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盟—中福会研究：工资改革与政治运动的影响

二、工资改革与各项政治运动对中福会的影响

1952年，中共政府第一次实行工资改革，中福会也被纳入改革体系。对此，宋庆龄的意见是，“关于评级评薪的事情，我希望你严格地按照市政府的条例。我们属于人民团体之一，不应作受人批评的事情。这就是说我们干部的工资不应与政府机关同等技术者或同级者有任何差别”。“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要犯重大的错误”⁽¹⁵⁷⁾。这样，中福会人员的工资也进入改革程序。当时，依照中央文件批准，上海的标准较中央规定的较高。对于中福会的工作人员，上海市规定，“凡现在工资高过于评级后工资数的，不予减低，予以保留。现在工资低于评级后工资数的，即予调整，并从1952年7月起补给”⁽¹⁵⁸⁾。中福会给上海市政府的报表中，经过计算，全会实增工资共265工资分。人事局批复中福会并抄送财政局，表示同意执行。“除应报府审批之人员外，其他人员之等级均可宣布，并自1953年10月份起执行”⁽¹⁵⁹⁾。当然，对于会内的外籍工作同志，是不能用普通标准来衡量的，因此规定“一律以顾问名义支付薪给，不参加评薪评级”⁽¹⁶⁰⁾。

在实际评定工资级别过程中，中福会的不少成员，特别是中上层领导干部，所定的薪级相对较高。如《中国建设》杂志社的李伯悌，被评为出版级十级工资，每月有432工资分⁽¹⁶¹⁾。因此，1954年中福会决定加以调整，“过去评定出版级工资时，是偏高的。这次给予纠正，除对个别人员例外照顾外，其他相应降低一至二级”⁽¹⁶²⁾。上海市政府对中福会的级别也制定了新的具体标准，人事局发函，确定中福会标准为：正副秘书长十级到十五级，各委员会正副主任、办公室正副主任十三级到十七级，办公室所属各科科长十六级到二十级，科员十八级到二十一级，办事员二十一级到二十五级，勤杂人员二十五级到二十九级。最后，中福会秘书长李云被评为十二级⁽¹⁶³⁾。到1955年，中福会的干部体系组织基本成型，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2：1955年中福会干部级别统计表

续　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福利会科以上干部配备情况统计表》，沪档C45-2-122制定。

而其科长级别以上干部配备情况为：

表3：中国福利会现有处、科长配备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福利会及下属单位1956年工资改革测算表及人员名册，沪档C45-2-145。

1956年，中共中央开展全国范围的统一工资改革。上海市当即按照要求进行，并明确工资改革的目的为：适当提高工资水平，增加职工收入，鼓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使工资制度向统一合理前进一步；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工资政策水平，鼓励学习与提高技术，为完成与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¹⁶⁴⁾。中福会遵照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规定，并参照上海市人事局1954年的通知：总会正副秘书长10—15级，各工作委员会正副主任、办公室正副主任13—17级，办公室所属各科科长16—20级，科员18—22级，办事员23—25级。拟定了工资改革方案，初步打算相应都提高一个等级⁽¹⁶⁵⁾。因中福会所属单位业务性质复杂，可分为卫生、教育、出版、文艺等，其中工作人员工种类别有编辑、文艺、医务、教职、保育以及各种行政管理人员及技工勤杂人员。上海市委研究后回复，“原则上同意你会工资改革实施计划，行动阶段可按你会具体情况适当推迟，于8月间结束。总会职务等级仍按1954年市人事局通知的规定不变。少年宫的行政人员参照中等学校行政人员上海修订工资标准执行，但毋须另立等级线，在实际执行中，宫主任可按中学校长等级线执行，秘书、部主任可按中学总务主任等级线执行，一般职员可参照中学一般职员等级线执行。托儿所、幼儿园、保健院、剧团、时代社、中建社等可参照本市有关系统的新工资标准执行”⁽¹⁶⁶⁾。(www.xing528.com)

经上海市市委宣传部批准后，中福会的大部分干部工资级别上调一级⁽¹⁶⁷⁾。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人事处特别发函，将李云级别提为11级，并自1956年7月份起补发⁽¹⁶⁸⁾。外籍人员虽不能参加评薪定级，但其待遇自然应该随之调整，为此李云写信请宋庆龄审核批示，拟将谭宁邦由352元提高到400元⁽¹⁶⁹⁾。在中福会工作的这些外籍专家，如谭宁邦、耿丽淑等，自1957年4月起均可享受到国务院的特殊照顾⁽¹⁷⁰⁾。1956年12月，中福会对这次工资改革做了全面总结。全会“工资增长指标14.3%，通过工资改革实际增长13.76%。评级后增加工资的362人，占总人数75%，重新评级的303人，占63.1%，升级的共101人，占21%强，未升级74人，占14.4%，未评级占1.5%（不包括北京中国建设社）”⁽¹⁷¹⁾。不过，此次工资改革还是难免出了点问题。如保健院的李璧夏，儿科医师，被评为三等八级，过低，多次请求解决未果，后来调到北京妇幼保健实验院。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人事科多次发函中福会，未得到解决。在学习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之后，她认为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轻视新生儿早产儿工作，是官僚主义作风，造成妇幼工作不平衡，致函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希望迅速得到纠正⁽¹⁷²⁾。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国家通过这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逐步建立起包括对工作人员的吸收、录用、调配、使用、任免、奖惩、培训、工资福利、退休、退职在内的一套人事行政管理制度。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条令》，12月颁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暂行办法》。1957年9月，颁布了《国务院任免行政人员的办法》，10月颁布了《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通过这些行政和经济手段，政府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单位、机构及其人员纳入国家管理体制之内，中福会自然也不能例外。

中福会改组后，进入了社会主义中国下新的发展时期，同时也经历了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首先是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六一”三大号召。中国福利会工会各小组便普遍地订立了爱国公约，并按期进行了检查与修订的工作，各小组的爱国公约一般都提供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在托儿所方面，修订了收托对象的比例，增加了烈军属的比例。同时，中国福利会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热烈地响应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捐献救护机的号召，纷纷做出节约和增产捐献的计划，半年超额完成6 600万元⁽¹⁷³⁾。另外，中福会还派出儿童剧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随之而来的是精简节约运动。1951年，在中福会内进行精简节约运动的中心环节，是确立新的业务指导思想，也就是示范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在过去的工作中，这个思想非但不够明确而且发生了偏差，在某些单位中类似过早地追求物质设备，过分强调工作人员的资格和标准，而放松了从思想领导上、从工作上来培养干部，从发挥同仁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来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困难”⁽¹⁷⁴⁾。

1952年1月中旬，中福会的“三反”工作正式展开。“先是一般工作人员认为中福会浪费严重、官僚主义不小，但是贪污犯却是没有什么可反的。由此而产生了三反初期的右倾情绪”。至2月中旬，前总务处处长陈宪錡坦白贪污受贿后，反贪污斗争即逐渐展开，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逐渐转入反贪污。2月末，大贪污犯钱德荣被打出，反贪污斗争乃逐渐达到高潮。至4月中旬，全中福会共发现了“贪污一亿以上的大贪污分子一名，1 000万至5 000万的贪污分子两名，100万以上1 000万以下的贪污分子共23名，100万以下共35名。对这些贪污分子，至6月底间分批全部处理完毕”⁽¹⁷⁵⁾。1952年5月，上海市政府同意各单位单独成立人民法庭，审理各自内部的三反案件。中福会人民法庭于9日成立，“以邹尚录为审判长、龚炯为副审判长，戴辉、向恕人、李含澄、张翼卿等四人为审判员”⁽¹⁷⁶⁾，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第四人民法庭，并在自行对内公布后开始运作。可见，中福会三反工作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成效也十分明显。

与三反、五反运动相比，对中福会影响更大的，是整风“反右”运动。1957年5月间，中福会开始鸣放，但很快出现了一些情况：“有些人要求大民主，有些人从根本上来否定一切，有些人提倡广泛民主，有些人借鸣放的机会无限制地提个人要求，有些人甚至拒绝工作，谩骂领导”⁽¹⁷⁷⁾。这些还要结合当时反右派的斗争及党内整风情况，进一步明确其性质。根据当年的工作总结反映：“在鸣放中间出现了一股歪风，暴露了三个右派分子，经过群众的揭发、批判、斗争，基本上解决了大是大非问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工作积极性都有了提高。”中福会发动群众对一个政治坏分子，三个右派分子和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进行了斗争。全体人员都参加了整风运动。8月又进行反右倾情绪的斗争。“由于思想领导不强，社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滋长，在整风初期右派分子田地向党猖狂进攻，并在批判过程中揭露了他在阴谋篡夺《儿童时代》的领导权，企图改变杂志的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¹⁷⁸⁾。9月中上旬，中福会内部进行了第二次鸣放，汇集了3 193条意见⁽¹⁷⁹⁾，主要在于方针体制、业务范围、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工资福利、规章制度、干部政策、党群关系及一些零星问题。1957年底，中福会干部的政治情况分为左派50人，中左78人，中中166人，中右27人，右派5人，历史反革命0人⁽¹⁸⁰⁾。

到12月份，整风工作进入整改阶段。在鸣放和反右斗争中，儿童艺术剧院、少年宫、儿童时代社等三个文化单位暴露的问题不少。主要在于：剧院三个领导骨干不团结，且政治水平和锻炼都难适应剧院的领导工作。需要一个懂得戏剧业务、而政治上又较强的干部，把他们团结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少年宫仅有非党领导干部一人，虽有工作能力，但要应付行政、业务、外宾招待工作，常常顾此失彼。迫切要求配备一个能懂得儿童教育、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党员干部去担任副职；儿童时代社只有副社长一人，且政治水平较差，社中干部思想问题较多，需要配备一个有政治水平，又懂得业务的干部去负责社长工作⁽¹⁸¹⁾。为此，秘书长李云致函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及刘季平，请求调配。

1958年4月8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发文，同意中福会以郭敏、江清、孙必珩、李锦荣及孙琪等同志组成肃反领导小组⁽¹⁸²⁾。总会及所属单位都成立核心小组，组员大部分是整风小组成员或党总支和支部书记、委员。提出整风运动的口号为：放下一切包袱，轻装奔向红专。8月18日晚上，中福会举行全会跃进大会，各下属单位都在大会上报告了自己的跃进规划，向总支提保证书、决心书。大会要求大家注意全面跃进，可以做的立即做起来。总会机关在大跃进高潮中，首先是号召大家下基层，下去了解情况，向基层学习，使每个干部投到跃进洪流中去⁽¹⁸³⁾。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是“又红又专、面向基层”，意思就是政治挂帅，改进作风。具体措施是办好红专学校，使中福会成为既是文教事业单位，又是学校，同时又是研究机构。

在运动过程中，与总会机关相比，中福会下属各单位显然更处于一线位置。“整风以前由于中福会系统战性质的事业单位，党的领导思想甚为淡薄，个别单位甚至有抗拒党的领导的现象，如幼儿园、托儿所、儿童剧场，解放9年来，党的力量进不去，歪风邪气非常猖狂”⁽¹⁸⁴⁾。儿童时代社在整风“反右”斗争中，批判了强调纯文艺和庸俗的趣味性及文艺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必有教育目的性地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明确了文艺必须由党来领导，必须树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在时代社占领了阵地。同时在批判了名利观点及计较个人得失，不安心工作等个人主义思想后，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的集体主义思想占了上风⁽¹⁸⁵⁾。全社人员由18人减为11人，而工作不但在政治质量上提高了，还同时参加了支援农业建设及炼钢等劳动锻炼。大多数同志甚至能“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工作”。幼儿园则调整了收托对象比例，“今后产业工人子弟数占全园50%。发掘潜力，工作人员和幼儿的比例数跃进，由1∶3到1∶6到目前的1∶8，而国家的差额补贴，由双反前的每人每月19元，到大跃进后每人每月4元”⁽¹⁸⁶⁾。幼儿园和时代社等单位都要求成员参加红专学校。当然，也有些单位，以“目前由于业务过忙，不能抽出较多的业余时间进行学习讨论”为由，不过，他们承认这“有碍明辨是非、划清界限，向右派开展斗争”⁽¹⁸⁷⁾。

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中福会的人事工作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如幼儿园上年是64人为190个孩子服务，三反、五反后，减少到59人（内有下放7人），却要为320名儿童服务，比例翻了将近一番。8月份在市委“跃进再跃进”的号召下，增加到400名儿童，而工作人员却减少了2人⁽¹⁸⁸⁾。中福会总人数从1957年底的609人减少到1958年底的505人，减少了17%⁽¹⁸⁹⁾。其中包括50名工作人员下乡村锻炼，以及支援外地30人。另外，从反右、整风到肃反，共揪出右派分子12名，其中给予行政处分6名。免予处分2名，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4名。清查出反革命分子5名，其中3名逮捕法办，送劳动教养1名，开除1名。坏分子3名，其中劳教2名，逮捕法办1名⁽¹⁹⁰⁾。中福会的反、坏、右分子共20名，占全会人员的3.1%⁽¹⁹¹⁾。在整风中，还揭发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员6名，分别给予降职和留用察看等处分。人数减少了104，经费也相应减少，由1957年的803 000元，到1958年的决算为529 000元，降低了34%⁽¹⁹²⁾。

政治运动对中福会的影响在1958年达到极致。1月份干部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接着三反、五反，纪念成立20周年后，转入整风第四阶段，8月末学习总路线及教育方针，随后是肃反工作。10月末开始炼钢工作及共产主义学习，总会、剧院、幼儿园、托儿所共炼13吨，少年宫制造高级钢出口剪刀等成品677件，保健院与其他单位共炼钢10余吨，超额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¹⁹³⁾。儿童剧院一年演出948场，每场戏比1957年节约114元。收集废钢烂铁8 000多斤，一个多月炼出4吨多钢。“数字虽然不多，但通过炼钢也炼了我们自己，这是更大的收获”⁽¹⁹⁴⁾。对此，当时中福会的认识是，“在文化部的具体领导下，我社亦参加了各种运动，尤其是伟大的整风运动，使全体工作人员都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¹⁹⁵⁾。认为，“1958年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大大推动了中福会总支的工作，一年多来党领导整风、反右、肃反、审干和大跃进等工作，在党内外树立了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的观点，明确了业务为政治服务的原则”⁽¹⁹⁶⁾。卫生部部长、中福会委员李德全收到中福会总结后回复说，“通过整风，使得你们在思想方面和工作方面有了很大的改革，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同时更是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在多、快、好、省的党的总路线上同工农群众大跃进，改进我们成为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工作人员”⁽¹⁹⁷⁾。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相吻合的。不过，中福会党总支对当时的过热现象也有所认识，“1958年对规划和实现1959年工作的更大更全面的跃进，当时存在着一定的混乱思想”⁽¹⁹⁸⁾。

那么，在各项运动进行的过程中，作为中福会的创始人和首要领导人，宋庆龄对于在会内开展运动持什么态度呢？在1950年8月时，中国福利基金会党支部根据党组织指示进行整风，宋庆龄提出意见：“旧机构的结束和新生命的开始。在我们过去数年内，因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中，我们全体工作同志中，难免有些人沾染到不纯的思想作风和不良的工作情绪。那就是我们应首先去检讨寻求改造之处，同时也是值得诸位注意的地方。所幸本会在新生命开始的前夕，恰值本会首次支部大会，使在思想作风上和工作情绪中，奠定一个稳固而可靠的基石”。⁽¹⁹⁹⁾宋庆龄支持开展对个人履历进行清理和加强整个职工队伍团结的运动，“这是我们组织的各项活动的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希望每个人都能全身心地参加这一运动，让我们通过这一运动改造自己的思想。让我们放弃原来的旧的思考方式，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取而代之”⁽²⁰⁰⁾。1951年6月11日，三反运动正在进行，她在信中说，“据闻保健医院修筑工程数次翻工，造成很大浪费，如果这确是事实，在三反运动后的今天，是不能容忍再有这种现象发生，应立即彻查原因与责任，进行严格处理”⁽²⁰¹⁾。

1952年2月18日，她还特意致函中福会，“为了使本会的三反运动和上海市反贪污运动结合起来，中福会的三反运动应即转入反贪污阶段。对负责同志提意见。命令办公室负责同志在不久的将来向全体同仁做报告”⁽²⁰²⁾。并向群众保证：为了提高中福会的业务，他们必须向你们重作报告或补充报告。1957年4月，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到上海，去看望宋庆龄。刘少奇与她说起党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宋庆龄点头表示赞同这一见解。刘少奇还说：“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党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宋庆龄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²⁰³⁾。因为整风运动，中福会只得将本准备隆重庆祝的20周年典礼简化。宋庆龄说，“我们正处在‘整风’运动之中，其重点是反浪费、反保守主义。作为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的部分行动，中国福利会已经决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我们的主要重点将放在内部，……其他方面的计划或大为削减，或干脆暂时取消”⁽²⁰⁴⁾。不过，宋庆龄还是希望，“也许我们能在二十五周年纪念时再重新恢复那些计划”！不难看出，宋庆龄和中福会对中共政府的政策方针尽管不是都完全赞同，但基本上是支持并认真执行的。工资改革的实行，特别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迅猛开展，将中福会整体拉入中共党政机制的运行轨道，其行政人事工作也完全纳入国家体制内并得到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