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物质生存与养护：改善方案

一、儿童的物质生存与养护

战灾儿童义养会是在1937年西班牙内战中成立的，其总方针是：争取外援，推行积极性儿童工作，资助与辅导进步的儿童机构，在尊重儿童与援助儿童的原则下，进行苦难儿童的教养工作，并通过义养关系，从事对捐款人的教育工作⁽⁶⁾。最初，其主要工作对象是西班牙国内流离失所的儿童。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有大批的孩子从炮火和迫害中逃了出来，这样，义养会的工作更扩大了，凡是受战争灾害的孩子，不分国籍、民族、宗教与种族，相继收容了法、英、意、比、荷、瑞士、波兰等国的受难孩子。“义养会”的宗旨，不是单单地为了救济战灾儿童，除了经济援助之外，它还着重于儿童教育。最初的经费是在英、美、澳等地筹募，但在大战以后，主要的来源只有美国了。具体的办法是，义养会在美国寻找一些同情战灾儿童的人士作为认养人，由他们按月捐款来义养这些孩子⁽⁷⁾。受助的孩子用书信的方式经常与捐款人取得联系，并且建立情感。大战结束后，义养工作曾扩充到捷克。1947年初，义养会计划在中国展开工作，这时，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因处理会务前往纽约。义养总会主席Edna Blue夫人了解到援助苦难孩童也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便任命谭宁邦为“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的主持人。中福会成员陈维博、沈粹缜、江兆菊、陈善明都在发起人之列⁽⁸⁾。这样，中国分会便和中福会开始密切联系，更有利于在中国开展儿童工作。

1949年7月，义养会首先取得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的领导。当时因为苏北水灾严重，并且该地区连年受战争荼毒而造成了大批的孤儿，因此决定以该地区为工作重点。在上海方面，有许多干部的子弟在生活及学习方面都发生问题，因此，除了继续补助解放前所帮助的机关外，干部子弟也被列为工作对象。8月，经人民政府教育局长介绍，义养会第一次在苏北淮安、淮阴展开了救济工作。后教育局将该会关系转到民政局。1949年11月至1950年5月，义养会先后在泰州、南通沐阳、皖北宿县安庆等地区展开了救济灾童的工作。这段时间内，在苏北和皖北地区，一共开展了150名左右的义养生，受惠儿童当在600名左右。此外，在北京方面，对该市民政局的生产教养院，也予以大量的帮助。自解放后，义养会救济的儿童约在250名以上。到1950年底，该会共有义养生650名，补助机关计32个，每名每月义养金七元美金，可维持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灾童，因此受惠儿童当在两千名左右⁽⁹⁾。当然，义养会的捐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因此，中福会认为，在国家经济还没有好转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接受它的帮助。在不丧失中国人民的立场与原则的条件下，在不损伤中国苦难儿童自尊心的原则下，正确地掌握这笔经费，逐步地做到使各补助机关自力更生。

除义养工作外，中国福利基金会继承其前身保卫中国大同盟的人道工作，以拓展其战时范围、尽量加强其负起人民之各项责任为宗旨⁽¹⁰⁾。它认为中国人民有充分自助之能力，但也要利用各种援助，如基金、物资、工具及技术知识等等，以增进其自助力量之表现。中国福利基金会尽可能地为其争取支持，并依据绝无偏见之原则分配输捐，援助一切需要自助助人之人民。为了掩护解放区的工作及抢救下一代，上海的儿童工作在1946年夏天便建立起来。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成立一个儿童福利站及儿童剧团。工作重心在使人们了解福利站而吸取对象——贫苦而需要救助的儿童；第二阶段，成立了三个福利站及为生产服务而设的缝纫班。重心在于面的扩充，工作形式多样化，受助儿童数字飞快增加，稳定了各单位的基础；第三阶段，这时上海已经解放，附设了三个中心工作站，进行遣送难民返乡生产的宣传、教育、动员及组织工作⁽¹¹⁾。不久，上海成立了遣送难民返乡生产救济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2月15日后全部移交，自己集中精力从事儿童福利工作。重心是在使原有工作更加深入并配合政府政策，增设新机构。

福利站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儿童，施以进步性的教育，并以保健营养等工作方式来保护儿童的健康。当然，贫苦的孩子们从站里所获得的东西绝非仅仅止于一些救济物资，“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和附近居民，经过站里的教育，认识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暴戾和不合理，并且能把他们的愤怒化成了积极的反抗力量”⁽¹²⁾。解放前，儿童组的工作除了抢救新生的下一代外，还起了掩护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老解放区活动的作用。1946年夏季到1947年秋季，为开始时期。1946年5月间以设立在胶州路晋元小学内的一个儿童图书馆开始了儿童工作，到1947年春天，这个图书馆扩充为第一儿童福利站，同年10月间第二儿童福利站在沪东通北公园开幕，11月第三儿童福利站在虹口昆山公园开幕，到这时儿童工作组才有了比较健全的工作项目和人事配备。1947年冬季到1948年春季，是以分发救济物资为主要工作的时期。从“联总”取得了大量物资，因为要加强掩护性的工作，所以会大量的分发救济物资，主要的物资有脱脂牛奶、花生米、衣服等物，主要的对象是贫苦儿童和居民。这一阶段的工作的确给了他们不少的帮助。1948年夏季至上海解放前，是以识字运动及小先生制为主要工作的时期。此时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愈来愈大，在这种情况下，“便强调识字运动和小先生制，希望通过教育手段来团结儿童，不过为了顾及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更重大的任务，儿童工作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采取和缓的态度，采取一定限度的表面工作”⁽¹³⁾。当时既要进行进步的教育，又要掩护站和会，不令遭受不必要的打击，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它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8年12月，中福会接受联合国儿童紧急救济委员会的委托，在三个福利站分别成立了第35、37、38供食站，受食儿童共计1 604人，由于站址狭小，让孩子领回去吃。按照规定每人每月发给食米30两，黄豆15两，人造脂肪5两，盐3两。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5月份上海解放。从1949年1月至5月，还接受联合国儿童紧急救济委员会的奶粉，分发给三岁以下的婴儿，每月每人发给奶粉3磅，三个站共计有领奶婴儿1 134人；6月间接受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奶粉三个站，共计2 200个名额，每人每月发奶粉3磅，这批奶粉大半通过工会教联机构送到最需要奶粉的儿童；11月又得到“临救会”委托代发1 200名儿童的奶粉，这批奶粉的一部分通过上海机关团体福利委员会而送到最需要奶粉的干部子女⁽¹⁴⁾。

上海的解放是一件大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孩子们都直接间接的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工作。在劳军运动中，孩子们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职工劳军晚会的演出，做了劳军信封，义卖劳军纪念章，给解放军写慰劳信等等⁽¹⁵⁾。上海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加认识到宋庆龄所主办的福利事业的意义：“1﹒孙夫人的事业是积极性的救济工作；2﹒孙夫人对于人民革命运动的贡献；3﹒坚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就是拥护国内人民统一战线的具体表现”。同时也看到有利条件：1﹒儿童福利事业，特别是保健、托儿、儿童文化等事业，在今天都是必要，而且有广大前途的；2﹒中国福利基金会有她的光荣的传统，有相当广大的群众基础，以及社会一般人士对她的重视；3﹒孙夫人在今天，政治地位已经加倍地提高，她更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4﹒中国福利基金会全部工作人员都是进步的，只要有一个具体的工作方针，大家一定会发挥出能动的创造性来⁽¹⁶⁾。中国福利基金会总的方针明确规定为：“配合人民政府政策，联络国际进步力量，进行积极性社会福利事业，为工农兵及其子女服务，并着重于社会福利工作人员之训练与辅导，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¹⁷⁾。在这个总方针之下，儿童工作组有几个比较显著的工作步骤：1﹒配合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工作，成立第三儿童收容站。2﹒为了给小先生们一个集体学习的机会，于7月至8月间成立了小先生夏令营，期限共五周，集合三个站的小先生及少先队员共180人。3﹒为了响应六大任务的号召，自7月份起，三个福利站都兼做了疏散难民返乡生产中心工作站，直到12月半，才把这部分工作完全交给上海市疏散难民返乡生产救济委员会。4﹒成立托儿所。为了解除军政干部和职业妇女的家庭赘累，于6、7月间成立了托儿所，收纳儿童⁽¹⁸⁾。

解放前，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多半是陆续开展的，单位机构小，组织也单纯；而且过去的工作制度比较迁就于临时性⁽¹⁹⁾。解放后，工作范围扩大，旧的工作制度没有改变，因此它不能适合于当时的形势。在解放之初，关于中国福利会工作性质、范围及经费来源尚无明确规定，曾有一度动荡不定。关于怎样转变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配合工作的社会救济福利团体，把突击式的救济工作转变为经常化的福利工作，曾展开热烈讨论，但没有结果。在中国福利会章程明确规定专办妇儿福利工作、保健及少年儿童文化工作，经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核准备案及经费预算确定以后，改组即顺利进行了。主要做了四件大事：第一，明确规定领导关系、组织系统及工作性质和范围；第二，建立新会计制度。为遵守政府法令及保障基金安全计，经商得执行委员会财务委员之同意，除保留极少数量备用外，所有原存外汇基金悉数调回国内，售与中国银行，并将人民币存入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底结存45 362.65美元。1950年1月至8月中旬改组，共计收入为79 224.98美元。9月底结存1 619 690 683.56元人民币（美元和港币已按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牌价折合）；第三，清点财产物资，建立财产物资登记制度。整理仓库清点物资后，总会及各单位财产物资估计价值共计1 670 701 320元；第四，建立新文书制度⁽²⁰⁾。

1950年，中福会组织系统发生很大变化，表现在具体部门的改动。主席办公室下设三个机构：一是行政会议。其下有妇女儿童福利组、儿童文化组、战灾儿童义养会及未来工作项目。其中，妇女儿童福利组又有托儿所、婴儿园、幼稚园、城市医药工作和乡村医药工作五个部门，儿童文化组有儿童剧团、少儿文化站、少儿图书馆和儿童时代社四个机构；二是总务处；三是国际宣传联席会议，下设国际联络组、研究翻译组和宣传出版组。其中，国际联络组分为美、英、印、澳、新西兰，法、意、斯干的那维亚、德，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东南亚等三组。翻译组分为法、德文，俄文和英文三组⁽²¹⁾。改组后，组织系统再次调整：最高层是执行委员会，下设主席办公室，其下设妇儿工作处、秘书处和国际宣传处。其中，妇儿工作处下设三个机构，一是妇女儿童福利科，负责托儿所、婴儿园、城市妇幼保健站和乡村妇幼保健站；二是儿童文化科，负责儿童剧团、少年儿童文化站、少年儿童团和儿童时代社的工作；三是战灾儿童义养会。秘书处设有会计科、文书科、人事科和总务科。国际宣传处下设有国际联络科、研究翻译科和宣传出版科，为减轻主席办公室的工作量，另设一平级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直辖国际宣传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最基层的是全体工作人员大会⁽²²⁾。

解放前，宋庆龄和中福会只能间接地帮助解放区的人民进行福利工作，解放后，才有可能大规模开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在人口稠密的上海，解放前只有42个托儿所，远不能满足群众所需。上海解放初期，宋庆龄看到许多女战士、女干部存在着抚育幼儿与继续革命之间的矛盾，就在中福会率先建立起托儿所和幼儿园，工作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干部子女。不但使女同志继续投身于革命，而且对新中国的幼托事业起了示范带头作用。1949年6月24日，中福会托儿所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成立，日托性质，收托儿童30名，工作人员11人。收托对象为革命干部军烈属及一部分职业妇女的子女，年龄为2岁至6岁⁽²³⁾。托儿收费按照家长的经济情况分为三种：1﹒供给制父母的孩子，每月缴付20单位；2﹒父母中一人是供给制的，缴付30单位；父母是薪给制的，缴付40单位⁽²⁴⁾。此外，家长有特殊困难的，也可酌情予以减费。如1951年3月，托儿收费总数共4 200单位，而总支出共16 964单位，中福会共补贴了12 764单位。如以200个孩子平摊计，每月每个孩子须用84单位强。

因房舍不够用，1949年11月，托儿所迁到五原路，应家长需要改为全托，收托儿童40名。1950年，中福会托儿所收托儿童200名，分6个班，工作人员分为三股：总务股，设总务主任1人，会计1人，厨房工友5人，水电匠1人，花匠1人，木匠1人，清洁员3人，警卫3人；保教股，设保教主任1人，教师5人，保育员30人，女工6人；保健股，设医生1人，护士5人⁽²⁵⁾。从人员配置上来说，已较为齐备、渐趋正规化，但具体工作时仍存在问题。如有儿童出麻疹时则全体都接回家，家长反映非常不好，因为这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困难，他们没有时间照应，没有办法送进医院，甚至没有地方可给孩子住⁽²⁶⁾。经协商调整后，儿童依然回到托儿所里。1951年4月，托儿所迁到虹桥路，全托性质，收托儿童200名，工作人员有85人。成为上海范围内规模最大、收托儿童最多的一个托儿所⁽²⁷⁾。托儿所在短短时间里迁移数次，性质从小规模的半托改为全托，又改为大规模的全托托儿所，变迁很多、很大，对托儿所的发展影响很大。

此外，基督教世界服务会以前在南京西路所办的一个托儿所，有儿童近30名，于7月间交由中福会办理，计划次年迁往沪西工厂区，重点地为工人服务。中福会托儿所收托了190名儿童，其中父母全属供给制者86名，父母一方为供给制、一方为薪给制者54名，全属薪给制者50名。在其接待外宾的介绍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述：儿童寄托费（衣服被褥不在内）每月按父母的收入，共分三种：父母均为供给制者，每月收费65工资分；父母中有一供给制、一薪给制者，每月收费65工资分；父母均为薪给制者，每月收费95工资分。父母经济有特殊困难者，可根据具体情况请求酌予减免。如蒋献民的父母都是供给制干部，在距离上海95公里的无锡做合作社工作，只有一份保育粮，但缴付托儿费数月也只等于孩子实际所需费用的20%⁽²⁸⁾。(www.xing528.com)

1951年，中福会设立婴儿托儿所，主要收托2岁以下儿童。重点配合增产及抗美援朝运动，并应革命干部之实际需要，规定对象有三种：1﹒劳动模范的子女；如金湘是电话公司的劳动模范，她的工作很忙，所以就把小的儿子（15个月大）送到中福会的托婴所来，在体格检查、种牛痘、注射百日咳、白喉预防针后，就入托了⁽²⁹⁾。2﹒父母均系革命干部之婴儿；3﹒军烈属子女及少数特殊儿童（如三胞胎）。婴儿年龄为3个月到18个月⁽³⁰⁾。对婴儿除了基本的照顾看护外，中福会婴儿托儿所还根据年龄段拟定了详细的营养指导，如下表所示：

表1：中国福利会婴儿托儿所膳食表　　三至六月

资料来源：中国福利会托婴所、沪西女工妇幼保健站1951年工作总结，沪档C45-2-22。

由此可见，中福会托儿所的育儿措施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特别在婴儿营养理念上可以说是居于全国领先水平。

到1951年1月30日，上海市的托儿所已增加到185个了，但还是不能满足实际需要。1952年，托儿所的数量增加有限，而需要入托的孩子却更多了。为了最大效率地发挥托儿所的作用，帮助最急需托儿的家庭解决实际困难，中福会决定把接收的婴儿对象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劳动模范的孩子；第二类是革命干部的孩子；第三类是双胞胎、三胞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孩子⁽³¹⁾。配有负责的医生和护士，经常注意他们的生长教育和医疗，一般婴儿进所后教育都是很快的。孩子们经常吃牛奶、水果和其他饭食，经常晒太阳。三胞胎也得到了合理的养护。在当时来说，这样的育儿条件显然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尽管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的收托名额已无空隙，有不少在职干部仍纷纷要求先行托儿登记，以便在该所有空额时，依照登记次序候补入所⁽³²⁾。中福会无奈之下，决定放宽收托儿童范围：凡父、母皆有工作，其中一人工作地点在上海，儿童年龄已满二足岁不超过七足岁者，皆可登记请求收托⁽³³⁾。

随着中福会收托的儿童总数越来越多，同一年龄段的儿童也较多，造成托儿所和婴儿托儿所的收托范围有重叠，为使名称切合实际情况，1953年12月，中福会决定，托儿所原收托2足岁至7足岁儿童，今后将改收3足岁至7足岁儿童，拟改称幼儿园。而将婴儿托儿所改名为托儿所⁽³⁴⁾，收托1至3岁内儿童。经宋庆龄同意后，报请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卫生局及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审核备案⁽³⁵⁾。经费除托儿收入外，均由中国福利会津贴。1954年5月，中福会幼儿园及托儿所共有儿童250余名，大多系干部子女⁽³⁶⁾。1955年，幼儿园收托儿童210名，工作人员82人；托儿所收托儿童92名，工作人员48人⁽³⁷⁾。1956年，中福会幼儿园收托儿童250名，托儿所收托150名⁽³⁸⁾。1958年，中福会幼儿园收托的儿童由250名增至全托220名、日托170名，共390名；托儿所由全托半托各70余名，增至全托将近200名⁽³⁹⁾。保教人员中受过师范教育者极少，对于新的幼儿全面发展教育，在观点和方法上，虽积极组织学习，但认识和工作质量提高仍极迟缓，而各方面对中福会园、所的要求企望较高，并常有外宾接待任务。中福会选送人员2名，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幼儿教育专修科学习。另为加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行政领导与管理工作，拟选送干部一名，前往中央卫生部所办的卫生行政干部训练班学习⁽⁴⁰⁾。

这时的中福会已经是一个文教事业单位，但是一般人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仍以为它还是一个慈善救济机构。例如，1952年2月14日晚，有妇女抱婴儿至中福会托儿所门口，称寄托该所，将婴儿交该所警卫同志后借口至车上取证件，即一去不返。留一信在婴儿身上，写明因困难将此婴儿交与该所抚养⁽⁴¹⁾。而实际上中福会并不办理此项工作，于是商得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同意，将该女婴送至仁济育婴堂处养育。并善意提醒，该女婴之父母有可能再来领回，故希于最近二三月内不给任何人领养。此外，社会热心人士仍继续向中福会捐赠，如有人为实现其先父愿望，以慈善目的向中福会捐一笔款项。对此，中福会向宋庆龄请示如何处理，她复函指示：中福会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从事慈善工作的组织是中国红十字会。当然，有不少贫困人口需要帮助，但我不负责这项工作⁽⁴²⁾。当然，对于国际上的捐赠，出于外交礼节的考虑，中福会还是予以接受。如华侨马湘、邓尚碧将出售南京房产现款3 250万元和南京胜利戏院股票750万元全数捐给中福会，作为儿童福利事业费用；缅甸总理吴努夫妇到幼儿园参观，赠小朋友人民币50 000元（外宾招待委员会事前联系并通知可以接受），添置儿童玩具⁽⁴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