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成组织内部关系网络？

二、组织内部关系网络的形成

抗战初期，宋庆龄“自己从中国流放出来，……以避难者和英国政府客人的特殊身份居留在香港。凡她力所能及的工作她都去做：顾问、写作、担任中国防御联盟（原译有误，应是保卫中国同盟——笔者注）的领袖，她是这一组织的鼓舞者和榜样⁽¹²⁷⁾”。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鲜明的原则性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如同宋庆龄本人一样”⁽¹²⁸⁾。与平时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访者形成鲜明对照，此时的宋庆龄为推动统战工作和开展保盟活动，与各阶层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联系接触，甚至连上海“闻人”、青帮头子杜月笙来访，她都亲自接待。杜月笙捐献了一笔款项给保盟，赞助保盟的战时救济工作⁽¹²⁹⁾。会长宋子文虽然从未参加过保盟的会议，却是一把有用的“保护伞”。

廖承志作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驻香港的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保盟的重要人物。他懂五门外语，能将日文、德文、法文、俄文和英文译成中文，还能用汉语写文章，而且速度快得很，在延安无人可比⁽¹³⁰⁾。这正是周恩来派他来的原因，很明显最适合外交工作。宋庆龄在上海期间，地下党员李云长期担任她与中共之间的联系人，并于1937年12月应宋要求陪同赴港，较为相熟。宋庆龄在筹备保盟时，原提名让李云担任保盟秘书。但1938年5月，李云因孩子病重请假回沪，后因工作需要赴延安，竟未能回香港⁽¹³¹⁾。因此由廖梦醒来接替李的工作，为宋庆龄与中共联系，并担任宋的秘书兼办公室主任，而且在这些成员中，只有她是专职的。廖梦醒早年在第一次北伐时，就为宋庆龄和何香凝合作组织的出征军人慰劳会担任会计，每天跑银行，管理各方的捐款。而且廖梦醒对日、英、法三国文字，不论口译笔译都能十分流利地运用。这种本领，为她在国际交往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¹³²⁾。保盟为抗日作的贡献，与机智缜密的廖梦醒的穿针引线、默默无闻的奉献分不开。

何香凝是宋庆龄的老战友，多年来她们一直共进退，并互为奥援。她们在漫长而艰险的革命征途中经过共同的培植而形成深厚情谊⁽¹³³⁾。她们的友谊是以爱国思想作为坚实的思想基础的，并在反帝的斗争中日益巩固与发展⁽¹³⁴⁾。那么，何香凝是否加入“保盟”了呢？有报章说，何香凝“同宋庆龄一起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在整个抗战期间，何香凝不论流亡何处，总是积极宣传抗战，努力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战士筹募医药、衣物和款项”⁽¹³⁵⁾。甚至还有人认为，何香凝“被推举为保盟中央委员。从此时起至1941年，她一直在香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筹款”⁽¹³⁶⁾。这些论述不够准确。何香凝确实支持宋庆龄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并积极替八路军和新四军筹款募捐。但她此时迁居香港，已年届花甲，精力有限，所以没有直接参加保盟。正如其子廖承志忆述，“我母亲在香港放开手同海外华侨接触，从1938年到1941年间，她同大量的华侨见面，向他们宣传抗战，抗战就要帮助八路军。华侨捐一笔款，她就送一张画。究竟送了多少幅，也记不清楚了”⁽¹³⁷⁾。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也被发动起来，为秘密工作运送美钞⁽¹³⁸⁾。皖南事变后，何香凝与宋庆龄、柳亚子等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暨国民党中央，促他们停止反共。她还在中共领导的《华商报》、《新华日报》发表一系列表达团结抗日主张、坚信抗战必胜的文章，有力地配合了“保盟”的工作。直到1943年，何香凝才出现在保盟名誉会员的名单里，毕竟国民党元老、中委在重庆有相当影响力，以作声援。

邓文钊是孙中山的信徒，与何香凝是亲戚，经何介绍认识宋庆龄，并参加了“保盟”在香港的工作。他担任司库、负责财务工作，利用华比银行的方便条件，为海外捐款作财务上的安排⁽¹³⁹⁾。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地华侨汇来的捐款，首先由邓文钊协助八路军办事处接受，然后，把要运到东江纵队的枪支、弹药等武器存放在他西环西安里5号的仓库内⁽¹⁴⁰⁾。邓文钊与廖梦醒一样，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工作起来更得心应手。他竭力尽地主之谊，帮助宋庆龄解决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宋子良有一辆私家汽车，但宋庆龄在某些情况下不想用它，邓文钊便帮她安排相熟的公司，让她可以很方便地乘坐记账出租车。宋庆龄有些会见不便在住所进行，邓文钊便在自己的“红屋”安排会见。夏天，邓文钊把在浅水湾的私人游泳棚提供给她招待朋友⁽¹⁴¹⁾。海外华侨捐款给八路军、新四军，可以把款项直接汇给香港华比银行廖承志收。手续简便，又能取得海外华侨的充分信任，大大促进了海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援。这件事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但在当时要由香港一间银行代收中共方面的捐款，显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由于当时华比银行的华人买办邓文田和邓文钊，是廖承志的表兄弟，所以才能使用这个汇款地址⁽¹⁴²⁾。

宋庆龄还请在图书馆工作的陈君葆担任宣传工作，负责将“保盟”的宗旨、活动意义等有关资料翻译成中文，对外广泛宣传抗日救国重大意义，以争取世界各国人士的支持。此外，陈君葆还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组织的一碗饭运动，支援国内抗战捐款、筹款⁽¹⁴³⁾。他清楚记得，当时，“同盟”每月开会一次，由宋庆龄主持，遇事她总是先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张。她的谈话经常显示出她具有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学识，而且很能综合各人的意见，领导大家一起工作⁽¹⁴⁴⁾。

按照香港法律，任何机构的账目每年都要有执业会计师审核。廖梦醒把她的一个好朋友、香港著名会计师陈乙明介绍给保盟义务审核账目。陈乙明早在一·二八事变时期就与廖家结识。为了慰问十九路军，何香凝发电向海外爱国华侨呼吁援助，也向上海市民呼吁援助为祖国守土的抗战战士。廖家的大门上贴着大幅的字条“此处接受热心的援助”，归国华侨陈乙明闻讯找来，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汽车供何香凝使用⁽¹⁴⁵⁾，后与廖家成为好友。廖梦醒把他介绍给宋庆龄，他义务替“保盟”审核了3年账目，在他的帮助下，“保盟”的账目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¹⁴⁶⁾。廖梦醒还约其好友、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赴港参加保盟，从事处理信件、打字、分发通讯、接电话、管理办公室零星账目等工作，住在办公处⁽¹⁴⁷⁾，她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编辑《保盟通讯》。由于其他人都为兼职，平时只有廖梦醒和柳无垢在保盟办事处上班⁽¹⁴⁸⁾。然而由于宋庆龄的号召力，需要时会有很多人来义务帮忙。“为了见到孙夫人，很多人在保盟需要时都来义务帮忙，如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香港爵士的女儿伊娃医生（何娴姿），广西派甘介候的夫人也来帮忙，他们还带了朋友、亲戚来帮忙”⁽¹⁴⁹⁾。为保盟工作的香港人，还有香港首富何东的女儿何艾龄、何依华及何东的外甥黄雯医生⁽¹⁵⁰⁾。

宋庆龄的威信，“使得当地的某些甚至是非常保守的中国人和英国社会人士，包括香港总督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商人和船主都很难拒绝支持保盟的募捐活动”⁽¹⁵¹⁾。在潘标的记忆中，“从孔夫人宋蔼龄、港督杨慕琦和众多的外国朋友，直至香港的打工仔和九龙的农户，都曾捐献了金钱和实物给抗日前线的英勇将士们”⁽¹⁵²⁾。保盟与几个抗日妇女团体，如以宋子文夫人为主席的妇女慰劳会、以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为首的妇女兵灾会等，之间都有联系⁽¹⁵³⁾。宋庆龄还利用各种机会募款。1939年4、5月间，在宋庆龄和“保盟”的倡导、支持下，由叶浅予为首的中国漫画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香港中环中央戏院筹办了一次以抗战为主题的、鼓舞人心的现代漫画展览会，这次展出的画都供义卖作为抗日基金之用⁽¹⁵⁴⁾。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了保全力量，重庆和桂林的文艺工作者撤退到香港，成立了“旅港剧人协会”，在排演《马门教授》的过程中，剧团得到了保盟、宋庆龄和许多外国朋友的帮助⁽¹⁵⁵⁾。演出全部收入达3 530元港币，剧人协会十分真诚地把全部收入捐赠给保卫中国同盟，用来援助国际和平医院⁽¹⁵⁶⁾。(www.xing528.com)

马来西亚华侨戴爱莲为保盟出力甚大，她是陈友仁的表亲。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戴爱莲就参加了“援华运动委员会”的募捐义演，即兴创作了很多舞蹈。阿瑟·克莱格的《支持中国1937—1949——回忆一次被遗忘了的英国人民援华运动》回忆了这些演出，并附有戴的义演剧照。回到香港时，戴爱莲受到宋庆龄和“保盟”的热情欢迎，她向宋庆龄表示愿为抗日救亡出力。宋庆龄对戴情同姐妹，非常关心她，把自己的许多质地很好的旗袍送给她，还将许多国际友人送的小礼物转送给她⁽¹⁵⁷⁾。宋庆龄平时像母亲一样关心戴，在物资非常紧张的时候，她每拿到药品和食品，总要分给戴爱莲和邓颖超。1941年1月，宋庆龄还为戴爱莲和著名画家叶浅予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的办公室举行了婚礼⁽¹⁵⁸⁾。无论在香港还是重庆，戴爱莲都积极支持“保盟”的活动，为“保盟”义演募捐了大批款项。

作家许地山、周俟松夫妇虽不是“保盟”成员，但积极为“保盟”办些重要的事情，“保盟”的一位领导成员，就借住在周俟松家中。他们常到周俟松家商讨，募集的医疗器械、食品等物资及运输路线，使其如何能送到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中⁽¹⁵⁹⁾。重庆时期，市长贺耀祖夫人倪裴君是由共产党员张晓梅个别联系的爱国进步分子，当时任市政府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队的负责人⁽¹⁶⁰⁾。利用她的关系，“保盟”顺利发起慈善舞会，进行募捐活动。

“保盟”的另一重要人物金仲华，与宋庆龄在1936年结识。该年5月31日至6月1日，宋庆龄和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倡议，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担任总会的执行委员，起着实际领导作用。金仲华等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也加入了总会，他自己作为分会领导成员加入总会，负责文字宣传工作⁽¹⁶¹⁾。1937年7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宋庆龄被推举为该协会的理事，而金仲华也是该协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日报》的编委。宋庆龄在这一时期中的许多重要声明和文章，都是通过由金仲华任编委的《救亡情报》、《救亡日报》、《大众生活》、《抗战》、《抵抗》等报刊发表的。宋庆龄的抗战文选《中国不亡论》是由生活书店（当时金是该书店的编辑部主任）出版发行的⁽¹⁶²⁾。

金仲华成为宋庆龄的得力助手，是1938年在香港。他参加了“保盟”的工作，担任执行委员，具体负责起草文件和华语通讯⁽¹⁶³⁾。金仲华工作认真，意志坚强，策略灵活。他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把许多香港报界同行和中外名流争取到与“保盟”有关的工会中去，使“保盟”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¹⁶⁴⁾。他还代表“保盟”担任香港《华商报》的编委。美国在重庆设立了设备先进、机构庞大的“美国新闻处”，聘请我国新闻界有经验和学识的人士参加工作。金仲华应聘担任该处的译报部主任。他有机会得到各国新出版的报刊及其他资料，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提供给宋庆龄；这样，宋庆龄虽深居简出，但对瞬息万变的时局，仍了若指掌⁽¹⁶⁵⁾。中共和宋庆龄的联系，有些也是通过金仲华进行的⁽¹⁶⁶⁾。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宋庆龄曾写信给金仲华，计划利用上海中山故居作为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场所，不过没有实现。上海解放后，金仲华担任副市长，同时兼任中福会委员，并负责《中国建设》的编辑工作。

此外，潘汉年于1937年12月撤离上海到达香港，虽没参加保盟工作，但帮助廖承志一起向海外华侨募捐寒衣，运送给八路军⁽¹⁶⁷⁾。解放后，潘汉年是上海市委第一副书记、副市长，也兼任中福会委员。1940年秋天，邹韬奋、陈君葆、许乃波等人都陆续参加保盟工作⁽¹⁶⁸⁾。陈翰笙夫妻俩都为“保盟”工作，顾淑型还将徐舜英介绍到同盟下设的妇女促进委员会工作⁽¹⁶⁹⁾。陈翰笙忆述，“同盟的实际负责人是廖承志，秘书长为美国共产党员爱泼斯坦。经常参加工作的有邹韬奋、金仲华、陈乙明、司徒永觉夫人和我们夫妇。贝特兰、斯诺、史沫特莱、弗朗斯（即法朗士——笔者注）等外国朋友也都帮了不少忙”⁽¹⁷⁰⁾。这里所描述的，大概是1941年的事了。香港沦陷后，陈顾逃往桂林，后介绍外甥女孙少礼去美国新闻处工作，表面上在美国机关，实际上是为中国工作⁽¹⁷¹⁾。

俞志英早年是国民党劳动协会主任朱学范的秘书，1946年3月随朱学范来到上海。1947年2月，俞志英奉党组织之命到周公馆，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她各方面情况，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刚从重庆到上海，非常需要人帮助。你在上海方方面面关系熟悉，认识的人多，希望你到宋庆龄那里帮助开展工作。”俞志英表示非常愿意，宋庆龄看了周恩来、邓颖超的介绍信后，让她另找女青年会的耿丽淑做介绍人⁽¹⁷²⁾，以免引起怀疑。俞志英找到圣约翰大学的同学荣毅仁，解决了救援物资和药品的存放问题。又拿着宋庆龄写的条子找到国民党的某厅长，请求在公园里拨出地皮。很快批了三个地方，建立了三个儿童福利站，俞志英介绍了陈维博，赵朴初介绍了马崇儒和周尔贤，分别担任站长。在廖梦醒上了黑名单被迫离沪后，俞志英负责联系工作，宋庆龄要求俞把党的指示及时传达，她说：“你只要说是周恩来说的，我一定照办。”每次见面她都主动问，周恩来有什么指示？1947年12月，俞志英赴英国留学，中共党组织安排由顾锦心接替工作，宋庆龄说：“党介绍的人，我相信。”⁽¹⁷³⁾

1948年12月，丁景唐从沪江大学中文系教育岗位调任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是中福会第一个党小组的负责人。圣诞之前，宋庆龄陪同一位上海著名的外籍耳鼻科医生，到福利站给孩子们和工作人员检查。宋庆龄得知丁景唐患严重鼻炎后，马上做出安排，使他得到了精心治疗和免费优待⁽¹⁷⁴⁾。1950年5月，顾锦心从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工作组组长调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秋天不幸咯血。宋庆龄乘专列到北京开会时，将其母亲同车带到⁽¹⁷⁵⁾。这种善解人意、关怀体贴的作风，令人十分感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常年审计师李文杰，将一年的审计费250万元法币捐赠给中国福利基金会，不计报酬，并继续义务管账⁽¹⁷⁶⁾。对会里刚结婚的同志，宋庆龄会邀请新婚夫妇去家中吃饭，并与新娘子亲切握手，祝贺新喜⁽¹⁷⁷⁾。上海解放的次日，赵朴初来到宋庆龄的寓所拜望。宋庆龄微笑着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赵的西装衣领上，用以表示在解放战争中他同中国福利基金会共同战斗的友谊⁽¹⁷⁸⁾。几天后，宋庆龄来总会办公，给每位工作人员在胸前佩戴一朵鲜红的小花，以表示祝贺上海解放之情⁽¹⁷⁹⁾。宋庆龄与组织内部成员及愿意帮助保盟—中福会的民主人士之间，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合作体系，在这个体系的作用下，保盟—中福会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