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姐弟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助力抗战

一、血浓于水的亲情

宋庆龄创建“保盟”时，邀请弟弟担任会长职务，宋子文欣然从命。“在坚持抗日、反对民族投降这一立场上，宋氏姐弟还是一致的。”⁽²⁾爱泼斯坦回忆，“他除了挂个名外，几乎什么事也没干（我不记得他曾给过一文钱或参加过什么会议）。他与蒋介石常有矛盾，然而，单只这一点并不能就使他成为一个‘温和派’。不过，在宋氏家族中，他与宋庆龄的个人关系是比较好的，……帮她找了一所房子，但他再也没有与保盟有过联系”⁽³⁾。爱泼斯坦这里的回忆不太确切，后来他又说，会长宋子文“在保盟时并不积极，但他确实曾给予过帮助”⁽⁴⁾。这是符合事实的，“保盟”成立后，宋子文曾在办公场所和活动经费等方面给予帮助。“保盟”会址一开始设在香港皇后大道西、高升戏院旧址对面、一条名叫育贤坊的小街道，一幢四层高的平顶洋房，四楼是业主的住宅，楼下就是“保盟”的办公室⁽⁵⁾。但在1939年被日军飞机轰炸夷为平地，宋子文便将自己的物业西摩道21号，提供给“保盟”中央委员会作为办事处⁽⁶⁾。

此外，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除了直接向八路军代转海外侨胞捐款外，还多次支持“保盟”的义演、募捐等活动，并受“保盟”委托向八路军汇款。宋庆龄和宋子文还多次联名发表重要文件，如：1938年6月的《保卫中国同盟宣言》、1940年4月15日的《给国外朋友的一封信》、1941年1月1日的《致海外友人的一封信》。在这些文件上，宋氏姐弟分别以“保盟”主席和会长的身份署名。这些文件表明，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出现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宋子文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站在民主、团结、抗战的进步立场上⁽⁷⁾。事实上，宋庆龄初到香港时，住在干德道11号宋子良的小洋房，1939年11月底、12月初，迁居九龙加林边道25—27号宋子文公寓⁽⁸⁾。二楼是宋子文的寓所，宋庆龄住在三楼。宋子文还有一辆私人汽车供她使用，虽然宋庆龄在某些情况下是不用它的。宋子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时，对“保盟”支援西北边区的运输卡车进行护送，对“保盟”在香港的募捐义演也多有赞助支持⁽⁹⁾。尽管宋庆龄与她的亲属政见不同，但亲情一直存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保盟”向国际宣传揭露了真相，引起蒋介石不满。在美国的宋子文于5月6日和9日连发两份电报致蒋，“孙夫人主持之保卫中国大同盟专为难民筹款，从未有反对政府之宣传”，并说，“抗战以后，各种救国机关五花八门，分别不清也”⁽¹⁰⁾，为二姐及“保盟”辩护和开脱。但蒋介石继续施加压力，宋子文不得不于28日致电蒋，说保盟“借文名义，在外招摇。已遵谕发电公开声明退出”⁽¹¹⁾。有人认为，宋子文是个“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在政治上他和宋庆龄的思想很接近，但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当政府批评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政治立场后，他便立即辞去了会长的职务”⁽¹²⁾。作为优秀政治家，宋庆龄没有感情用事，主张应全面看待宋子文，冷静采取稳妥之策，在香港“八办”的全力支持下，宋庆龄领导“保盟”克服宋子文辞职风波所造成的危害⁽¹³⁾。她发表文章表示遗憾，认为“现在，任何有关党派性的说法，都可能是极为混淆视听的”，保盟全力支持“以全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¹⁴⁾。但此事并没影响姐弟情谊，依然维系。

珍珠港事件前夕，时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的宋子文察觉到危机，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于1941年11月27日致电宋美龄，“太平洋局势严重，一触即发，请设法使二姊速离香港”⁽¹⁵⁾。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宋庆龄收到了她弟弟从华盛顿发来的一封急电，劝她马上离开香港。宋子文会迫于政治压力抛弃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但是他决不会在危难之时舍弃自己的家人⁽¹⁶⁾。12月8日，宋子文再次急电宋美龄，“港危。可黑夜派机设法使二姊出险否？盼复。⁽¹⁷⁾”在得知宋庆龄安全到达重庆的确讯后，宋子文才放心。宋庆龄初抵重庆时，住在宋蔼龄家，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宋子文通过外交部方面的途径，在两路口新村物色到一幢房子。那是一幢带小院的楼房，水电设施齐全，离大马路也不远，条件很理想⁽¹⁸⁾。宋子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庆龄对其谋求改善中苏关系等主张和措施持赞赏态度。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国和英国签订了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新约。宋子文为这两个条约的签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1月23日，宋子文在重庆举行盛大的庆祝茶会，宋庆龄也赴会以示庆贺。对于1943年底至1944年初的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冲突，宋庆龄曾向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秘书谢伟思明确表示，她是站在宋子文一边的⁽¹⁹⁾。可见，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其他任何事物无法抹杀的。

在香港，当岁月的流逝使得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日渐衰老和伤感时，蒋夫人的信心和能力却与日俱增⁽²⁰⁾。1940年初，宋美龄由于车祸受伤赴港就医，与宋蔼龄、宋庆龄等相聚，并在公共场合同时亮相，引起各界轰动。宋氏姐妹决定一起返回重庆。她们认为，如果她们一起在中国的战时首都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将有利于抗战。虽然宋庆龄对此决定有些勉强，但她仍然同意前往⁽²¹⁾。她们一起在重庆露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人们更加辛勤工作，斗志似乎更加高昂⁽²²⁾。但宋庆龄显然更乐意做些实际的工作，“不久我便要回香港，”宋庆龄坦率地对王安娜说，“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这里那样，当展品”⁽²³⁾。

在工合运动中，宋氏兄弟姐妹再次合作。在“工合”发轫的关键时刻，若非宋氏家族姐弟一致的鼎力赞助，这项计划几乎胎死腹中⁽²⁴⁾。三姐妹都同意拯救孩子和伤病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她们为创办工业合作社——一项她们都有兴趣的计划——而能共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却使人费解。庆龄理所当然地对此工作感兴趣，但没有她的思想保守的姐妹的支持，这个计划决不会得到政府的赞同⁽²⁵⁾。宋子文出面协助工合，让宋蔼龄、宋美龄说服孔祥熙从财政上给予支持。孔祥熙起初并不积极，但迫于宋美龄和宋蔼龄的压力，只得从财政部拨款，支持工合运动，还担任理事长⁽²⁶⁾。尽管艾黎认为，“促使孔祥熙支持工合的主要原因，是他和夫人发现工合将使他们有利可图。因为‘工合全部采取使他私人银行能进行剥削的办工业方式’，并且可以从政府拨款中得到数量可观的回扣”⁽²⁷⁾。但即便如此，在工合创办初期，得到官方的支持无疑是必要的，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www.xing528.com)

1940年3月28日，在宋蔼龄家召开的香港妇女团体领袖集会上，宋美龄发言指出，“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多年来致力于襄助工业合作社与红十字会之发展，其努力之处不仅为我人之模范，且足以为我人效法；孙夫人对国际上宣传，尤为努力，使各国人士对我抗战建国维持世界和平与正义，有更深刻之认识，而影响所及，各友邦人士多年来踊跃捐助我国以大量慰劳品”⁽²⁸⁾。宋蔼龄担任工合顾问，认为“国内新兴之工业合作社，对于日后发展新事业有莫大关系”，因此她在“工合”运动的众多生产部门进行投资，特别对纺织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²⁹⁾。当时的一些报道称赞“孔夫人之热心赞助尤为合作事业发展之主动力量”、“合作事业得有今日之成绩”、“三位夫人共有力焉”⁽³⁰⁾。

陈果夫、陈立夫见“工合”获得大量国外捐款，就把“工合”视作“又一个敲诈对象”，一再扬言要改组工合总部，并设立“合作社管制局”，企图管制工合，以便“安排更多的国民党游手好闲者在总部里任职领薪”，或“慢慢地窒息它”⁽³¹⁾。宋庆龄和斯诺利用四大家族之间的矛盾，拉住孔祥熙夫妇和宋美龄、宋子文，与CC派斗争。宋庆龄把斯诺从菲律宾请回来，让他给在美国的宋子文写了一封长信，报告CC派的不良图谋，说明一旦“工合”转到陈氏兄弟手里，就会失去美国舆论的同情，失去美国的支持。宋子文很重视这件事，立即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电报，谈了这方面的情况，从而瓦解了CC派“合作社管制局”要合并工合的企图⁽³²⁾。保盟通过工合，继续为抗战服务。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是“唯一替政府和共产党统治区同时筹募救济基金的重要团体，虽然宋美龄在延安设有一个孤儿院。同时，宋庆龄在某种程度上，也侵犯到宋家其他姐妹兄弟的地盘，成为美英自由派同中国自由派运动之间的一条纽带”⁽³³⁾。这很自然地引起宋美龄的不满。1942年，宋美龄对宋庆龄说，既然美国援华会呼吁捐款用的口号是“为了中国的难童”，就应该把捐的款交给她⁽³⁴⁾。这是一个很久的宿怨，她一直反对保卫中国同盟“干预”难童工作，那是她的领域。对此，宋庆龄有原则地做了让步。

抗战胜利后，虽然国共两党的战争不可避免地打响，但兄弟姐妹间的交往并没中断。1945年9月5日，宋美龄因病赴美疗养一年后回国，宋庆龄去机场迎接，并陪她至休息室休息⁽³⁵⁾。宋庆龄返回上海后，宋子文尽力照顾，1945年11月12日问候二姐：“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请告诉我。我在中央银行大楼里有直接联系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无线电台”⁽³⁶⁾。1946年，宋庆龄和宋美龄一起到剧院看戏，“孙蒋两夫人并肩坐于楼上中间，孔氏及二小姐坐在稍远”⁽³⁷⁾。宋庆龄还曾赠送宋美龄河虾，为表谢意，1947年1月31日，宋美龄回赠两听罐头，并打算去上海探望⁽³⁸⁾。10月19日上午，宋庆龄与宋美龄由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曾虚白与其弟名医曾耀仲及孔祥熙公子孔令侃等人陪同，一行三十人，分乘六辆专车，从上海出发。在事前并未通报常熟县府的情况下，于中午12时悄然抵常，径赴虞山北麓千年名刹兴福寺游览⁽³⁹⁾。姐妹关系较为融洽，1948年11月，宋美龄在动身去美国的前三天，让她从前的秘书改道从上海起飞，顺便替她去看看二姐宋庆龄，并叮嘱看望后立即回电与她，及时告知宋庆龄现刻的生活、身体健康等状况⁽⁴⁰⁾。宋氏亲情没有断绝，这也是国民党方面不敢对宋痛下杀手的原因之一。

1949年5月19日，宋美龄、宋子良从美国特意致函宋庆龄，“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我们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你”⁽⁴¹⁾。不过，他们的“感化”没起作用，宋庆龄留驻上海等待解放。中共执政后，由于国际上的封锁，海峡两岸的宋氏兄弟姐妹消息断绝，直到1981年宋庆龄病重时，宋子良5月22日从美国纽约州发来慰问电，上海廖承志先生转孙逸仙夫人：获悉你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⁴²⁾。一周后，宋庆龄与世长辞，宋氏家族中健在的宋美龄却没有任何公开表示。兄弟姐妹从1949年后竟再未能见面。宋庆龄具有三种文化的人文综合，既有西方上升时代的民主精神，又有传统的中华伦理道德，同时还有基督教徒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所以她对待兄弟姐妹不仅讲政治原则，也极富人情味。至于有人说，宋庆龄“维护真理，鄙弃亲情”⁽⁴³⁾，显然只能从诗歌创作艺术的角度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