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中共的关系及影响

一、与中共的关系

有研究者认为，在宋庆龄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时候，毛泽东无疑是她一生中的第二位，也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导师⁽⁷⁹⁾。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就给宋庆龄留下极好印象，并在此后的长期合作中结下革命战友情谊⁽⁸⁰⁾。1937年12月23日，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全，催促她尽快赴港⁽⁸¹⁾。除安全问题外，事实上，宋庆龄在租界避难，已难以开展工作。而国民党方面却置若罔闻，根本没把宋庆龄的安危放在心上。宋庆龄到香港后，在中共驻港办事处的帮助下，联络国际国内其他许多非共产党人士，把一切想要抗日的人组织起来，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此时，被蒋介石称为“残匪”的困在黄土地上的这些人突然显示出他们举足轻重的作用⁽⁸²⁾。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成为中外联系的一座桥梁，肩负起争取外援的重任，从道义上、经济上支持了中国抗战的胜利进行。

中共对宋庆龄的作用和地位也一再予以肯定。1939年7月20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的成员全体出席。宋庆龄被提名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发表演说，“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妇女界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的热心救亡工作……均有极大贡献”，“这些都是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出来的新女性，因此，妇女地位也大大提高。这个提高，是由于妇女努力参加革命而造成的”⁽⁸³⁾。1940年1月17日，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致宋庆龄、何香凝的贺信，并拥戴宋庆龄为该会名誉理事。12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应积极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⁸⁴⁾。

宋庆龄在经济上多次支持中共，1941年在香港时，就让廖梦醒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一盒美钞⁽⁸⁵⁾。太平洋局势渐危，周恩来非常关心在香港的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他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叮嘱他们派人帮助宋庆龄等离开香港⁽⁸⁶⁾。宋庆龄到重庆安顿好后，1942年，即着手准备重建保盟。暂避澳门的廖梦醒告诉宋庆龄说已经做好了来工作的准备，但周恩来认为她也许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来工作。宋庆龄认为，如果廖梦醒不能来的话，应该有人代替她的工作⁽⁸⁷⁾，以免“保盟”与中共的联系中断。“保盟”在重庆的办事处就设在宋庆龄家里，房子周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家里也有国民党派来的“听差”，她实际上并没有与人交往的自由。但是她一直与周恩来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廖梦醒充当他们之间的联络员⁽⁸⁸⁾，自己则总是深居简出。周恩来利用经常往来于重庆与延安之间的便利，把“保盟”所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带到延安，因为他的座车和行李是不准检查的。有时他甚至把许多体积虽小但十分宝贵的物件——如牙科的钻头和外科手术用线——放在自己衣服口袋里带回去⁽⁸⁹⁾。

“保盟”向延安运送救济物品时，宋庆龄亲自写信给具体负责延安救济机构的“保盟”工作人员，叮嘱他们将援救物品中的奶粉和葡萄糖抽出两箱来，分送给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因为他们的健康并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⁹⁰⁾。而周恩来也非常重视与“保盟”的关系，1944年7月15日，他特意函告毛泽东：爱泼斯坦今日来谈，除答他所提的问题外，还有保卫中国大同盟的援助，也请你向他提几句，并托他致谢孙夫人及“中保”所有同人。如你能答应写一信给孙夫人托他带去，那就更好⁽⁹¹⁾。提醒毛泽东不能疏忽，而应该对“保盟”和宋庆龄表现出必要的尊重。8月14日，周恩来又致函赴重庆的王炳南，说邓颖超委托王将延安生产的西红柿及西瓜带给宋庆龄分享⁽⁹²⁾，从私人交谊的角度加深感情。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由延安飞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30日下午，毛泽东专程到宋庆龄寓所，深情地对她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你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⁹³⁾9月6日，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名义，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宋庆龄后来追忆说：“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⁹⁴⁾。9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英国援华负责人、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茶会。毛泽东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对边区及解放区的诸多帮助，并希望继续这种援助”。宋庆龄代表“保盟”出席并表态：过去救济多为战时救济，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而在建设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⁹⁵⁾。10月29日，“保盟”驻延安代表马海德来函，告知自10月11日以来，已收到三十箱空运药品。

宋庆龄曾表示要在战后脱身，“我不要卷到又一个1927年——我个人的感情不能听从任何人的命令”⁽⁹⁶⁾。虽然她没说明是脱身中国还是脱身中国政治，但事实上，时局政事让她难以放弃自己的责任。宋庆龄11月返回上海，12月“保盟”在重庆发表声明，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草稿中说，“总办事处暂设重庆，将来迁往上海或南京。”关于地点的考虑，主要是考虑中共南方局将来迁往何处，因为当时这个问题还很难决定。实际上，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1946年5月才从重庆转移到南京的。至于宋庆龄，她本来就不会去南京，她只可能去上海。因而，地点的考虑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实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是党领导的⁽⁹⁷⁾。1946年12月17日，周恩来致函宋庆龄，建议她拨出时间与陈友仁之子陈伊范“讨论如何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进步分子和人民团体取得联系，以有助于救济工作之开展”⁽⁹⁸⁾。宋庆龄在上海继续福利救济工作，国民党面临失败前夕，曾散布谣言说她将出面组阁，她当即澄清：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宋庆龄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⁹⁹⁾。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一直在上海坚持工作，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毛泽东，周恩来。⁽¹⁰⁰⁾”2月20日，宋庆龄回信表示“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¹⁰¹⁾。宋庆龄决定暂时留在上海，为维护她主持的事业和为迎接上海的解放，她决定收缩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活动，保存力量。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和儿童剧团的孩子们暂时停止了半公开的活动，悄悄地进行着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¹⁰²⁾。6月19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¹⁰³⁾”21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¹⁰⁴⁾”(www.xing528.com)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宋庆龄对史良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¹⁰⁵⁾”据当事人回忆，“上海刚解放，破坏、暗杀案件接连发生，上级指示要重点保护一位女士（后来才知道是宋庆龄），警戒、保卫其安全”⁽¹⁰⁶⁾。不久，陈毅、饶漱石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三井花园（今瑞金宾馆）主持召开会议，宋庆龄和马寅初、沈钧儒等应邀参加，研究上海解放后急需处理的一些事情⁽¹⁰⁷⁾。1949年冬天，在相隔了11年之后，宋庆龄和李云重逢，一见面她们就紧紧拥抱在一起，情不自禁地在客厅里转了两圈。宋庆龄连连对李云说：“我们胜利了呀！我们胜利了呀！⁽¹⁰⁸⁾”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从象征意义上讲，宋庆龄参加政协十分重要。邓颖超受毛、周所托到上海后，叫廖梦醒先去看宋庆龄。宋庆龄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廖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¹⁰⁹⁾”邓颖超经几次交谈之后，把宋庆龄说服了，同意北上⁽¹¹⁰⁾。但宋庆龄以什么名义参加政协会议呢？当时有三个单位都提出要推她为代表。周恩来和李维汉在7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征询宋庆龄本人的意见。21日，邓颖超复电周恩来、李维汉说：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提议以宋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¹¹¹⁾。7月1日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共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电，对护送宋庆龄北上应注意的问题做出了安排，电文提出：宋庆龄病体难支，故北上时应“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由于身体原因，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延至8月下旬才动身北上。这也符合周恩来的安排。他曾于8月6日致电邓颖超：“新政协九月开会。孙大人以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前来平为好，并请她九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议。⁽¹¹²⁾”宋庆龄于8月29日下午4时抵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中共高层及著名民主人士等五十多人前往车站欢迎⁽¹¹³⁾。列车进站刚停稳，毛泽东便登上车厢亲自迎接，这么高的礼遇毛泽东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过⁽¹¹⁴⁾。宋庆龄下车后，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并接受洛杉矶儿童保育院儿童的献花。

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1月12日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于上午11时至宋庆龄寓所致候，并访问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¹¹⁵⁾。有人认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宋庆龄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维持共产党政权有党外人士参加和实行民主这一形象。然而民主党派很快就发现中国共产党内部日益滋长的极权主义严重地限制他们的活动”⁽¹¹⁶⁾。这显然言过其实。宋庆龄留在大陆这一事实使共产党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合法继承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她自然是有权力的。然而，她并没有控制事态或决定方向的权力。很明显，她对自己所起的作用并不太介意。有人认为，宋庆龄“与毛的妻子江青不同，后者曾说过：‘我的本行是领导革命。’宋庆龄从不为自己谋求权力，正如伊罗生所说：‘这是她一生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而终未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最重要的原因’。⁽¹¹⁷⁾”

1950年，中国福利基金会面临新的抉择，宋庆龄多次致函周恩来商讨相关事宜。3月25日，周恩来回复：甚盼先生能于四月一二日驾临北京，借出席政府委员会之便，就近指导全国救济会议之筹备。兹托罗叔章同志前来迎接⁽¹¹⁸⁾。罗叔章奉命赴上海，据她回忆，宋庆龄“极其兴奋地准备行装。在来京的途中，她一夜未安睡，表现心情不如离沪时愉快”⁽¹¹⁹⁾。不过，全国会议上还是肯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成绩，并同意其继续存在。6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12周年，华东军政委员会饶漱石主席、曾山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章蕴主任等均到会祝贺。苏联驻沪领事符拉基米洛夫及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宣传团团长萧三等亦前往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特致电庆贺⁽¹²⁰⁾。8月，改组为中国福利会，从事中共政府和国家一时难以顾及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

但有的中共工作人员对福利会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在这样的“民间机构”工作意义不大，想调往国家机关，周恩来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孙夫人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她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她的事业就是党的事业；在中国福利会工作就是为党工作⁽¹²¹⁾。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些人员端正了认识，稳定了情绪，提高了工作积极性。1952年6月，中共党员李云正式调到中福会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全面工作。宋庆龄对她说：“我对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非常敬佩和信任，对他们领导我们国家，我是绝对放心，我可以多放些精力于中国福利会了。⁽¹²²⁾”但事实上，国务外交占据了宋庆龄的大部分时间，且京沪相隔指导殊为不畅，因此，中福会每年的年终工作总结报告，李云都是首先送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审阅，然后再送给宋庆龄。

1958年，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会盛况空前。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柯庆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康克清，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主任陈其瑗，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廖梦醒和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陈丕显、许建国、金仲华等都出席了庆祝会。大会由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主持。柯庆施在讲话中说：中国福利会不是一般的慈善机构，而是一个斗争意志很强的革命组织⁽¹²³⁾。董必武发表文章，对中福会的历程和作用做了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福利会对于解放区的人民同国际上进步人士建立友谊的联系、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抗战胜利后，继续以人力、物力和财力，对解放区军民进行支援。全国解放后，中国福利会是新中国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进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民大众福利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儿童文化和妇幼卫生保健工作在国内起到了模范作用，它的国际宣传工作对于加强并扩大世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起了积极的作用”⁽¹²⁴⁾。周恩来亲自题词：祝中福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响应党的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¹²⁵⁾。充分表现出中共高层对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的肯定和支持。

宋庆龄在讲话中表示，“中国福利会当初成立并为之奋斗的目的：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由人民治理国家的理想已经实现了。我们的成就应该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中国福利会从创立的那天起，就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将来也是这样”⁽¹²⁶⁾。宋庆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中共结成的亲密关系，不仅使她自己在1949年后进入中共上层领导核心，同时也使中福会组织本身能够存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