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组织与政治：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研究

二、《中国建设》的对外报道

大陆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面临新的选择，它在新时期的工作性质和内容也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50年4月全国救济代表会议召开，肯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存在的价值，这样它才进入改组阶段。宋庆龄于5月25日致函周恩来，建议让中国福利基金会承担对外宣传工作，并希望周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新计划给予建议和补充。“要加强和进一步开展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比规划中国福利基金会对外宣传活动要容易得多。原因是这些计划实际都在进行，它们只不过是要探讨如何实现我们早有的想法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对宣传工作的看法还不明确，始终还在寻找完成这一工作的新的道路和方法”，所以“我们希望有特殊的荣幸来修改宣传工作计划”⁽⁷⁸⁾。同日，宋庆龄在另一封函中，提到国际宣传工作中经费问题、人员问题和中福会与相关部门的联络关系问题。并表示，“国际联络工作必须遵循着外交政策，并成为中福会国际宣传工作中的特殊部门。中国福利基金会需要与外交部、新闻总署及‘救总’保持接触”。建议让中福会“在北京设立一个联络处，人员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中调用或由周恩来推荐，它将直接向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主席办公室负责。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国际宣传组的人事问题，将通过周总理的了解与同意而决定”⁽⁷⁹⁾。

8月，宋庆龄在给“救总”伍云甫的信中，附上给周恩来的信，请伍尽快提请考虑。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遭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封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等国的舆论机器攻击与诬蔑新中国甚嚣尘上。因此，向外国广大读者介绍解放了的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与友谊，显得十分迫切与重要。宋庆龄特意提到，“国际形势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宣传阵地来反击美国侵略者。我希望你会批准我们前些时送交给你的国际宣传计划”⁽⁸⁰⁾。9月，宋庆龄再次致函周恩来，“国际宣传部委员会照‘救总’规定宜设北京，该委员会应负责选择宣传刊物资料和指导工作的任务；在上海印刷和分发的，同时我的大部分时间也在上海，所以这项工作似应分属中国福利会。这就是我们以北京国际宣传委员会所选定之资料和在他们所拟定之政策范围内来出版宣传刊物。机构设在北京能使我们取得完备的材料与确定的政策；使我们较为活动；使我们在上海发行以免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官方宣传品’之误会”⁽⁸¹⁾。宋庆龄自告奋勇地要求承担国际宣传任务，并积极筹拟国际宣传计划，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中福会着想，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对对外宣传工作非常重视。不过，周恩来因忙于内政外交，一直没能将此事提上日程。

但周恩来显然清楚，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开展国际宣传的重要性。正如外国友人称赞，他“是一个天生的联络家，懂得媒介、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以及接收国际新闻的重要性”⁽⁸²⁾。早在1946年5月17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乔冠华主编的英文刊物《新闻周刊》创刊，这是中共的第一份外文刊物，出版了三期，其中介绍了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计划⁽⁸³⁾，在当时的宣传斗争中产生了较大影响。遗憾的是6月5日就被国民党查禁。解放后局面完全改观，中共掌握了新闻权，开展对外宣传定然要进行的，事实上周恩来已有考虑。1950年10月间，周恩来三次到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拜访，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一年了，应当向全世界更多的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与宋庆龄商讨以她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⁸⁴⁾。宋庆龄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在周恩来批准她制定并递交的所有未来规划之前，“未来规划要绝对保密”，因此，所有规划工作都是在宋庆龄直接指导之下，在宋庆龄家里进行的⁽⁸⁵⁾。12月31日，周再次提出由宋庆龄出面，创办一个英文刊物，宋欣然接受，并与周就办刊方针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建议刊物为定期月刊⁽⁸⁶⁾。翌年1月28日，宋庆龄与周恩来商议办刊具体事宜，周恩来同意中国福利会宣传刊物经费的预算计划，在具体执行时如入不敷出，届时可另行追加⁽⁸⁷⁾。关于中国福利会宣传机构人事问题，拟请陈翰笙负责协助，并配备若干得力干部，成立办事机构，进行工作。并以宋庆龄名义电邀耿丽淑来中国福利会工作，这样谭宁邦就可分一部分时间到北京协助陈翰笙工作。宣传材料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负责供给。希望刊物能在3、4月间出版。

周、宋之所以选择陈翰笙来负责办刊，主要是考虑到他在香港编过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又有在美国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1951年3月初，宋庆龄请陈在北京方巾巷寓所同进晚餐，商谈办刊方针。爱泼斯坦夫妇时在美国，正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宋庆龄邀他来华帮助她创办刊物。后又延请金仲华、李伯悌参加编辑出版工作。在创办刊物之初，在北京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不得不到公园里找个地方讨论工作⁽⁸⁸⁾。陈翰笙也回忆说没有办公地方，“创刊号是我与宋庆龄、李伯悌在北京一个公园的长凳上草拟的”⁽⁸⁹⁾。杂志社开始工作人员不多，除陈翰笙之外，还有李伯悌和一位名叫杨世华的女资料员。她俩常常带着资料到中山公园去写文章。杂志创刊号的许多文章就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⁹⁰⁾。后来社址设在一个四合院里，以前的主人是个清朝公主，地方精致。《中国建设》的杂志刊名是宋庆龄亲自选定的，因为孙中山曾办过一个刊物名为《建设》。1951年6月，陈翰笙致函宋庆龄说，“赶在7月1日出创刊号是来不及的。虽然创刊号的文章和资料现在已经够了，但编辑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决定我们这本双月刊的名称是一件紧迫的事了；否则在和其他组织打交道时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方便。‘China In Reconstruction’（建设中的中国）这个名称怎么样？”⁽⁹¹⁾宋庆龄建议杂志取名为“中国建设”，意义深远，它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国内重建，而且还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进行建设⁽⁹²⁾。爱泼斯坦说，“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份刊名含有一个‘行为动词’的杂志”⁽⁹³⁾。

1951年8月，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建设》杂志首次筹备工作会议，对这本杂志的对象、任务、目标、风格及表现形式作了深入的研讨。确定了编辑方针，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和平，但在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发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为突出民间团体刊物的特色，更能为国外读者所接受，“一般不刊载文件和政治报告的原文、理论、政治和军事文章”。要求做到内容充实、文章通俗，并配以插图或照片，而且“一般都署名”⁽⁹⁴⁾。杂志社成立了一个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成员有金仲华、陈翰笙、钱端升、李德全、刘鸿生、吴贻芳、吴耀宗、唐明照、陈麟瑞⁽⁹⁵⁾。金仲华为编委会主任，陈翰笙为副主任，宋庆龄没参加编委会，但为杂志出主意并写稿，还出面找人大代表等著名人士约稿。

《中国建设》英文双月刊开始出版时，只有六名工作人员，李伯悌是记者，爱泼斯坦为执行编辑，邱茉莉管印刷，顾淑型是美术设计。编辑部人少，办事可不少，要负责组稿、撰稿、翻译、通讯、联络、图片、设计和校对等等⁽⁹⁶⁾。经过上下齐心一致努力，1951年12月17日，《中国建设》第1期终于印刷出版。“听说总理对第一期很满意。大家都说《中国建设》将是最受欢迎的杂志，大大超过《人民中国》”⁽⁹⁷⁾。但宋庆龄并不满足于此，提出改进建议，“封面上除印明第几期外，还应加上出版日期；《中国建设》面向海外，为适应环境，必须装饰一番；如能用较短的文字和较多的照片，将使杂志更富有生气”。还提出要增加印刷数量，“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尽一切努力使杂志过得硬”⁽⁹⁸⁾。1952年1月《中国建设》英文双月刊创刊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刊载的文章有：陈翰笙的《中国工业的新发展》、李德全的《人民的保健事业》、赵朴初的《城市的善后救济工作》、傅作义的《制止洪水为害》等，宋庆龄发表《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与福利事业有着直接的关联。两者是相辅而行的，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也可以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危害”，“福利事业在新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空前进步，反映了我们对于和平的热切愿望”。我们所实行的福利政策是“直接从中国人民的需要中产生的”⁽⁹⁹⁾。

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建设》出版后受到海外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当时对外发行量最大的一本刊物，也是唯一能进入美国的中国出版物。在当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多，向国外发行遇到了种种困难。而资本主义地区，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属于《中国建设》国际宣传的主要目标，因此，担任国际宣传处秘书工作的人必须是十分得力的。1950年5月，宋庆龄致函周恩来，推荐耿丽淑为国际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在美国最近的危机中，当美国援华会不再起作用而真正的进步人士都在坚决为中国和为美国维护正义的时候，耿丽淑小姐总是站在他们的前列”⁽¹⁰⁰⁾。宋庆龄认为耿丽淑适合从事《中国建设》的促销工作。首先，她对美国和欧洲的情况非常熟悉。其次，她在有些地区有许多个人的关系，而这些地区是我们有组织地进行杂志推销工作的一个难点（如在人民国家和像印度那样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必须利用每一种可能的途径，而其中个人的途径将是重要的。应建立起一支由耿丽淑和谭宁邦组成的负责促销的小组⁽¹⁰¹⁾。耿丽淑早就表示，“如果你有事情让我做的话，我会迅速结束我现在的工作，以可能的最快的速度整理好去中国的行李。我在技术方面并不能干——但这是在今天的中国工作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我宁愿呆在中国，不去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倘若我能够发挥实际作用”⁽¹⁰²⁾。

在宋庆龄和中福会的努力下，耿丽淑通过特殊途径从美国来到中国，负担起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她以主要的精力放在开辟国外发行的渠道上，因她曾从事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朋友几乎遍及世界，她写信向朋友们介绍杂志，并亲自邮寄每期刊物，想方设法为杂志的海外发行打开门路。因为中美关系十分紧张，美国不准中国的刊物直接邮寄，她就通过香港的朋友改换包装寄往美国⁽¹⁰³⁾。后来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局规定，任何订阅或购买《中国建设》的人，均须进行登记⁽¹⁰⁴⁾。但并不能彻底限制。爱泼斯坦说，我们的杂志“从一开始就以与美国人民建立联系为己任”。那时候，情况要比现在困难得多。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政府禁止我们的杂志进口，除非收件人在文件上签字声明他要读这个‘共党宣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立了联系，帮助改变了这种敌对的形象，并且从那以来已被承认是受到广泛欢迎的中国出版物，只要我们的杂志能到达他们手里⁽¹⁰⁵⁾。

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之下，《中国建设》的诞生对中国外交宣传的作用非常大。宋庆龄以她的长期经验和独特的资格，来组织出版这一刊物。周恩来、陈毅一再指示中福会及《中国建设》杂志社的成员，要尊重宋庆龄的领导，凡事要向她勤汇报、多请示。告诫他们：（《中国建设》）既是以宋庆龄名义办的，说话就要用她的口气，真正像她说出来的，不要把她办成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好好学习她写的文章，要避免说教，让事实来说话⁽¹⁰⁶⁾。宋庆龄虽然有许多其他事务要处理，但还是经常关怀这个刊物，她为这个向国外发行的期刊先后撰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其中六篇是介绍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全面成就的，六篇是关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四篇是专门论述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两篇是关于孙中山的成就和抱负的；五篇是专门谈论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一篇是阐述战胜封建主义传统的必要性的；四篇纪念性文章——其中一篇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一篇是纪念埃德加·斯诺的；两篇是特意为《中国建设》创刊纪念日而写的，一篇是为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而写的。第一篇在1952年1月的创刊号上，最后一篇在1981年2月，是她逝世前的四个月。文章内容上自国家建设、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下至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忆、纪念，她本人的视察报告，以及她持久不变的对妇女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关怀。她要求《中国建设》继承从“保盟”时期就坚持下来的“真实报道的传统”，向国际上如实地传送新中国的各项成就的信息⁽¹⁰⁷⁾。(www.xing528.com)

到1952年底，《中国建设》发行范围达到118个国家，销数最多的是印度、美国、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外宾也称之为很好的刊物，常提供宝贵意见，还表示要设法在他们国家推广。据驻外使馆反映，《中国建设》在国外博得好评，苏联的《新时代》转载其图片，英国权威性的报纸《曼彻斯特卫报》称之为“绝好的宣传杂志”⁽¹⁰⁸⁾，日本和平促进会曾来信，要求准许他们在日本发行日文版。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国际栏主笔古达德曾建议出法文版，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拉丁美洲代表们，提出希望出西班牙文版。1953年，由于世界和平民主进步力量的成长，以及各个国家里进步的同业的协助，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建设》本身在编辑出版推广发行方面的努力。转载或介绍该刊的有16个国家的37种期刊。其中印度和美国各有5种期刊转载了文章，智利的《人民中国》30页中转载的竟有18页之多⁽¹⁰⁹⁾。1956年，《中国建设》共出版623 000册，中近东地区的发行打破空白，有了发展⁽¹¹⁰⁾。1957年，中国建设共出版359 000册，6月共销55 773册，较去年底增加了14%，开辟了泰国、希腊、新几内亚等国的销路⁽¹¹¹⁾。固然，转载或介绍《中国建设》的多半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期刊，但是这些期刊联系了各该国中间数目相当众多的人民。因此，可以说，《中国建设》在宣传效果方面，已经取得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中国建设》由中国福利会出版，但是它的政治影响无疑远远不止是中国福利会的一个机构，尤其是它是与宋庆龄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会把这本期刊看作是新中国的代表。正如金仲华所说，“它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个内在的政治责任的分量，那么我们的工作将会得到很大的促进。任何出错不仅会对中国福利会或者杂志本身造成损害”⁽¹¹²⁾。宋庆龄深知外交宣传的重要性，她与《中国建设》的往来通信十分密切，有数十封之多。内容不仅有关于办刊方针的大事，也关注着杂志编辑、出版的每一个环节。有一次，大概是具体工作中出现了疏漏，宋庆龄在给杂志社的回信中用了一个词：Sloppy，意思是拖沓、草率、不负责任，这个字眼在英文里是比较严厉的。据知情人回忆，宋庆龄性情温和，来信一般都非常亲切有礼貌，从不轻易发脾气，这是唯一的一次⁽¹¹³⁾。由此看来，宋庆龄并不是一位好好先生，为提高杂志的质量，保证按期出刊，她讲求坚持原则。

她选用的耿丽淑、爱泼斯坦等人及陈翰笙夫妇如她一样认真负责。《中国建设》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杂志的图片工作，特别是彩色封面、封底和画页。为此，成立了“彩色委员会”专司其事。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陈翰笙的夫人顾淑型。她是一个造诣甚高的摄影家，并且具有美术家的鉴赏眼光。适当选配的彩色图片给杂志增色不少，同时也增强了宣传效果。而组织专家、学者为杂志撰写专稿，构成了这本对外宣传刊物的另一大特色。《中国建设》每期都必有几篇反映中国主流生活的重点文章，在早期，多半是由陈翰笙亲自策划的。而且，常常是由他自己亲自执笔。例如，在杂志创刊的头几年，他所写的文章就包括以下这样一些重要题材：“土地改革根除了封建主义”；“继土改之后，实行互助组”；“工业化开始”；“中国经济的道路”；“走向农业集体化”；“人民治理国家”；“中国最大的海岛；台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含义”；“新成立的一百万个农业合作社”等等⁽¹¹⁴⁾。自1952年到1963年，他在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共有二十六篇之多，而且多半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耿丽淑在担任《中国建设》改稿人期间，对每期稿件都仔细审阅，写出具体修改意见⁽¹¹⁵⁾。爱泼斯坦看到《中国建设》上一篇介绍陕西风俗民情的文章，居然只字未提陕北曾经是革命根据地，更没有说明今天的风俗民情与当年的革命传统之间有什么关系。他很有意见，认为，“‘立场’似乎已经变成一种过时的概念了。我们当然不能搞教条主义，但也决不能陷进自由化的模式，好像一个人甚至应该避免有一个立场似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我们要宣传中国的革命，宣传人民共和国；我们要真实报道，而决不应该掩盖缺点；我们应当适当交代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假如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就可以坦率地说明拖我们后腿的缺点，我们没有必要去加以回避或辩解”⁽¹¹⁶⁾。

《中国建设》的办刊与国家大政外交紧密相连。1952年7月，宋庆龄致函爱泼斯坦，建议《中国建设》下一期刊登报道大规模卫生运动的文章，并公布由周恩来下达的新的医疗工作指示，把它同劳动保险法联系起来，以显示千百万人正在实际享受免费医疗待遇，及其发展方向⁽¹¹⁷⁾。为适应新的政治需要，陈翰笙建议改组编委会，“中国福利会主席下设编辑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面设行政办公室（以代替原来的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应明确说明由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兼。在编辑委员会下面，再设一个编辑办公室（代替原来的编辑部），此办公室的负责人应明确说明由编辑委员会的副主任兼。这样，编辑委员会的权力不受影响并能充分发挥。另外，通过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编辑委员会可以对中国福利会主席负责”⁽¹¹⁸⁾。1953年1月26日，宋庆龄对中福会工作做出指示：“《中国建设》暂出双月刊；经周总理同意，中福会聘请外籍工作人员；中国福利会系人民团体”⁽¹¹⁹⁾。2月，关于中福会对中国福利呼吁会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友好组织的态度，外交部指出：目前我们已不再期待各类国外援助，因为在目前反动的共和党政权统治下，我们的美国朋友很难发表对中国的公开言论。因此，我们极力鼓励中国福利会保持同中国福利呼吁会和其他友好团体间的出版物的交流，我们将利用历史上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间的友谊⁽¹²⁰⁾。

1953年3月，《中国建设》杂志社除推广组外，全部迁至北京出版。8、9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胡乔木进一步指示，《中国建设》既着重于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报道，所以文字内容必需具有教育性、引导性及启发性。同时在时间性方面为不强调，以避免与《人民中国》在报道方面的重复。至此，《中国建设》方针任务均已更见明确。1953年底，每期在国外发行已达两万两千余册。《中国建设》的稿件，周恩来曾决定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审阅，但章由于工作忙，决定由陈翰笙审稿即可。推广工作“以总的方针为依据，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选择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为重点，俾杂志可以突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动派的封锁，而达到符合于编辑方针的读者手中”⁽¹²¹⁾。先曾以美国英国为推广发行重点，接着以印尼、日本、印度等国家为重点。推广主要方式为赠阅，就是希望经过对《中国建设》同情的人士给杂志打开销路，《中国建设》自己进行发行工作，不由国际书店代理，建立关系的国内同业有五十余家。

1955年1月，宋庆龄在《中国建设》英文版第1期发表《第一个五年》，阐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以及内政外交方面的成就。“人民一旦获得了解放，摆脱了枷锁，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的成就鼓舞了亚洲、鼓舞了所有的国家——那些依然处于殖民地地位还未独立的国家⁽¹²²⁾。1957年，《中国建设》在创刊五周年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开始驰名于世界。印尼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政界领袖吴努、南非黑人领袖莫西·科坦、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等，都为杂志创刊五周年发来了贺电。周恩来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亲笔题词祝贺：“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¹²³⁾。他随后又对这本杂志的编辑方针作了指示：“要以社会主义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毛泽东在1958年对该刊的内容赞扬道：“《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做。”⁽¹²⁴⁾

1958年9月，《中国建设》决定：直接接受以廖承志为首的国务院外事部门的政治领导。因编委会认为，“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国家大跃进如此之快，以致我们不能很好地跟上形势，充分反映我们人民新的精神风貌。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适应任务要求，鼓励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工作上有所跃进”。并表示极其需要宋庆龄对于如何改进杂志进行指导、建议和鼓励⁽¹²⁵⁾。对此，宋庆龄的态度是，“非常高兴能做出安排让《中国建设》归国务院所属的、由廖承志同志任主管的外事办公室领导。完全同意和支持更多地报道一些政治斗争这个方针”⁽¹²⁶⁾。但周恩来担心这样会影响国际宣传效果，他通过办公室主任齐燕铭转告《中国建设》编委会负责人唐明照：“《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不要‘政治化’过多，改变了它原有的风格”⁽¹²⁷⁾。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自1960年起，《中国建设》除英文版外，陆续增出了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俄文版（1978年停刊）、德文版、葡萄牙文版（1963年底停刊）和中文版。为了服务于世界残疾人，又与中国盲文书社合作，创始了杂志的盲文英文版，好让新中国的信息及时传达到海外盲人世界⁽¹²⁸⁾。《中国建设》的七种文版的主要文章都是一样的，可是其他报道和特写（约占整个篇幅的20%）有所变动，是多样化的，力求对每一种读者都能提供莫大的兴趣⁽¹²⁹⁾。这样，它的读者面更广，影响力也更大了。

《中国建设》总体来说是同新中国的成长一起发展的。正如周恩来所敦促的，它通过人民的生活反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情况，并试图同所有的国家巩固友谊。也正如宋庆龄所教导的，它努力维护多年以前保卫中国同盟所规定的“真实性”传统。它的创刊号许下这样的诺言：要记录下中国的进展和问题；文章要有权威性可靠性；特写要生动活泼；照片要有代表性，图画和图表也应如此。不论任何领域——公众生活、经济、社会、教育与文化、艺术、科学与医学、传统、中国的各个民族和宗教、体育、旅游等等，没有一个领域里的报道是不及时的，都是新鲜的。而且还有一个栏目是学习如何说汉语的，很受欢迎。在它以后的办刊记录里，除了文革时期难免受到影响外，基本做到了它的承诺。《中国建设》也是宋庆龄后半生的主要言论阵地，陪伴她走完最后的岁月，在她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后来，随着时代发展，为适应新的环境，《中国建设》改名为《今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