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后的对外交流的重要成果

二、1945年后的对外交流

在抗战时期，宋庆龄致力于战时救济工作，尽量避开政治论争，以使全国集中精力赢取战争的胜利。在国共内战再起之际，宋庆龄显然无法保持沉默。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美国新闻处引用华盛顿7月26日的电讯说，“各报对孙夫人吁请美国撤退驻华美军及供应品之文告尤为注意，纽约《先驱论坛报》24日社论称：孙夫人之言论，诚足引起吾人之注意；同时，吾人亦难忽视或否认伊所称中国反对派企图发动内战之事实”⁽¹⁸⁹⁾。美国哈佛大学三十名教授为响应孙夫人的声明也联合致电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主张“美国停止援助中国国民党，以便等待国民党容纳民主分子参加政府”⁽¹⁹⁰⁾。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表示支持，她敦促美国政府“为促进和平，应放弃军事干涉”，指出“这是美国人民所欢迎的”⁽¹⁹¹⁾。美国互助广播系统评论家希德说，“当孙夫人讲话的时候，全世界洗耳恭听吧！在全中国妇女之中，没有任何女性能够获得中国数万万人民如此伟大的崇敬”。美国无线电台评论家布朗说：“负有国际地位之孙夫人，说中国问题决非武力所能解决，吾人亦有此共同认识。”⁽¹⁹²⁾美国《纽约时报》著名记者李勃曼以《孙夫人，中国的良心》的醒目标题回应，“孙夫人以忠实坚守其先夫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与理想著称，夫人不辞劳苦，勇敢奋斗，以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夫人最近发表的声明，为其严守独立的例子，……不久前她曾决定退出政治，而集中努力于救济工作，因此她所发表的声明，更令人注意”。孙夫人“是中山先生党里第一个信徒，而她以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共产党与其他各党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作为目下中国的对症施药”⁽¹⁹³⁾。由此可见，宋庆龄的外交宣传对美国社会各界影响之大。

这样强大的舆论阵势使得美国官方不得不站出来回应，美国务院发表评论，对宋庆龄所提出的撤退驻华美军，在中国代议性民主联合政府建立前停止对中国当局之军火及军事援助等要求，均未作正面的答复。但美国务院发言人称：“美国对华政策已确定多时，决不加变更。”⁽¹⁹⁴⁾说明美国仍然固执己见。对此，苏联方面的态度是，“美国的国务院人士实在应多多注意孙夫人所表示的意见，因为正如联合社所说，至少反映出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九的意见”⁽¹⁹⁵⁾。国内人士评论，“诚如孙夫人所说，中美反动派互相鼓励，为中国此次内战扩大发展的主因，他们妄想借此引起美苏战争，而后能最后摧残中国共产党”⁽¹⁹⁶⁾。不过，宋庆龄的见识实际上更为高级，并不仅局限于党派之争，她说，“目前的危机不是在国共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是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团结解放和生存的问题，这不能从保持军事力量的对比或者在一城一地的讨价还价上求取解决的，应该权衡的不是党派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利”⁽¹⁹⁷⁾。

此时，恰值联合国社会经济委员会妇女小组、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以及美国十九个妇女团体共同发起召集国际妇女会议，于10月13日至22日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议决定邀请宋庆龄和中国解放区妇联代表、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执委邓颖超作为中国代表莅会。国内妇女界获此消息非常高兴，纷纷集会表示拥戴。晋冀鲁豫边区代表称，“深信此二位卓越的妇女领袖，定能充分表达中国妇女之意见。吁请妇联动员全世界爱好自由之妇女，促使美国政府放弃支援国民党内战与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调查中美反动派联合向中国人民进攻所制造之罪行，发动全世界妇女支援中国人民爱国自卫战争，俾中国人民能自由选择其所希冀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这将有助于世界持久的和平⁽¹⁹⁸⁾。并致电宋、邓，呼吁：（一）美国政府应立即停止以武器军火帮助蒋介石；（二）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海陆空军；（三）西南太平洋剩余物资不应卖给蒋介石打内战；（四）提议联合国组织人权保障机关，派人来华调查特务组织与暴行及秘密集中营，国际妇女大会应派人参与此种调查；（五）解放区在敌后支持长期抗战，功绩独多，受灾最重，请联合国给予医药与物资救济。以上意见请在大会力争⁽¹⁹⁹⁾。更有地方妇女领袖通电：“衷心拥护您的声明，它是代表三民主义真正信仰者的心声，也是全国人民的意向。我坚决反对美政府以剩余物资援蒋，扩大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请您呼吁全世界妇女给中国人民以有力声援，争取中国、全世界永久和平之早日实现”⁽²⁰⁰⁾。但由于国民政府的阻挠，宋庆龄不得不放弃访美计划⁽²⁰¹⁾。

此前，6月19日，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认为宋庆龄“对中国工合的发展给予了深切关心和慷慨的帮助”，表示感谢，并由理事会邀请宋庆龄赴美访问，“将大大有助于激励人们真正地关心中国的需求”⁽²⁰²⁾。由于同样原因，宋庆龄未能成行。不过，宋庆龄对国民党还是存有一线希望，提出鞭策性的建议，她说，“‘耕者有其田’是中山先生的主张，这曾经获取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过，这是救治中国饥荒的基本方案。行总的署长最近不是说过在中共区内没有灾荒吗，为什么？因为他们遵从中山先生的方案，把土地分配给耕者。这样为民生的打算，在全国各地区应予以考虑。国民党必须执行它的历史任务，领导人民，经由联合政府民权政治及土地改革，达到完全解决。这一个使命如能完成，国民党在任何联合政府中，无疑的都会是领导的政党，他将得到许多属于其他党派的人民的拥护”⁽²⁰³⁾。

宋庆龄在抗战胜利后仍然为救济福利工作身体力行。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恶果，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援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发挥作用的一个准则，就是“一视同仁的帮助”。因此，哪里需要援助，哪里的人民在自力解决困难，援助就到哪里，对任何一部分地方也不例外⁽²⁰⁴⁾。中国福利基金会反对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对救济和恢复的工作设置障碍，并与它斗争。除了对解放区的救济外，1946年7月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增加了上海儿童工作，包括上海工厂区与贫民区的扫除文盲工作，并密切联系着医药保健及公共卫生教育工作。此外，透过儿童剧团，把文化传播给没有文化的人，使他们建立自己的文化。这项工作是有着双重任务的，除服务上海穷苦儿童，首要的是掩护基金会对解放区的工作。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它对于一切有益于解放区人民工作的阻难，使中国福利基金会不得不表示它本身是毫无区别地为人民服务⁽²⁰⁵⁾。实际上那一时期的工作是着重于解放区的。但是当内战大规模展开、上海的政治情况更加不利的时候，中国福利基金会更需要具体地证明它的政策与方针是毫无地区的分别的，有了这种掩护，使中国福利基金会得以继续为解放区人民服务。

抗战初期，同情中国的美国友人成立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将募集的医药物资和资金交给保卫中国同盟，用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统一管理美国援华救济资金，组成包括美国援华会在内的美国联合援华会（United Services to China）。1946年后，虽然中国福利基金会与美英等国的救济机构继续有联系，宋庆龄经常亲自写信募捐，长函短柬，往来不绝⁽²⁰⁶⁾。如宋庆龄1947年1月3日致电“关于捐款的分配，请坚持在建议中以83 000美元用于在美国的特别开支，4 300万国币用于中国办事处的业务开支。这对工作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保持我们所提预算中的重要分配方案，才能充分利用美中两国医药供应市场的有利条件”⁽²⁰⁷⁾。但在根本上，彼此间的关系是有着变化的。美国联合援华会改名为美国援华联合服务会，其行为逐步背离成立时的宗旨，用种种理由削减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拨款，其他筹募款物的机关，如英国的援华会等等，与国民党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甚至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救援物资也受此影响，很少能到达中共区域。因此，对解放区的捐助，永不能与该区的需要、贡献和人口的百分比相等⁽²⁰⁸⁾。当时全中国有资格接受救济的战争受害者共420万人，其中260万人在解放区；“联总”运抵中国的救济物资到那时为止共有65万吨，其中已送往解放区的仅3 300吨——但即使是这么一点物资，在运送过程中还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滞或干扰⁽²⁰⁹⁾。

中共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董必武，多次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其远东分署提出强烈抗议。他指出：解放区受敌伪损害最大，难民最多，占全国难民总数的五分之三，而所获救济物资仅占二百分之一。这完全违反了联总规定的不得因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所歧视之原则，致使救济物资不能分配到应该得到的解放区灾民身上。……他强烈要求联总采取适当措施，大公无私与合理地分配救济物资⁽²¹⁰⁾。在宋庆龄及其外国朋友的努力下，1946年7月9日，联总驻华外籍职员300多人联名致函联总署长拉瓜迪亚，指出：“国民党政府……不断误用联合国物资，联总配与中国的供应物资已被利用为政治武器，被允许运进中共区的物资不足总数的2%”⁽²¹¹⁾。1947年4月4日，联总中国分署的外国高级职员六十多人集会，向联总和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对解放区的歧视，把联合国援华物资公平分配给解放区。“我们抗议继续在没有下述保证并付诸立即行动的情况下运交善后救济物资，即：对于过去曾经受到过歧视的中国人民保证不再歧视，并向他们提供迄今尚未送交的、数量公平合理的救济物资”⁽²¹²⁾。但此时全面内战已是一触即发，所以抗议显然不可能得到应有效果。

外援渐行减少，福利会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工作。1948年起美国援华联合服务会停止供给，并公开进行反共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援华会的成员耿丽淑和爱泼斯坦毅然退出，打算另外组织一个新的机构，继续支援中国。1948年12月，中国福利呼吁会（China Welfare Appeal）在纽约成立，选出董事会，耿丽淑任主席。在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设立了工作委员会，在其他各城如华盛顿、彼得梅尔等城市中，赞同这一组织的团体，也曾举行过会议。这许多会议举行的结果，致使美呼吁会能够运输四批“友谊物资”至中国。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宗旨是“要求美国人在医疗物资、儿童保育工作，以及其他各种服务项目方面对中国人民给予帮助。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它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的政治事务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向中国人民表示友好，则是一切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美国人的事情”⁽²¹³⁾。宋庆龄对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成立感到很兴奋，“我们终于摆脱了困境，不用到国外去筹款，而是坐等钱从天上掉下来”⁽²¹⁴⁾。宋庆龄借助呼吁会及其他友好渠道，为工合运动及新中国的战后救济做出巨大努力。但比上述更重要的一点，便是通过呼吁会的力量，消除了美国旧有的及新设立的救济机构对新生中国的嘲骂宣传。

当上海刚刚解放，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有50%以上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或加入南下工作团，为此吸收了新的工作人员。中国福利基金会需要时间来理顺和新政府之间的新关系，而救济福利与国际宣传正是新中国所欠缺的。为了完成对外国人民教育与宣传的任务，中国福利基金会采取多种方式，如通过政府的正式报告及新闻报道，以及非正式的方法如通过人民间关系来进行报道工作，而后者更容易被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接受⁽²¹⁵⁾。中国福利基金会承担了这个任务，以便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人民。在任何时候，宋庆龄总是使人民与人民之间交往的大门敞开⁽²¹⁶⁾。美国人认为，宋庆龄“是可以向美国人民讲述新中国的人——她是唯一可以替中国说话的人”，很多不同的组织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孙夫人什么时候来美国”，“期待她马上可以来的愿望能实现吗？”⁽²¹⁷⁾美国可以不让宋庆龄入境，但却不能阻止她的声音入境。宋庆龄以中国福利会（在新的情况下成为“保盟”的继承者）的名义，将她的正式演讲词寄给在纽约举行的新旧支持者的会议。在那时候，倒不是她需要勇气在上海发表演说，而是美国人需要勇气在美国对她的演说做出反应⁽²¹⁸⁾。因为当时正处在麦卡锡主义和反对新中国的歇斯底里高涨的时期。“我们敢于正视困难，并且能够努力克服困难”，“我们是拥护和平和建设的民族”，“对于当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人们，你们曾是一种经常鼓舞的泉源。现在我们想同样鼓舞你们……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越过海洋，紧握着诸位的手。有了统一的阵线，我们才能保卫和平”⁽²¹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强行对新中国全面禁运——不允许以美国护照来华，禁止贸易和美国汇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一切援华工作都告终止，美国援华会也解散了⁽²²⁰⁾。与全英助华联合会总会及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的联系，也即行中断。但与美国呼吁会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原因是：1﹒前两机构对新中国的态度，不是不明晰，便是有敌对的情形；2﹒美呼吁会系美国进步人士所组成，这些进步人士在美国为新中国而斗争，适于前两机构相反；3﹒美呼吁会可作为新中国扩大宣传工作之核心，而前两机构担任此项工作，则属不可靠；4﹒美呼吁会可作为动员美国进步分子之组织，而继续存在着⁽²²¹⁾。而对于前述两机构的存在，则不表同情心。另外，战灾儿童义养会纽约总会，以“救总”关于“接交国外救济款物，事先须经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核准”一事，借口“此系与该会之规章有所抵触，决定将中国分会工作停止”。1950年12月，宋庆龄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董必武等致函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指出“此举显系找寻借口，敌视中国人民，闻之不胜愤慨”。同时，宋庆龄致函中国福利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秘书，“请通知执行委员会，根据人民救济总会建议，同意结束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但“战灾儿童义养会为一独立的组织，过去曾一直帮助中国人民。目前对它的活动仍应考虑作为中国福利工作的一部分”⁽²²²⁾。

中国福利基金会曾开会讨论，如何从宋庆龄出发进行人民外交，在目前可以进行的人民外交怎样？当向哪些国家，用怎样的方式，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得出如下结论：1﹒对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应当通过工作，把新中国的成就介绍到他们国家，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关系，并且使他们知道中国所有民主人士都是拥护新政府的，以加强民邦阵营。而对于苏联，更应向他们学习；2﹒对于殖民地的人民外交，应将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向统治者斗争，并与他们的进步人士和积极分子密切联系；3﹒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外交，中国福利基金会有许多国际朋友，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不少进步人士，可将今天新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成就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向反动的统治者斗争，倒向国际和平阵营，向世界大同迈进⁽²²³⁾。宋庆龄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地位很高，全世界人士对她都非常敬仰，人民外交由宋庆龄出来号召宣传，就可以发生很大的作用。宣传的方式如交谊通讯，交换知识、电影、报纸、图画等。同时，争取没有政治作用的外援，这是很必要的。新中国诞生后，一切需要建设，争取外援有必要性，但对于一切的外援，必须是完全建立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1﹒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我们政府一定会进行的；2﹒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我们站在同一阵营的，也应该想办法进行；3﹒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反动者的援助我们是不要的，倘能利用人民外交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步人士密切联系，他们自会了解我们的解放运动，不但是为中华民族，也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²²⁴⁾。这样，外国就会乐于对华进行物质精神帮助。而从人民外交中得到的外援，虽然带有政治性，可是不会有附带条件的。(www.xing528.com)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后，宋庆龄宣称，“救济和福利工作的整个观念，已经随着它的环境而改变了。它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纯粹人道主义的永远结束不了的事情。相反地，它被认为是人民政府整个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仍旧是人道主义的，但是它的办法是积极的，目的在于最后消灭对救济的需要。福利的享受被认为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历史上的新阶段，要在福利事业的各项技术的计划和发展上，担任起一个领导地位。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福利会将集中力量来做工、农、兵的妇女儿童的福利工作。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在医药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起示范性和实验性的作用”⁽²²⁵⁾。并明确：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是全国救济和福利机构的领导组织，中国福利会则是专门从事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福利和教育工作的机构⁽²²⁶⁾。“一旦各地救总分会成立，所有外国对华援助都须通过这一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不会把接受美国援华会救济和福利物资的申请提交给救总的。凡有关此类项目的事务你们（中国福利呼吁会）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指定的在美国的代表。我们仍在期待有关我会工作计划和机构改革的最后决定。这里和北京的深入讨论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之后我们方可行动起来”⁽²²⁷⁾。由于人民政府有力地处理在中国存在的救济和社会大问题，中国福利会就专门从事妇女儿童工作中的示范计划和事业，也不再发出专门为了募款的呼吁。

1950年初，安徽发生饥荒。宋庆龄认为，“要理解目前政府不希望对此宣传，因为政府感到它有能力处理饥荒，同时也不拒绝没有附加条件的帮助”⁽²²⁸⁾。不料，5月17日晚，美国之音有一段广播称：刘少奇的报告中讲中国人民政府拒绝美国任何的救灾援助，而同时孙逸仙夫人却打电报给纽约的中国福利呼吁会，要求运送食物进行救灾。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十分气愤，18日致函周恩来，解释她与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关系，说明事前与“解总”商量过并取得他们的同意，“解总”了解全部事实。认为美国之音是“可耻的捏造事实与阴险的挑拨离间”⁽²²⁹⁾。更于25日登报澄清：我敢断言这乃是用以歪曲刘少奇副主席五一报告中某一段落的意义的可耻的谎言。第一，我从来就没有打电报给中国福利呼吁会要粮食。第二，刘副主席已在五一报告中说得十分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常是准备接受善意的国外援助的，但我们却不需要接受任何蓄有帝国主义意图的东西。我们对于任何用以破坏或间接地打击人民政府的所谓“帮助”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予以拒绝。恰如曾在向全世界发表的其他文件中所说明的一样，在此我还想声明：中央人民政府是完全能够克服任何灾荒的，并且这就是目前我们国内的实际的情况⁽²³⁰⁾。

宋庆龄认为，“美国如此热衷于所谓的救济工作，完全是为了获取反人民的政治效果，而不是施惠人民的实际行动”⁽²³¹⁾。她特意致函嘱咐耿丽淑，“如果真有好心人要提供捐赠，我们是乐意接受的。然而，必须不附带任何条件”。请她再也不要用援助灾区的名义来呼吁什么了，也不必再强调中国人民的贫穷。“如果可能，呼吁时可说中国人民现在破天荒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他们还需要一些援助，尤其是需要技术设备与工艺。救济总会将负责接受一切来自海外的救济物资。……任何团体想要给中国提供物资，都必须首先通过它的在华代理人取得救济总会的同意”。“由于原由政府、半官方与人民团体所作的工作转向由救济总会承担，我们将能为中国人民做出大量的工作”⁽²³²⁾。6月，政府大规模集运粮食以满足需要。“事实上大部分地区春季获得丰收。另一个说明我们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是许多地区削减了向农民征收的公粮。现在人民政府在应付饥荒之类的任何灾难方面已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如果美国人民愿意提供帮助，中国福利呼吁会和中国福利基金会这个渠道是畅通的。应当更多利用这一情况来反驳美国仍在散布的不符合事实的宣传，而不是呼吁物资援助。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回答反对我们人民政府的恶毒和诽谤性的谣言，同时我们还可同美国普通人民保持非常必要的联系”⁽²³³⁾。6月27日，宋庆龄收到英国联合援华会赈济中国饥荒灾民一百英镑支票，转交北京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办公室，并说明这笔钱应用于救济饥荒。该会后又捐赠1 600港币饥荒救济款项，7月11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将收据寄给中福会⁽²³⁴⁾。她还向日本友人介绍新中国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情况，“中国福利基金会将进行一项新的活动，即告诉世界人民我们通过自助和互助正在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²³⁵⁾，并希望在未来的国际宣传工作中得到其帮助。

1950年，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原预计拨给中国650万美元，但由于没有对援助中国的方案采取任何行动，别的国家很快就会施加压力，要求把这笔款项转给其他地区。宋庆龄敏锐地感觉到，“使用国际儿童基金会的款项牵涉到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它涉及整个有关我国参加联合国活动的问题，它还会使我们必须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儿童基金会之类组织的一些先决条件”。她认为，“应该在这个关键时刻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以便弄清楚怎样可以最好地利用当前的形势，可以利用这个问题进一步开展反对反动派将我国排斥在联合国组织之外的斗争，或者可以利用这个问题来弄清楚我们是否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获得这笔款项”⁽²³⁶⁾。周恩来复函，“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过去与解放区救济总会原有正式联系。该基金会过去在解放区进行工作时，……所给物品甚少而所附损害我主权之条件甚多”。政务院有关部门拟有下列意见：（一）儿童基金会所拨物资或现金应无条件地交我救总全权处理；该基金会在华无派遣人员或设立机构之必要；（二）物资供应计划应由救总根据中国人民之实际需要，拟具详细清单提交国际儿童基金会照购，并应规定具体交货期限；（三）我救总应派代表参加儿童基金会工作⁽²³⁷⁾。宋庆龄按此指示做了回复，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活动方案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我们要求把国民党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以便可能考虑将来计划的问题”⁽²³⁸⁾。

1951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发表宣言：“人类的生命，依靠儿童来延读，创造人类幸福的事业，依靠儿童来承继，因此，我们有义务担当起保卫儿童的责任。”“我们有必要与国内和国外所有善良的人们携手，共同为保卫儿童而努力，让和平的鸽子，拨开战争的迷雾，使幸福的太阳，永远照耀着大地！⁽²³⁹⁾”《宣言》谴责战争贩子带给各国儿童的灾难。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号召母亲们、国内各界人士、团体和所有爱护儿童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儿童福利事业，贯彻保卫儿童权利的政策法令；拥护并执行国际妇联关于加强与扩大保卫儿童运动的决议；欢迎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与中国人民一起，为儿童建筑伟大的幸福乐园。1952年，她再次声明，“保卫儿童，不使儿童们受到任何伤害！给儿童们以幸福的生活！”⁽²⁴⁰⁾

对于曾帮助过“保盟”的外国友人，宋庆龄仍时刻关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中国主持《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夫妇和他们的同事朱立安·舒曼（中文名舒子章），因曾在该报公开反对美国在朝鲜战争的政策，1953年回国后即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指控犯有“煽动叛国”罪。为了声援他们，1956年10月，在宋庆龄主持下成立“鲍威尔——舒子章后援会”，由路易·艾黎任委员会主席，耿丽淑任秘书⁽²⁴¹⁾，成员不分中外，大多数是同鲍威尔夫妇相识或与《密勒氏评论报》有关系的人。宋庆龄表示，“鲍威尔案件的确是非常紧迫的，因此委员会所做的工作相当重要，必须给以适当的注意”⁽²⁴²⁾。由于该会的努力，美国法院在拖了多年后才不得不将这桩政治迫害案件不了了之。

对于新时期的救济福利工作，宋庆龄做出了新的阐释，她说，救济福利“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必需的附带物。福利工作也并不是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所专有的。国家本身就含有作为一个机构来为社会服务的意义，它是在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当社会从低级发展到更高级的形式，福利设施也随之而发展，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成为国家对它的成员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中国福利会是“在一个时代里诞生，而在另一个时代里长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救济福利工作是为了剥削制度神圣化的巨大努力中的一部分。他们的计划和设施的目的，不外是利用人类的同情和善意，来转移人们对于旧社会中所造成的对人的巨大损害和糟蹋的注意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种公认的地位，它们是我们国家职能中的一个部分”⁽²⁴³⁾。但“在福利方面，我们还要做许多事。因为我们仍然处于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的经济基础的进程中。有必要更明确地说，虽然我们各方面都有进步，但我们目前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是很明显的。当老天爷还不那么听话的时候，救济工作仍然是需要的；但是国家用两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立即进行直接救济，另一个是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与自然作斗争，变灾区为稳定生产的地区，通过（实施）这种工程项目使其远远超过原有的战胜自然的能量。这才是消除救济需要和毕其功于一役的建国之道”⁽²⁴⁴⁾。

宋庆龄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仍需要狭义的‘福利工作’，以保证我们的六亿人民中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上感到困难。……在中国的福利工作中，并没有一点‘慈善’的气息，也没有资本主义救济活动的‘施舍’心理”。这样的福利工作“不仅对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在人的关系上形成人人做出最大贡献、人人得到尊敬和照顾的社会主义风尚”⁽²⁴⁵⁾。1958年，中福会总结十二年来的经验是：“在进步的英明的孙夫人领导下，在任何艰苦的时期，CWF的救济福利事业始终与进步的势力相结合，进行着协助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工作。在今天，我们更该在孙夫人的领导下，进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团结国际友人，争取国外进步人士的援助，并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传达给全世界，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证明了救济福利工作并非施舍，并非消极的放赈，而是积极的互助”⁽²⁴⁶⁾。周恩来把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称为“孙夫人的事业”。

宋庆龄还将自己视察所见向外界通告，她说，“在老解放区的农民，看来要比新解放区的健康得多。他们有够穿的衣服，而且穿得很清洁。许多现象都说明，他们的生活比较舒服，他们的文化水准也显然比较高。这些人已经走上了进步之路”⁽²⁴⁷⁾。抗美援朝发生后，宋庆龄又坚持视察了东北，她认为，我们开国不久，就能把遭受敌人蹂躏不堪的破烂摊子很快地恢复和整顿，还能抗美援朝，这样的事应当大大宣传，“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²⁴⁸⁾。中国人民正为和平而投票。强大的解放了的中国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结成联盟，是阻塞美英战争贩子去路的巨大障碍⁽²⁴⁹⁾。1952年，柏林世界和平理事会即将召开，宋庆龄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比我们以前所能做到的更深的影响，开始一场广泛的和平运动”。主要的一点仍然是“打击美国，因为目前我们很难进入美国同美国人民进行交流。甚至我们的杂志也碰到了不少困难。我们将失去所有的销售商，或者说已经失去了，因为他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²⁵⁰⁾。宋庆龄拟稿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加以斟酌后再给宋庆龄，几经修改才定稿，用中英文打印出来，到维也纳分发给中国代表团及国际友人⁽²⁵¹⁾。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她作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说，获得与会各国代表一致好评。

宋庆龄的外交宣传引起各国政要的重视。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华，国务活动结束后，总理夫妇很希望能会见宋庆龄。当时她在上海，周恩来特致函宋庆龄，“请您最好能接见他们一次或为他们安排一次午餐或茶会”。并希望她“在年底去印度、缅甸访问时顺访印尼”⁽²⁵²⁾。1955年底至1956年初，宋庆龄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巴基斯坦，1956年8月访问印度尼西亚，开展了广泛的人民外交活动，加深了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友谊，为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除访问苏联外，宋庆龄仅有的规模较大的一次出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