗援助、救护中国伤员的人”⁽²⁴³⁾。她的义举，得到各国友好医生的热情帮助和支持。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应邀参加了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宴会，经主人介绍与白求恩相识，白求恩表示愿意到中国去。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积极配合由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决定由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一支援华医疗队，白求恩担任队长。1938年1月2日，白求恩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乘坐海轮由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前往香港⁽²⁴⁴⁾。宋庆龄后来回忆说，“我个人从未见过白求恩医生，因为他是直接去汉口并转赴延安的。他是由在纽约的援华委员会赞助而来，该组织是同保卫中国同盟有联系的。由于保盟是为游击区医疗工作募集人员、物资与资金的主要团体之一，因此白大夫的来华是我们发起并且尽力向他提供了所需物品的”⁽²⁴⁵⁾。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广州，宋庆龄亲自到码头欢迎，第一个上船来热情地向印度友人致意⁽²⁴⁶⁾。次日一起参加纪念九一八事变的示威游行。21日，印度医生向宋庆龄表示了想去华北八路军中工作的愿望，宋庆龄建议他去汉口找史沫特莱，她会帮助与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取得联系⁽²⁴⁷⁾。1939年，德国的米勒医生放弃去南美行医的机会，辗转来到香港，与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取得联系，在廖承志、爱泼斯坦的安排下，到达延安，很快与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挺进敌后⁽²⁴⁸⁾。

包括杨固大夫在内的国际援华医疗纵队，携带着英国社会团体捐赠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于1939年8月到达中国，受到了当时保盟的领导人宋庆龄、中共代表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²⁴⁹⁾。而加拿大人夏理逊1922年就来到中国，七七事变后，到上海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在新四军中从事医疗救济工作。欧洲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英国驻东南亚海军司令部，任医务官。1946年回到上海，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他同“解总”驻上海办事处联系，并在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帮助下，将他筹集到的药品和救济物资送到解放区。1946年9月9日，他亲自将280箱医药器械送到邯郸国际和平医院。在他的要求下，募集到40吨医药物资和纺织品，12月4日他亲自押送从上海出发，经开封转运邯郸，1947年1月10因病和劳累以身殉职。2月6日在上海新亚饭店召开追悼会，宋庆龄出席，并决定将邯郸国际和平医院命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²⁵⁰⁾。

外国政府的援助只是宋庆龄和保盟艰苦工作的结果，而外国和华侨中的非官方的友好组织才自愿地和真正主动地给予援助，当然，外国的有些官员的确是非常自愿并颇具同情地给予援助的。但是，由于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后这种自愿的援助终止了或减少了，而其时，那些和中国结盟抗日的外国政府，对于维持中国的抵抗并因此反对内战感兴趣，做出了比以前还积极的反应⁽²⁵¹⁾。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路过香港时对宋庆龄说，他将警告蒋介石，如继续同中国军队对立、玩弄手腕是不成的。居里到重庆后，会见周恩来并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²⁵²⁾。或许正因为此，“保盟”在重庆才得以生存并继续救济支援活动。宋庆龄继续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她不但多次亲自写信给各国的援华组织，而且还与一些国际援华机构在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广泛联系，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的代表，以及美国联合援华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建立的重庆办事处的代表爱德敷，都与宋庆龄和“保盟”保持着密切的良好的关系⁽²⁵³⁾。宋庆龄在盟国军事使团中广交朋友。她不仅邀请军官，还邀请低级士官和普通士兵，到她家去或参加慈善性的社交舞会。因此，她在这些使团的下层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她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广度是无人可及的⁽²⁵⁴⁾。(www.xing528.com)

1938年初，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卡尔逊希望到游击区去，他找到斯诺，斯诺从北平写了一封信给作为合众社记者到武汉工作的爱泼斯坦，介绍说这位军官热情、正直、反对日本侵略，并要求爱泼斯坦把他带往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为他去游击区的事做了周密安排。后来，卡尔逊在许多方面都形成了进步的、反法西斯的观点。12月，卡尔逊回国前特意来到香港，带着他考察中获得的印象、结论和问题，与他视为“中国局势中的关键人物”宋庆龄交换意见。宋庆龄“自然地诚恳地”接待他，“具有我在八路军中遇到的‘不要客气’的态度，使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当我向她讲一些我在北方的经历时，对我所说的人民的各种反应，她常快活地插话”。⁽²⁵⁵⁾回到美国以后，卡尔逊所作的生动汇报引起了罗斯福总统（他们之间有私交）的高度的重视，通过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直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出力。卡尔逊在战争胜利后脱下了军装，担任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组织反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站在反动派一边对中国内战横加干涉。卡尔逊是主张同中国的新兴力量建立友好关系的，他的这一主张一直坚持到底，至死不渝⁽²⁵⁶⁾。

在高层，宋庆龄取得了更多更有力的帮助。如史迪威向来敬仰孙夫人、同情八路军，真诚支持保盟工作、援助中国抗战。一次，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那时能飞到延安去的只有美国军用飞机。可是这部机器体积太大，进不了舱门。廖梦醒请示周恩来，周也无办法，叫廖去跟宋庆龄商量。宋庆龄让廖去找史迪威将军的杨副官，他是一个夏威夷华侨，深得史迪威信任。廖把情况说明后，他立刻报告史迪威将军。史迪威一口答应帮忙，他怕夜长梦多，马上下令改建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就飞往延安⁽²⁵⁷⁾。但因为史迪威长期与蒋介石意见相左，且敢于抨击国民政府的腐败，很不讨蒋的喜欢，特别是他写信给蒋建议“从速装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敦促蒋政府进行改组，更为蒋所不容，终于在1944年11月被迫调任回国。宋庆龄对他被迫离职表示惋惜。由于史迪威的离华，“中美关系在抗战时期出现的短暂友好，就这样被断送了，代之而来的，是赫尔利扶蒋反共的政策”⁽²⁵⁸⁾。有人认为，“史迪威的离去，使共产党人在中国政府中获得公平合理的代表权的另一个机会也将消失”⁽²⁵⁹⁾。史迪威在向宋庆龄告别时，宋庆龄伤心地哭泣，似乎更加衰弱。

幸而还有其他人和机构愿意帮助宋庆龄和“保盟”。美国财政部的代表索尔·艾德勒1941年被指派到中国，在香港的中国货币稳定委员会工作，重庆时期担任孔祥熙的财政顾问，在保盟提款上给予了很大方便。为了抗战，宋庆龄发动了所有愿意帮助的外国人。1942年7月23日，应宋庆龄所请，美军官员、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临时负责人彼德金少校用飞机运送物资到延安⁽²⁶⁰⁾。1944年时彼德金任美军驻重庆司令部的军官，7月22日，宋庆龄得知26日将有一架飞机赴延安，又请他把当时存放在美军司令部仓库内的医药物资运送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²⁶¹⁾。由于当时“保盟”自己的通讯设备还没有能力把电报发给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宋庆龄请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伯克利·盖奇帮忙发出电报⁽²⁶²⁾。事实上，作为一个救济组织，“保盟”也没有理由去支付昂贵的电报费。宋庆龄还曾委托费正清带一封信给纽约美国援华会的E·C·卡特夫人，但“这只友好的信鸽可以绕过邮政检查，却逃不过戴笠手下人的注意。在我办事处的仆人中间就有戴笠的人”⁽²⁶³⁾。尽管这事没有办成，但后来费正清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国际促进委员会，吸收外国人作为名誉成员可以有效防止国民党方面的攻击，宋庆龄深谙这一道理，并多次采用这个策略。

1945年8月下旬，宋庆龄致函美国红十字会中国分部的官员德拉蒙德说，现在，军事需要自然是减少了，平民医药援助计划必然要扩大。希望你们在为中国广大地区人民的健康方面继续给予合作。9月3日，再次致函强调：随着和平的到来，平民百姓的要求自然而然地要与日俱增，因此，我们预期在这方面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将得到发展⁽²⁶⁴⁾。在为急需的医药物资运送到国际和平医院而寻求最佳路线和办法等方面，美国红十字会提供了很大帮助。周恩来曾说，“美国朋友给我们的捐款代表友谊的物质援助，我们非常感谢。但由于美国政府及国民党的政治歧视政策，很多捐款未能达到中国解放区人民之手，如联总救济物资中只百分之二给解放区”⁽²⁶⁵⁾。他希望，美国方面能通过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把捐款给解放区。宋庆龄十分注意做“联总”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她曾设家宴，邀请“联总”专管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美国医生鲍锡克参加，席间宋庆龄向他介绍各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希望他能主持公道，对送往解放区的药品在数量上应该多些，在质量上还应好些⁽²⁶⁶⁾。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趋紧张，宋庆龄邀请民间团体的领导人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国内的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吴耀宗、佛教界领袖赵朴初外，外国方面有犹太人救济基金会负责人罗伯特·约丹、卫理公会传教士亨利·琼斯、《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等⁽²⁶⁷⁾。他们对宣传和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项目、掩护宋庆龄和基金会工作人员都发挥了作用。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的情谊延续到解放后，有不少人留驻在大陆继续为中国福利会工作，有的在本国仍然从事有利于新中国的工作。对在华的外国人和救济组织，宋庆龄非常关心其处境，希望即将召开的全国救济会议将他们包括进去。她说，“在这方面有一些外国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这一事业表示同情，并忠于这一事业。请他们担任会议的代表，这或许不妥，不过可以邀请他们担任会议的观察员”⁽²⁶⁸⁾。宋庆龄在国际上仍然保有很高的威望。1956年，古巴庆祝何塞·马蒂诞辰一百周年，把蒋介石的贺辞包括在名单中。宋庆龄为此提出抗议，认为把何塞·马蒂与蒋的名字并列是一种侮辱，蒋介石决不能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说话⁽²⁶⁹⁾。1957年，《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印尼苏加诺、印度尼赫鲁、缅甸吴努等都发来贺信⁽²⁷⁰⁾，向宋庆龄祝贺。

宋庆龄曾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赞助人中包括具有各种观点的美国人，从保罗·罗伯逊到克莱尔·布思·卢斯，以及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样的国际人物。我们当时与之保持最密切联系的美国团体是由故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安娜·罗斯福领导的……这项工作也成为各国人民在彼此有权铸造其本身命运的基础之上的友谊的象征”⁽²⁷¹⁾。后来，帮助“保盟”工作的一些美国人开始认为，他们能够指令中国接受怎样的政府统治，因此，双方就分手了，还有一些人因为在美国受到了压力而离开了。但从“保盟”成立一直到中福会时期，世界各地的朋友同中国人一起，在中国受到日本侵略、因外国干涉而扩大的内战、灾荒和经济崩溃的危难时期，对中国人民提供医药和其他方面的服务，发挥了特殊作用。正如海伦·斯诺所说，“我们作为在华的外国人，能办一些中国人当时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尽量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²⁷²⁾。这些外国友人除了戮力办事外，还将自己的看法传递并影响了其他更多的外国人，如斯诺、史迪威和卡尔逊三人与罗斯福的私人关系都很好，由于宋庆龄的工作和他们的影响，抗战后期，美国对中国和中共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

不仅宋庆龄信任这些外国友人，毛泽东对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谢伟思这些美国人也十分信任，愿意向他们敞开心扉，甚至自己的政策意图和重大的外交讯息也先通过他们向外界传播⁽²⁷³⁾。由此可见外国友人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和影响之大，这点对于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来说更是如此。有人说，“宋庆龄是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样她得到英国、美国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进步人士的密切合作。……她没有给蒋介石的特务逮捕和镇压，仅仅是由于她对国际国内的影响太伟大了”⁽²⁷⁴⁾。宋庆龄逝世后，在华人及外国人的世界都引起很大震动。在纽约，三百多名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和华侨在华人街举行追悼会，宋庆龄生前的美国朋友都前往参加⁽²⁷⁵⁾。全国各大媒体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都作了报道，认为她是真正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