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外交宣传成果

一、抗战时期的外交宣传

宋庆龄在积极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的同时，还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声援，宋庆龄与何香凝联络在沪的各国妇女领袖，于1937年10月间召开了中外妇女联合会议。宋庆龄、何香凝因病未能到会，由廖梦醒代表作演讲。廖梦醒在演讲中揭露了日军丧心病狂地残杀和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要求到会的各国妇女领袖“向你们的朋友和贵国人民，申诉被侵略的中国的真相，使他们不再为日本所广播的一切虚伪而含恶意的宣传所蒙蔽”。并大声疾呼各国爱好正义、和平和人道的人联合起来，尽最大力量“制止这个疯人——日本军阀”，“把这个疯人关在公理牢笼，使它不能再肆意暴虐”。与会各国妇女代表争相发言，表示同情中国的抗战并愿开展援助。会议以各国妇女代表和妇女团体的名义，致电国联妇女和平会会议长丁曼，“吁请布鲁塞尔各国代表以切实的办法，维持条约的尊严”，“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正义斗争”⁽¹³⁰⁾。1938年3月，宋庆龄发表《向全世界妇女申诉》一文，认为全世界的人民大众有着共同的命运。她指出：如果说“妇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数大众的解放有共同的命运，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现阶段的妇女解放、幸福和中国、西班牙乃至一切被侵略民族的抗战的胜利，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宋庆龄在文中呼吁各国人民“积极地排货、制裁，拒绝一切有利于侵略者的合作，我们就可以凭我们的血肉，来战胜全人类的敌人”⁽¹³¹⁾。1942年，宋庆龄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用中国妇女的具体事例来呼吁各国妇女支援中国抗战⁽¹³²⁾。

1938年7月，宋庆龄致函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吁请该会努力唤起全美人民对华同情心，援助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战斗的中国人民⁽¹³³⁾。8月，宋庆龄向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发表播音讲话，呼吁全世界青年。特别是美、英两国青年，反对本国政府暗中以军火和其他物资支持日本屠杀中国人民，站在正义立场上对日本实行联合封锁，给中国人民以同情与物资的援助⁽¹³⁴⁾。1939年3月8日，宋庆龄在香港国际妇女节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当前的世界正面临到和平与民主势力对战争与法西斯势力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的生死斗争”。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妇女权利的战争”，“每次日本在中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它就加紧进攻太平洋的英国和美国的据点”，“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么，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¹³⁵⁾她纵观全局，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场的重要地位，它“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性的地区”，甚至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地区”，“一个独立的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并且“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出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骤”⁽¹³⁶⁾。珍珠港事件后，宋庆龄呼吁，“我们需要一个反侵略的国际联合阵线，把中国本身的斗争和英美苏三国的力量联合起来，消灭各地的法西斯主义。我们需要一个包括一切自由民众的民主同盟，把反法西斯国家的全部资源，使用于急需这些资源的前线上面”⁽¹³⁷⁾。1944年，宋庆龄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中更明确指出：“中国战斗得越有力量，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的利益休戚攸关”⁽¹³⁸⁾。事实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亚洲，进而征服世界的狂妄企图，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战斗，同时也是为了全人类而战斗。

对于内部因素，宋庆龄指出，“如果没有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没有两大党的合作，军队与抗日的群众运动不结合起来，对日侵略的抗战缺乏坚决性，要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¹³⁹⁾。宋庆龄认为，“人民战争是一个经济落后与缺乏武装的国家能够击退一个优势装备的侵略者的唯一的武器”，只有这样，中国抗战才能表现得“最伟大和最有力量”⁽¹⁴⁰⁾。但是，“游击队战士只有老式武器，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配备的敌人作战；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由于不甘心做奴隶，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厂；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因此，我们自己的责任也随着加重，我们需要扩大外来援助的数量与范围，以帮助这些无名英雄”⁽¹⁴¹⁾。然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边区呢？我们是否把边区的要求放在其他中国地区和其他中国军队的要求的前面呢？”“不，我们并不如此。”宋庆龄解释说，“我们所以把重点放在游击区，是因为他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¹⁴²⁾。宋庆龄声明，“保盟不是中立的，它在各地都帮助中国的战斗”，“尽管它的职能是纯救济性的，但只要那里能加强中国人民的抗战，它的救济就用在那个地方”⁽¹⁴³⁾。

宋庆龄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要求支援。1939年3月28日，宋庆龄得知当时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其中有的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有的是被空袭炸死的父母的子女；有的是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另外，还有成百万的儿童，虽然他们的父母还活着，但有的是战斗在前线的战士，有的是被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他们无力照顾这些孩子。她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这些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和无所依靠的儿童的需要，比我们的同情和恩惠要多得多。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只要有相当于二美元或八先令的钱，就可以维持一个孩子一个月的费用，包括食物、衣服、医药和工作人员的费用”⁽¹⁴⁴⁾。5月，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宋庆龄说，“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你们”，“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¹⁴⁵⁾。她并且强调，“要给予真正的、持久的、建设性的和民主的救济，不是通过外国机构来分配救济款物，而是帮助中国人民使他们有自救的力量”⁽¹⁴⁶⁾。

宋庆龄的抗战宣传使白求恩很受感动，1938年1月下旬，他率领加拿大医疗队抵达香港，廖承志和廖梦醒向他们介绍了中共所在地陕北延安缺医少药的情况。然后为他们安排好路线辗转到达延安。白求恩5月离开延安，6月到达山西岚县，他写了一份报告给“保盟”，详述了面临的种种困难，列出急需的设备和药品、器械，并提出“要在西北地区开办两所永久性的后方医院”，最后深情地表示，“我能在此为英雄的中国朋友略尽义务，该是多么快活”⁽¹⁴⁷⁾。但在落后而与外界隔绝的中共区域里，救护伤员、医治疾病并提高九千万人民的健康水平，“是一场与物质和人才缺乏进行的不断的斗争”⁽¹⁴⁸⁾。尽管白求恩与其后的柯棣华先后奉献出生命，不少外国医生仍然志愿前来服务。国际纵队的二十多位医生听到白求恩大夫、印度爱德华大夫从西班牙来到中国战场服务的事迹后，坚决要求到中国来继续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经“保盟”安排，他们来到贵阳的红十字总会工作。因宋庆龄希望他们全班人马最好都留在中国中部发挥作用，而不仅在西北地区，这里面有决定性的区别⁽¹⁴⁹⁾。他们曾派代表到重庆会见周恩来，要求到最艰苦的敌后根据地服务。考虑到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周恩来建议他们留在大后方，他们接受了这一意见。红十字会领导在得知他们希望被派遣去新四军去后，对他们不信任，他们仍继续留在红十字会救护队，担任了几乎整个大后方的伤病员医疗工作⁽¹⁵⁰⁾。他们一直坚持到反法西斯胜利才陆续回国，其中有四人长眠于当地。如今贵阳图云关森林公园中，还矗立着一座刻有这批国际友人姓名的纪念碑。

宋庆龄的宣传也使各国的救济团体纷纷响应。如法国52个和平团体组成“中国人民之友法国协会”，社长赫礼欧（Ed.Herriot）是法国社会激进党总裁，曾任内阁总理，当时任众议院议长。该会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曾举行多次演讲会，呼吁抵制日货；又曾向国联大会、法国内阁及外交部上书，要求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该会还曾号召为救济中国难民捐款。仅据1938年9月初的统计，捐赠款项五十万法郎，捐赠人达两万余之众。当年2月12日，该会在伦敦召开世界援华大会，有欧洲五国代表参加。美国援华会也表示十分同情游击区的处境，将尽一切努力，加强对游击区的援助。“游击队抗日有多久，我们就应该援助他们多久”⁽¹⁵¹⁾。很多外国的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船主，都曾为支援保盟慷慨解囊。保盟得到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如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以金钱（不包括物资）捐助保盟的，就有遍及美、英、加、新、印等各国的社会团体一百多个，以及无数的个人⁽¹⁵²⁾。1940年7月15日，保卫中国同盟宣称，只要外援不停，它将不断地注意到让委托给这个组织的捐献到达它的目的地。“不论日本的封锁严密到什么程度，不论远东的形势变化到什么地步，不论保卫中国同盟的总办事处可能被迫迁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国外的中国的朋友继续尽他们的一份力量，我们也将在这方面竭尽全力”⁽¹⁵³⁾。1942年以后，由于宋庆龄的名望和努力，主要的外国战时救济机构都派出代表常驻重庆，他们开始给保盟的项目拨款。加拿大提供了一些援助以继续白求恩大夫开创的工作。美国的援助来自“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美国所有私人援华团体战时均参加此联委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的援助则都通过“联合援华会”（在长期活跃的“中国运动委员会”鼓动下组成）⁽¹⁵⁴⁾。

1940年冬，中国红十字会受到压力，停止筹集游击区的经费。这样，支援任务就完全落到保盟身上。当一批又一批的物资被蒋介石的封锁部队扣押、而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提出异议时，宋庆龄公开严厉地指责说，在中国显然存在着两种对日作战部队：一种是有权享受医疗的部队；一种是拒绝给予他们医疗的部队⁽¹⁵⁵⁾。她还是唯一在重庆公开批评国民党坚持镇压政策的人，正如美国驻华大使1944年3月所谈：“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当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于1944年访华进行实地调查时，宋庆龄对他重申她的控诉⁽¹⁵⁶⁾。在宋庆龄看来，中国的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¹⁵⁷⁾。

为争取更多的援助，抗战期间宋庆龄一直致力于外交宣传。1943年12月14日、29日，她向美国、加拿大红十字会提出药物、救济款申请，呼吁支援国际和平医院⁽¹⁵⁸⁾。1944年6月，宋庆龄致函加拿大医药援华会官员，感谢他们的定期支援。告诉他们中央政府对运送物资的“封锁仍未解除”，关于西北的医药供应情况是严峻的⁽¹⁵⁹⁾。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一再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援助西北敌后游击队医药费，一次即捐得美金1 213.5元⁽¹⁶⁰⁾，由美国援华会转汇宋庆龄，转交西北和平医院以应购买医药之用。宋庆龄对边区的支援也得到外国驻华机构的帮助。如1944年8月，美国红十字会给保盟的药品经印度运抵昆明。英国军事代表团答应，每个从昆明到重庆的车队为“保盟”捎带一、两箱药品⁽¹⁶¹⁾。请美国红十字会在昆明的工作人员安排发送。甚至驻华美军总司令部派遣的代号迪克西使团的观察组，也随机带去了宋庆龄支援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二百多磅医疗供应品、三架显微镜和磺胺药品⁽¹⁶²⁾。(www.xing528.com)

在1939年至1940年，香港本身也受到了压力。英国驻华大使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拜访宋庆龄，劝她不要发表政治性言论，尤其不要批评国民党当局。实际上，在此之前和之后，香港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东京。为了英国的利益，不允许香港的中文报纸公然提及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暴行，中文出版物上不能把香港人叫做中国人，而只能称为华人。香港的审查官们禁止公映真实报道抗日战争的电影，例如，保卫中国同盟未能获准放映伊文思在采访台儿庄时拍摄的第一手纪录片《四万万人》⁽¹⁶³⁾。不过，对于其他题材的剧目，港府还是较为开明的。1941年，旅港剧人协会演出《雾重庆》，并以“保盟”名义主持演出反映法西斯暴政的《希特勒的杰作》，宋庆龄为支持演出，亲自邀请香港中外人士出席首演式。在这个戏排演及筹备过程中，她还约请香港著名医生、医务专家给剧协作指导，并提供服装和医疗器械⁽¹⁶⁴⁾，使演出获得成功，扩大了演出的宣传效果。

一直以来，宋庆龄非常重视对外宣传。1940年秋，宋庆龄致函劝说耿丽淑，让她回美国作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巡回讲演，信中说，“还是回去吧，我们应当趁现在告诉美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是为了他们自己”⁽¹⁶⁵⁾。宋庆龄解释说，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需要举国一致以及国际上的团结一致，同时批评破坏这两个一致的人。“首先，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在破坏民族团结，他们无视国民党的创始者孙中山先生的信念。第二，外国反动分子想同日本在远东进行妥协，借口是中国战斗下去可能要‘赤化’，他们不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吃这种绥靖姑息之苦”⁽¹⁶⁶⁾。宋庆龄对现实透辟而又有远见的分析，使耿丽淑理解了宋庆龄之所以支持她回美巡回讲演的苦心。1943年，美国《时代生活》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亲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饥荒后回到重庆。他想要让蒋介石知道这些惨状并采取一些行动，但起初没有成功，后来宋庆龄坚持要蒋接见他。怀特所写的关于河南饥荒的毫不留情的报道在《生活》杂志刊出，宋庆龄对这位记者大加赞扬。“我看这样一来他要再来（中国）会有麻烦，”她说，“但他如果知道他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会感到欣慰的”⁽¹⁶⁷⁾。1944年，宋庆龄支持的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获准去延安，后来爱泼斯坦所撰《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一文刊于印度《政治家日报》，并在《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延安之行的二十多篇报道。最后他著成《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与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等专著都相继出版，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被撕开了一条巨大的裂口⁽¹⁶⁸⁾。延安运用国际救济款物举办的国际和平医院、托儿所及其他工作，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展现于世。

宋庆龄的抗战宣传对华侨产生很大激励作用，而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1938年9月，宋庆龄应邀出席“华侨抗敌总会”在香港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题为《华侨总动员》的演说，指出：“在美国，在新加坡、菲律宾，在安南、暹罗，在香港地区，华侨积极筹募捐款，侨工更节衣缩食，省下血汗钱，给予抗战极大的帮助，值得大大赞扬和效法”，赞扬了广大华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华侨救国运动，提出意见，认为“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迫切的是加紧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为此，她指出必须克服华侨中一部分人的地域帮派观念，以使侨胞“不分地域，不分畛域，精诚合作”，并“训练华侨技术人才，筹办华侨垦殖救济难民，投资国内，从事生产，组织各地华侨回国服务，参加抗战工作”⁽¹⁶⁹⁾。1939年1月23—28日，为挽救民族危亡，统一领导琼崖华侨的救国救乡工作，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的四十多个琼崖华侨团体的代表在香港开会，成立琼崖华侨联合总会，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会长⁽¹⁷⁰⁾。随后又发起成立琼崖难民救济会，发动琼崖华侨捐款、捐物回国支援抗战海外救济难民。由于宋庆龄深得华侨的信赖，华侨对她的号召全力支持。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在宋庆龄的号召与影响下，世界各地的华侨运动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景象。陈嘉庚等爱国侨领发动侨胞踊跃捐输，“既可救国，又可充裕家费，诚一举而两得。将来最后胜利达到时历史记载，华侨实与有荣焉”⁽¹⁷¹⁾。抗战前三年华侨汇款回国即达二十亿元，捐款八亿元⁽¹⁷²⁾。1939全年中国战费共开出十八亿元，而同年海外华侨汇归国币十一亿元。“义捐交政府约十分之一，馀为私人寄家用者，从中南洋约占十分之七有奇，馀为美洲等他处”⁽¹⁷³⁾。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初，各地侨胞捐款达二十六亿元⁽¹⁷⁴⁾。其中相当的数量是直接汇给宋庆龄和保盟转交的。除现金外，另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华侨捐献物资有坦克27辆，救护车1 000多辆，飞机200余架。仅南洋华侨为祖国捐献的棉衣就有700多万件，夏衣30万套，军用蚊帐8万床⁽¹⁷⁵⁾。更有许多华侨青年直接回国参战，甚至英勇捐躯。而且，为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侨也做了大量工作，据陈嘉庚先生回忆，“余主持南侨总会，目的在时常鼓励华侨努力义捐，俾逐月有进步无退缩，及能持久为识志，并鼓励多寄家信以增加外汇。对于国共摩擦问题，早不愿与闻问，因无丝毫权力或言论可解劝”。但“马六甲埠党人受愚弄，竟为新四军事，开会议决函请南侨总会，须发电往国内共产党机关，告其切须服从中央政府命令”。陈嘉庚以“总会组织章程某条，凡属会要提出何议案，须有十个筹赈会同意，方得成案开议，否则无效”为辞婉拒⁽¹⁷⁶⁾。

旅美的爱国华侨为祖国努力，屡次汇款援助抗战将士。1939年3月，宋庆龄代表保盟亲笔写信表示钦佩和感谢，勉励侨胞“继续努力，经常赐助，务求（抗战）早日获得光荣胜利”⁽¹⁷⁷⁾。在司徒美堂的领导下，侨美同胞共同发起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积极发动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并与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接触，以财力物力支援八路军、新四军⁽¹⁷⁸⁾。1941年12月初，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的司徒美堂自美来港。国民政府为使司徒美堂先生为他们筹募更多的捐款，对美老进行了各种拉拢，同时却派遣特务加以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地下党决定，由正在香港的宋庆龄出面设宴招待，使美老了解真相。自1904年开始，司徒美堂追随孙中山多年，孙夫人与美老早在美国相识，彼此友情较深，由她来做思想工作，较为妥当⁽¹⁷⁹⁾。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何香凝、廖梦醒和美老的儿子司徒柱。席间，宋庆龄将中国的抗战情况做了具体和详细的介绍，美老了解到抗战的真实情况，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产生了钦佩之情。1943年，司徒美堂从祖国回美后，辞去了其他职务，专做纽约筹饷总会工作。当时募捐的名目有额捐（即规定每人每月额捐15美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和公债票等。据统计，八年抗战期间，仅额捐一项即达1 400万美元，纽约的华侨平均每人额捐约为800美元。从1936年到1946年，美洲二十多万华侨为抗日捐款、购买公债、汇寄家用等约为4.8亿美元⁽¹⁸⁰⁾。司徒美堂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在财力上给予八路军、新四军以极大的支持。当时纽约华侨中的政治力量分三股：一股是致公堂，一股是国民党，一股是共产党影响下的群众。三股力量中，司徒美堂与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皖南事变后，以致公堂各地的报馆为首的十家华文报（包括《美洲华侨日报》；还有旧金山的《世界日报》）共同发表了“十报宣言”⁽¹⁸¹⁾，反对蒋介石搞分裂自毁长城，要求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务必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从舆论上予中共以支持。

在菲律宾，1939年斯诺夫妇受宋庆龄委托到马尼拉，于5月筹组了菲律宾工合促进委员会，美国驻菲专员夫人弗朗西斯·塞尔为名誉主席，福雷博士为主席，丹诺尔为总干事。委员会一成立就向工合捐赠基金二十二万元，一年多的时间里，菲律宾各地侨胞就捐了数十万元⁽¹⁸²⁾。印尼华侨林西田一次捐款十万元，是当时个人捐款最多的一位。印尼苏门答腊棉兰市的华侨，多次募集捐款送交吧城《新报》总经理洪渊源先生，寄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转寄国内，以资救护抗日受伤将士⁽¹⁸³⁾。香港沦陷前，海外华侨筹集到一百多万元支援边区的工合⁽¹⁸⁴⁾。

在泰国，抗战爆发后，蚁光炎领导泰国华侨组成“暹罗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仅两年，时间就为祖国捐款共达六百多万元。他常用这样一句话激励广大侨胞：“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¹⁸⁵⁾”为保证祖国西南运输线滇缅公路畅通，蚁光炎带头捐献卡车并发动华侨司机回国运输。更可贵的是，他曾托人运送两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转交香港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并多次汇款到香港华比银行给宋庆龄、廖承志转捐八路军、新四军。不幸的是，1939年11月21日晚，蚁光炎被日伪指使的凶手暗杀身亡。他的侄儿蚁美厚积极协助叔父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设法将募得的捐款和抗战物资送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蚁光炎牺牲后，蚁美厚立誓继承叔父的爱国遗志。1945年11月，泰国爱国华侨在曼谷成立“暹罗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蚁美厚被选为会长。1946年5月29日，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会议上发起募集中国赈灾基金，号召救济难民，指出：目前灾区中饥饿待毙之人民，据估计达七百余万，而陷于营养不良等半饥饿状态中者，更已达三千余万，故吾人必须立即尽吾人之力，以救济此项难民⁽¹⁸⁶⁾。6月6日，蚁美厚来函，“敝会鉴于祖国灾情严重，拯救施济刻不容缓，特先奉上国币二千万元。敬乞酌量地区灾情，代为先行赈难”⁽¹⁸⁷⁾。9月18日，宋庆龄致函蚁美厚，希望“领导侨胞，德高望重”的蚁美厚“为灾民呼吁”，蚁美厚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号召，在侨界广泛发动救国救乡义捐，团结泰国各界华侨，救济祖国灾民，支援祖国解放事业⁽¹⁸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