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58：中福会的建立与组织研究

三、中共党组织在中福会的建立

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不久，中共地下党组织就派人前往取得联系。当时，中福会的主要管理工作人员中，汪海清、俞志英、顾锦心都是地下党员，虽然那时中福会内还没有建立中共支部，不过，大家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据负责与中福会联系的地下党员回忆，“我们同志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但组织关系保持各自的系统，互不往来”⁽²⁰⁵⁾。这当然是由于秘密工作的性质所限，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1﹒最初福利基金会范围小，人少，工作性质秘密，事实上由上海局直接领导；2﹒1948年底，由于范围大，人多，组织上决定成立核心领导；3﹒由于环境关系，不能公开去知道各党员的秘密领导关系，当时为了党的秘密关系，不让外界知道⁽²⁰⁶⁾。到解放前夕，中国福利基金会内有党员总共19人，分布在各个岗位上，约占中福会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还有三个党员，组织关系在外埠，还有三个是脱党的，这几个都是直线单吊，造成了多头领导。中共地下党员加入中福会有不同目的，主要分为以下几种：1﹒有的是某项具体任务而来，成立了核心小组，但力量不够强；2﹒有的是临时职业观点，因为福利基金会待遇好，做几天就走；3﹒利用福利基金会，开展地区工作⁽²⁰⁷⁾。

在中福会内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前的工作任务具体如下：1﹒做“解总”在上海方面的实际负责人；2﹒完成上级的统战工作，如孙夫人、阔太太等举行的各种舞会，均有其政治上的意义；3﹒展开国际性的通讯联络，如义养会，及争取国际友谊；4﹒在群众中搞好工作，散播党的影响；5﹒通过各种物质补助，如山海、育才、中教、小教等进步团体都得到帮助⁽²⁰⁸⁾。这些任务在解放前都已完成。在解放前的险恶环境里，不少共产党员得到了宋庆龄和中福会的掩护。因此，在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为了尊重她的领导，中央决定中福会共产党员的身份仍不公开，也不成立党组。当时刚进入中福会工作、几十年后担任中福会常务副主席的鲁平回忆说，“但是我相信她对我们是‘心照不宣’，既信任我们，又爱护我们”⁽²⁰⁹⁾。

上海解放后，中福会的党员于1949年8月7日开始正式建立支部生活，直属于市委组织部领导。并召开检讨会统一思想，计划成立支部会，“完成党在福利基金会的光荣会师”⁽²¹⁰⁾。支委会于12月7日正式成立，互选顾同志为组织干事，邹同志为宣教干事，罗同志为青工干事，赵同志候补代理组织干事，龚同志候补代理宣教干事⁽²¹¹⁾。1950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党支部有党员十余人，均系解放前地下党员，没有吸收新党员。这些党员分散在各个系统，解放后几个月组建支部才有正式联系。按整风运动要求，党组织应该在整风开始前公开⁽²¹²⁾。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党委很重视，指示支部书记吴之恒向宋庆龄报告。宋庆龄的态度很明确，她说，“必须随时警惕那些在解放后加入组织的人员。公开党员名单大有好处。他们应该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事业的最大利益而团结合作，不允许为了个人利益，丢开组织，玩弄权术。对于这些，一般来说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最大利益而加以抵制”⁽²¹³⁾。

经公开后发现，中福会支部共有党员15人，其中正式党员14人，候补党员1人⁽²¹⁴⁾。中共党组织和成员在中福会公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展工作，不必有所顾虑了。中福会首先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中进行了政治学习，到1951年3月时，“我们的政治学习已有一定的规模制度和成绩，在机关中已经常的起了宣传党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并计划在中福会“建立宣传员，进一步与群众加强联系”⁽²¹⁵⁾。但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解放前中共党员加入中福会并非是真心热爱中福会工作，大多是为地下工作的需要。因此，1950年时，中福会党员的思想情况分三种：1﹒能安心工作。其中有分为有的主动积极搞工作，有的安于现状；2﹒主观上想搞好工作，但忙于事务，看不见成绩，或者有反效果，影响了情绪；3﹒闹情绪，不安心工作，像有的要调工作，有的要去学习⁽²¹⁶⁾。1951年时，党内部分同志，情绪上不安定，甚至想离开中福会⁽²¹⁷⁾。到1953年时，中福会支部已有中共党员31人，在会现有26人。其中正式党员22人，候补党员5人，占总会人数的5.7%⁽²¹⁸⁾。其中1949年5月前入党的有17人，可谓老党员了，但事实上，大部分党员对中福会的性质仍认识不清，很多人都认为中福会是宋庆龄主办的福利机关，这应该就是他们不安其位的原因，而此时中福会实际已是文教事业单位。

由于周恩来的出面，这些党员继续留在中福会工作。但在了解这种情况后，宋庆龄显然看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在管理上做些调整。契机来自一次火灾。1952年4月2日，中福会总会所在地对面失火，“造成会内很大的混乱现象，没有像一个人民团体应有的革命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因此，宋庆龄认为，“须有一位掌握全面工作的干部来主持工作，因我无法常常来会”。4月26日，她在致中福会成员的函中说，“在合理化调整组织阶段前，必须有一位干部来主持全面考虑各方面工作问题，兹决定由李云同志来主持此项工作，请你们大家给她协助”⁽²¹⁹⁾。通过宋庆龄的工作和中共方面周恩来及各相关部门的协调，中福会决议“自6月4日起调整组织，由李云同志担任本会秘书长，在本会宋主席领导下掌握全会工作”⁽²²⁰⁾。中福会并致函华东人事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文化部，上海市民政局、卫生局、教育局、文化局，上海市榆林区、常熟区、普陀区、静安区、长宁区、新泾区人民政府，华东区民主妇女联合会、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上海纺织工会等单位周知。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其上海市分会和华东区办事处，“救总”秘书顾锦心等备案。用公函通知本会各执行委员。

中共中国福利会支部工作自此逐渐走上正轨，并对领导成员做出安排和分工。1952年8月18日，中福会支部大会选出邹尚录、李云、杨逸、江清、奚里德及孙毅、孙必珩七人组成支委会（孙毅、孙必珩亦为正式委员），并以李云为支部书记兼统战委员，副支书邹尚录，组织委员杨逸，宣教委员兼工运委员奚里德，青年委员孙毅，保卫委员江清，纪律检查委员孙必珩⁽²²¹⁾。中福会党支部的工作直接由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会负责分管。中福会的中共党组党员在会内的任职情况如下：李云为秘书长、江清为秘书处处长、邹尚录为人事处副处长、奚里德为儿童文化工作处副处长、杨逸为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此外，中共党员冯修蕙是保健院副院长，中国建设社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则由民主人士、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中共党员陈翰笙分任⁽²²²⁾。1953年10月，中福会支部进行改选后，由吴之恒、冯修蕙、江清、孙毅、李锦荣5人为支部委员，奚里德为候补委员。并以吴之恒为书记兼统战委员，冯修蕙为组织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江清为宣教委员兼工会委员，李锦荣为保卫委员，孙毅为青年委员⁽²²³⁾。吴之恒是人事科科长，李锦荣是儿童剧团生活学习部主任。

以中国建设社为例。1952年6月6日，中国建设社上海部分各级负责人为：办公室主任鲁平、副主任林德彬，出版组组长糜文焕，推广发行组组长耿丽淑（发行工作由宋国楷负责）。金仲华负责上海中国建设社全面工作。8月8日，根据新的组织规程，中国建设社做出人事调整，编辑委员会照旧，编辑部主任陈翰笙，执行编辑艾培（即爱泼斯坦——笔者注），行政干事张石渠；业务部主任金仲华，秘书鲁平、林德彬；顾问耿丽淑；推广发行组组长鲁平；出版组组长糜文焕。8月16日，儿童文化工作处副处长奚里德随同儿童剧团赴京主持演出，所遗文化工作处工作，由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杨逸为代理处长暂行负责⁽²²⁴⁾。1953年，中福会任命原人事处处长兼教育科科长邹尚录为中国建设社办公室主任，以代替顾锦心，后者已出任“救总”秘书⁽²²⁵⁾。1956年10月，邹尚录调回上海任少年儿童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儿童时代社社长，由原副主任鲁平代理主任，从上海调京的林德彬为副主任⁽²²⁶⁾。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基本上都是由中共党员出任。当然，这些人事变动李云都有向宋庆龄请示。

中福会总会及下属单位的成员中，特别是干部中，中共党员所占的比例如下列图表所示：

表4：中国福利会1954年干部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福利会1954年干部统计定期表，沪档C45-1-114。

表5：中国福利会1955年干部统计报表

资料来源：中国福利会1955年干部统计报表，沪档C45-1-127。(www.xing528.com)

表6：1955年中福会总会及所属单位干部党员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福利会科以上干部配备情况统计表》，沪档C45-2-122制定。

而1956年的干部总数为228人，其中党员33人，青年团员56人，民主党派4人，无党派135人。由此可见，中福会的中共党员及青年团员的比例基本呈递增趋势⁽²²⁷⁾。总会及下属单位的党组织都得到发展，工作方面也很有起色，在此情况下，中福会的党组织已具备了升格成为党总支的条件。1956年8月，中福会选出郭敏、吴之恒、陈伊文、穆国林、刘一庸、李国卿、章恒7人为新的支部委员，并以郭敏为书记兼统战委员及兼管党的监察工作，吴之恒为副书记兼宣教委员，刘一庸为宣教委员，陈伊文、穆国林为组织委员，李国卿、章恒为青年委员，章恒并兼妇女委员⁽²²⁸⁾。上海市委复函表示同意，于11月成立总支部，并以郭敏、邹尚录、吴之恒分任正副书记，委员的分工自己推选，党委不作批复。

中福会团总支于1956年10月改选，由李国卿任书记，即进行工作⁽²²⁹⁾。至于团组织成员发展情况，从1957年退团人数可见一斑。1957年，中福会因超龄或入党，退团的共有团员151人，其中党员15人。其中总会分支12人，2人是党员；少年宫分支18人，1人是党员；保健院42人，4人是党员；剧院58人，6人是党员；幼儿园11人，1人是党员；托儿所10人，1人是党员⁽²³⁰⁾。1957年1月24日，中福会总会支部组成为：支书孙必珩，组织委员穆国林，宣教委员孙琪。10月15日改选支部委员会，由江青担任支书，穆国林担任副支书⁽²³¹⁾。1957年底，中福会共有干部376人，其中党员50人，共青团126人，民主党派3人⁽²³²⁾。1958年，中福会干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共306人，其中党员46人，青年团员95人，民主党派3人，无党派162人。到11月17日，中福会总人数539，其中党员53人，团员119人，民主党派7人，群众360人⁽²³³⁾。可见，中共党团组织在中福会的发展还是较快的。

表7：中福会各单位现有人员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福利会人事编制总表和各单位现有人员情况表》，沪档C45-2-165。

中共党团员数目占中福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1958年3月17日，中福会总会支部改选，新的组成为：书记江清，副书记穆国林，宣教委员李锦荣⁽²³⁴⁾。1958年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8：中国福利会及下属单位干部构成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国福利会及下属单位干部构成情况年报表，沪档C45-2-222。

中福会总会党支部建立起来后，其下属各单位也相继建立起分支机关。经上海市文化系统核心小组讨论，“同意建立中共中国福利会机关、儿童时代社、儿童艺术剧场支部，由肖宝根、李友明、江从清三位同志组成，肖宝根同志任支部书记”⁽²³⁵⁾。并将此决定，向全体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布。对于历史上组织关系归属不明确的党员，这时也做出了确切的调整。如儿童福利事业联合会支部共有党员9人（正式党员6人，候补党员3人），过去都参加上海儿童工作的群众性工作。“自1950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一托儿所成立，本支部有4位同志参加该所行政及业务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提请将4人组织关系转到卫生局。另5人组织关系在机关党委会领导下与妇联配合”⁽²³⁶⁾。到1957年1月24日，中国福利会总会支部所属支部5个，中福会总支书记孙必珩，组织委员穆国林，宣传委员孙琪，还有少年宫、儿童剧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幼儿园托儿所等4个支部⁽²³⁷⁾。党内整风时，中福会成立李云任组长的5人整风领导小组，在事实上成为领导全会工作的领导核心⁽²³⁸⁾。到1958年，中国福利会由一个民间社会团体，嬗变为一个拥有妇幼保健、儿童文化、校外教育、国际宣传等多重职能的文教事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