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成员：身份、组织与政治

一、组织核心中的外国成员

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府赋予外国人很多特权，这样，其中一些对中国具有好感的外国朋友利用这个便利，帮助宋庆龄开展工作。宋庆龄的美国教育背景和非凡社会活动能力，使得她在国际上享有重大影响力，赢得不少外国友人的同情和支持。保盟的中央委员会，人数不多，却充满朝气。宋庆龄时年45岁，其他人只有二三十岁，最小的爱泼斯坦刚过23岁，将宋庆龄当作慈母看待。在宋庆龄和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志愿人员，在她的威信的感召下，他们随时听从她的召唤⁽¹⁸⁰⁾。现在广为流传的一张“保盟”中央委员会的照片，是宋庆龄、希尔达、法朗士、爱泼斯坦、廖承志、廖梦醒、邓文钊的合影，应该是1938年秋天的事。外国成员在“保盟”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盟”，尽管周恩来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与英国大使打过招呼，但倘若香港当局对“保盟”抱着敌意，那么所有这一切活动就都会遇到挫折。幸好这时的英国官员和当政人物比较开明。如香港医务总监P·S·赛尔温克拉克大夫，“他是一个少有的正直、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公民，他娶的又是一个政治上进步的妻子——正好就是帮助具体安排赴俄国观看演出的我们在伦敦结识的老朋友，对苏文化协会的活跃分子、红发的希尔达·布朗宁”⁽¹⁸¹⁾。希尔达当时是英国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的秘书、英国各种救济团体和美国援华医疗总署的医药物资运往中国的经手人。也有人说她是英国工党成员，曾在英苏文化关系委员会任职，那时与贝特兰相识⁽¹⁸²⁾。希尔达担任宋庆龄的秘书，“没有她的出力奔走，保卫中国同盟很难开展工作”⁽¹⁸³⁾。爱泼斯坦因为是犹太人没有国籍，在香港的处境是不正常的，他在香港的合法居留，全靠每两个月申请续签一次特许居留证。这件事也是在希尔达的大力支持下才办成，因为她的丈夫是香港的高级官员，办理手续方便⁽¹⁸⁴⁾。

宋庆龄还得到香港大学高级历史讲师诺曼·法朗士的帮助，他的叔叔多年来一直是维多利亚一个英国圣公会教堂的教区牧师，他本人曾在广州读中学，在香港和华南居住了很长时间，“他在香港这块殖民地的根子比我们任何人都深”⁽¹⁸⁵⁾。上述两人都在“保盟”担任重要职务，并利用深厚的个人关系为“保盟”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他们都是贝特兰的朋友，由贝特兰推荐给宋庆龄，这是贝特兰为“保盟”作的另一个贡献。

参与发起“保盟”的贝特兰，就在那次聚餐会后不久，受宋庆龄委托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作一次巡回演讲⁽¹⁸⁶⁾，抗议美国向日本出口石油和钢铁，然后去英国与左翼图书俱乐部和援华委员会建立联系。另一项比较具体的高层次任务是与苏联驻伦敦大使举行秘密晤谈，看看是否有可能把给我们的医药供应品经铁路线穿过俄国，然后用汽车运往兰州、西安和华北八路军地区。贝特兰接受任务后，转道东京去美国，先后到加利福尼亚、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用孙夫人的名字这个强有力的护身符，为保卫中国同盟招来了许多新的成员”⁽¹⁸⁷⁾。然后去英国，直到1939年4月才返回中国，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所以，“保盟”成立时，贝特兰不在香港，但他回来后就护送救护车和医药物资去延安，并写作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等战地报告呈递“保盟”。1940年6月贝特兰在回国探亲，期间收到宋庆龄发来的急电：“请在马尼拉稍事停留，设法在那里建立一个保卫中国同盟的分会”⁽¹⁸⁸⁾。贝特兰到菲律宾发表演说，呼吁支援中国抗战，起到很大作用。正因为如此，有人说，“贝特兰也是中央委员，但他有时不在香港，他的任务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做宣传工作和帮助筹款”⁽¹⁸⁹⁾。而爱泼斯坦则说，“中央委员会之外，贝特兰为保盟做了不少工作”，又说“詹姆斯·贝特兰是保盟的创始人之一，担任中央委员职务”⁽¹⁹⁰⁾。香港保卫战时，贝特兰被俘押到日本做劳工。日本投降后，詹姆斯·贝特兰获释回到新西兰。1958年3月，贝特兰在惠灵顿召开代表会议，计划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新中协会，致力于两国正式相互承认以及新中贸易的发展，认为“贸易的发展比任何其他事情将更能决定我们不久的将来的关系”⁽¹⁹¹⁾。

再来看爱泼斯坦，有人认为一开始他就是“保盟”的领导成员，但这些回忆语焉不详⁽¹⁹²⁾。实际上，直到1938年9月爱泼斯坦才在广州见到宋庆龄，并应邀参加“保盟”广州分会，“在此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组织”⁽¹⁹³⁾。约翰·利宁8月份经印度回国，而爱泼斯坦在广州沦陷后赴港加入保盟，11月接手宣传工作，成为保盟中央委员。重庆时期，在外国记者的要求下，国民政府允许他们访问边区。爱泼斯坦到达延安后，除了公开的记者招待会外，还与毛泽东有过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作报道，爱泼斯坦也没有作记录。他向毛转达了宋庆龄的问候。那时宋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爱泼斯坦是“保盟”的干部，所以就“保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解放区的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止运入药品和其他救济物资），征求毛的意见。由马海德大夫开列所需物资药品的清单，毛泽东交给爱泼斯坦带回去⁽¹⁹⁴⁾。爱泼斯坦在访问延安后离开中国，1951年他和夫人邱茉莉重返中国，在《中国建设》社为新中国进行国际宣传工作。中福会二十周年纪念时，爱泼斯坦致函宋庆龄，“我们应该庆贺另一个二十周年——自从我在广州第一次遇见你，差不多有20年了，在很多方面，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¹⁹⁵⁾。邱茉莉早年与在英国留学的戴爱莲相识，后来到中国与路易·艾黎一起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在重庆时期成为保盟委员，事实上，自从她与爱泼斯坦结合后，就一直在帮助宋庆龄工作。爱泼斯坦还是保盟—中福会最后的历史见证人，直到2005年去世。

1936年6月初，按照宋庆龄的安排，马海德先到南京拜访几位毫无革命色彩的朋友，以避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视线。尔后又乘车北赴郑州，与埃德加·斯诺会合，一同到西安⁽¹⁹⁶⁾。行前宋庆龄要求他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延安的医药卫生情况，以便广泛争取同情和帮助。马海德后留在延安，“保盟”成立后，他就成了“保盟”驻延安的代表⁽¹⁹⁷⁾，以后又担任了“保盟”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观察员。马海德一直与宋庆龄并肩作战，提供详细的调查报告和医疗物资需求，宋庆龄则据此争取更多的国际救援。两人虽然分工不同，但配合默契。在工作中共同面临的困难、秉承的宗旨和付出的努力，成为他们友谊的基石⁽¹⁹⁸⁾。当“保盟”将从海外募集的经费、药品和医疗器械冲破了重重阻挠，运送到延安后，马海德参加了这些援助物资的接收、清点和分发工作。1944年8月25日，宋庆龄为感谢马海德对国际和平医院所作出的贡献，亲笔在自己的一帧照片背面用英文签字，送给他作为纪念⁽¹⁹⁹⁾。对马海德在艰苦条件下所做的医疗工作，费正清也加以肯定，“他是在延安的一位美国医生，为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奇迹式的贡献”⁽²⁰⁰⁾。中共执政后，马海德长期担任卫生部的高级顾问。

至于斯诺，他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访问延安后，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第一次向全世界客观介绍了中共党人和军队，使得他们得以走到历史的前台亮相，斯诺也因此而暴得大名。斯诺之所以能这么做，还是缘于他采访宋庆龄后成为朋友，思想上受到熏陶所致，他曾说，“宋庆龄通过言传身带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²⁰¹⁾。有人认为，“斯诺从未涉足孙夫人的政治核心圈子，从未参与她那些秘密的革命联系和革命活动。尽管他在1936年进行西北红区的旅行时曾有机会参与”⁽²⁰²⁾。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斯诺早期一直支持宋庆龄，但“保盟”创建时，他正热衷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无暇参与其事。但斯诺帮助宋庆龄把“保盟”募集的各方面的援助如医药物资等送往解放区⁽²⁰³⁾。1940年，斯诺到香港“协助宋庆龄处理她领导的中国保卫同盟的工作，并试图在香港成立一个独立的‘工合’委员会”⁽²⁰⁴⁾。(www.xing528.com)

中国最初创办工业合作社的计划，应归功于在中国生活并关心中国人民福利的三位外国人，他们是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为了扶持工合运动，斯诺夫妇和艾黎几乎捐出了全部私人积蓄，海伦说道：“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的。”⁽²⁰⁵⁾工合使“大量闲散工人和难民得以就业，新的经济抗日大军在大后方发挥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作用”⁽²⁰⁶⁾。多年以后，海伦·斯诺回忆说：“回顾自己在上海为时不多的日子里，唯有一个光辉形象，犹如污泥中开出的一朵莲花。那就是宋庆龄。……她是个十分完美的人物，犹如法国的圣女贞德。中外人士都认为她是中国的美人，也是‘现代’新的杰出人物中最有教养，最聪明的人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海伦又说：“在中国历史上，宋庆龄曾像是孤独挺立于海岸边的自由女神”⁽²⁰⁷⁾。可见，宋庆龄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他们也支持了宋庆龄的事业，斯诺夫人和路易·艾黎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保盟”，但在发起创办工合上贡献卓著。

斯特朗写作出版了几本著作，介绍中国革命，反响很大，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向国际上做了及时报道。“保盟”召开紧急会议，在听取廖承志报告皖南情况后，克拉克夫人将全部消息发往英国《泰晤士报》和伦敦援华委员会，贝特兰立即电告斯诺，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刊出，使真实情况迅速传到海外⁽²⁰⁸⁾。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3月份，宋庆龄对“保盟”机构进行调整，在中央委员会下面新设四个小组委员会：诺曼·H·法朗士领导的财政委员会、麦克斯·比克顿领导的运输委员会、邹韬奋领导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玛丽恩·苔德莉领导的促进委员会⁽²⁰⁹⁾。温源宁博士、陈翰笙夫人，以及香港大学的N·P·郭先生（即许乃波）参加了促进委员会。果然，宋子文受不了保盟对此事件在政治上的表态，担心蒋介石责问而影响个人政治前途，于是与保盟关系破裂。为了代替那位中途退出的会长，保盟“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荣誉赞助团，其中包括孙科博士、冯玉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华、托马斯·曼、保罗·罗伯逊、赛珍珠和克莱尔·布思·卢斯”⁽²¹⁰⁾。

杨天石先生说，“保盟”“列名发起的还有印度尼赫鲁、美国保罗·罗伯逊、德国托马斯·曼以及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等⁽²¹¹⁾”。除了宋子文发起时为会长外，其他人员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是在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为争取中外人士的支持，扩大保盟影响，邀请他们以名誉会员身份参加“保盟”的。虽然尼赫鲁曾于1938年12月27日来函，“我们以最密切、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局势。我但愿能给你们一点实际的帮助”，但不幸的是，“我们备受束缚和限制，使我们帮助国外朋友们的能力极为有限。但我们举行了无数次大游行示威以声援中国人民……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²¹²⁾。宋庆龄致函邀请他和爱德华出任名誉会员，但他们迟至1941年10月才复函，表示同意参加⁽²¹³⁾，从而成为保盟的支持者。

中国秘密党员王炳南的妻子、德国友人王安娜1937年从延安来到上海，经何香凝介绍，宋庆龄在孙中山旧居曾会见她。1938年12月，王安娜和王炳南辗转来到桂林，本打算去重庆。周恩来对她说：“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光透视机，已经抵达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印度支那。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²¹⁴⁾。在香港时，宋庆龄告诫王安娜说，不管困难多大，必须要把我们的共同事业所赋予的任务完成好。王安娜押运保盟募集的物资到海防，与法国官员成功交涉，经河内、东丹进入中国国境后，又返回海防继续押运货物⁽²¹⁵⁾。王安娜是“保盟”驻重庆的代表。宋庆龄到重庆后不久，提出国内和国外工作同样重要，要做上层爱国人士及国民党大员夫人的工作⁽²¹⁶⁾。并开始考虑募集“保盟”各种计划所需的款项，她解释说：“我们总是请外国朋友捐款，这不是办法。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目的捐款，哪怕是一个人几块钱也好。我们在这里也开展一点工作的话，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争取到外国朋友和华侨更多的捐款”。王安娜经常协助宋庆龄举办各种活动，“新生活运动”禁止跳舞，为进行募捐，王安娜请重庆市市长的夫人给予协助⁽²¹⁷⁾。而且，宋庆龄因身份特殊不便亲自购物，王安娜掌握了她的个人爱好，能帮她代购到满意的东西⁽²¹⁸⁾，友谊和信任不断加深。

杰拉尔德·谭宁邦是美国人，他原系赴缅甸对日作战的远征军成员，后在重庆美军电台工作。1945年8月，谭宁邦回到重庆，与几个年轻的美国军官，都是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并且都是被派往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人，在宋庆龄家里相见。他们并非同路而去，抵达却在同一时刻。宋庆龄就战争以及战后形势同中国及其未来的关系，与他们讨论，大家有着很多共同的看法。在一次安排家宴招待时，宋庆龄指出，“为使人民少受一点苦难，有许多的事情可做”⁽²¹⁹⁾。谭宁邦和一些美国军官初次意识到保卫中国同盟及其致力募款捐物开展救济与福利活动的成绩，宋庆龄鼓励他们多多了解与参加保盟的活动。当时非常需要外国朋友帮助，运送大批医药等物资到解放区和敌后游击区。1946年6月，谭宁邦在靖江路宋庆龄家里和周恩来一起吃饭，周说服谭宁邦帮助宋庆龄工作，说帮助宋庆龄就是帮助中国革命⁽²²⁰⁾。谭宁邦答应了，他带着美共总书记霍尔签字的信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报到，担任总干事，负起很多实际责任。宋庆龄说，谭宁邦“是执行所有建议的人。我身兼其他许多职务，所以我的作用是表面的，只不过用我的名义罢了”⁽²²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会不适合用外国人来做领导工作，故而将谭宁邦的总干事改为顾问⁽²²²⁾。由抗战前期负责中共与宋庆龄联系的李云担任总干事。

美国记者鲍威尔与金仲华有很深的交情，他们曾在美国新闻处一起工作，两人性情相投，过从甚密。抗战胜利后，鲍威尔到上海恢复出版其父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金向鲍威尔提供国民党内部派别矛盾和争权夺利的情况，通过《密勒氏评论报》向国外读者披露⁽²²³⁾。鲍威尔的夫人也参加了中福会工作，据她回忆，在1947年至1949年的艰难岁月中，“和宋庆龄一起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荣幸。我们中有几个人曾和她挤在一间进出的人熙来攘往的小办公室里，从事于从国外筹集资金，安排运送食品到湖南的饥荒地区，发送医药用品给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完成其他许多赈济受苦受难人民的项目”⁽²²⁴⁾。

上海学习小组的魏璐诗在“保盟”重庆时期也帮助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魏璐诗回到上海，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1946年，她跟随丈夫前往美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任职⁽²²⁵⁾。希尔达赛尔温·克拉克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拘留，1945年才获释放，回英国后加入中国运动委员会，继续援助中国⁽²²⁶⁾。她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能联系上宋庆龄，以便于开展救济事宜。耿丽淑在保盟上海分会工作，与宋庆龄会面时，由衷说道：“你的工作品质和目标，帮助我建立了新的人生哲理。和你一起工作，我像投入光明的怀抱。”⁽²²⁷⁾耿丽淑回美国通过讲演为保盟募捐，1946年回上海女青年会工作，应宋庆龄邀请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耿丽淑被召回美国后，与爱泼斯坦组建中国福利呼吁会并任主席，帮助中福会。1951年，耿丽淑秘密返回中国，从事《中国建设》的翻译工作，后长期担任中福会的业务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