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盟与工合共同抗战的力量

二、保盟与工合的协力抗战

“工合”的创始人主要是路易·艾黎、尼姆·韦尔斯和斯诺，但是，如果不是得到两位热心人士的发起赞助，“工合”是无由创办的，这两位热心人士就是孙夫人宋庆龄和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²⁶²⁾。制定工业合作的计划后，需要资金，需要强有力的同盟军。在上海要找到这样的同盟军并不太困难，因为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动员那些必须自谋生计的非日占区的人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残废军人和一般失业者，在合作的基础上从事战时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²⁶³⁾。宋庆龄看到抗战的长期性，那么多的难民需要组织起来生产自救，而且，前方需要医药、被服……一切战事物资。发起一个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办生产战争需要的各种物资的作坊，是战争的紧迫需要⁽²⁶⁴⁾。她为“工合”的宗旨及路易·艾黎等的设想深受感动，最先表示赞成⁽²⁶⁵⁾，并高兴地充当了工合运动的“保证人”。

为争取广泛支持，斯诺将“工合”计划书送给卡尔爵士审阅。卡尔认为“工合”是个好主意，但他担心有无中国方面的支持，斯诺告诉他说，我们已经取得这种支持了，孙夫人就百分之百地支持。卡尔又问：“你认为共产党也将支持这项计划吗？”斯诺说：在这方面，宋庆龄是我们的保证人。“如果必要，我还可以亲自到延安去征求毛泽东的同意”⁽²⁶⁶⁾。宋庆龄还介绍她的弟弟宋子文与“工合”成员认识，宋子文则给斯诺等人出主意说，这项计划“最好取得蒋介石的正式同意”，可以通过他的两个姐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如果得到政府正式的许可文件，就易于得到更多同盟军的协力”⁽²⁶⁷⁾。在宋庆龄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斯诺夫妇和艾黎三个合作者设法获得了整个宋氏家族的支持，“从掌权的右翼蒋介石和孔祥熙，中间派的宋子文，到左翼的宋庆龄”⁽²⁶⁸⁾。

在“工合”成立前的一段时间里，宋庆龄忙于筹备和创建“保盟”，但仍然关注着“工合”的开展。1938年8月23日，她对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说，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的情况，要求各国青年呼吁本国的银行家贷款给工业合作社，并派遣青年技术人员到中国来⁽²⁶⁹⁾。她认为，“现在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完全和以前的合作运动不同”。第一次的中国合作社是一种信用借款的合作社，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于1925年创立的。四年之后此项运动逐渐扩大而且获得政府的支持。再后长江泛滥，把附近富有和高利贷的人民驱去之后，银行家乘时而兴，经由合作社推行信用借款。三年前，全中国26 000个合作社中，“属于办理信用借款的占了五分之三，其他的确兴办生产事业的仅占少数”⁽²⁷⁰⁾。而在新兴资本主义日本的全力进攻下，经济停滞落后的中国打赢这场战争的前提，就是经济生产必须跟上战争的步伐，因为仅靠外援肯定是不够的。在沿海重要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被日军侵占后，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生存的希望……有赖于在西部各省重建它的工业基础和就地生产必需品。不仅包括内地各省，而且还包括敌占区周围的广大地区”⁽²⁷¹⁾。“工合”帮助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为支援抗日战争的军需民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像宋庆龄在《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中所中肯评价的，“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在当时的中国，“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因为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民主教育”⁽²⁷²⁾。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一种以人类复原为旨趣的运动，它以适当的工作给予各种人等，而且给以永久的工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新组织最低限度可使百分之七十的难民得到工作”。1940年，宋庆龄在视察成都工合时说，工合事业“正是孙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²⁷³⁾。

为取得国际援助，艾黎建议在香港成立一个工合国际委员会。1939年3月，斯诺曾给宋庆龄写信，动员她参加即将成立的中国工合香港国际委员会的理事会。他强调，通过在全世界筹集基金的努力，“一两年内，该理事会就有可能筹集到并掌握一千万美元。如果理事会由合适的成员组成，即使十分保守的估计，也将至少有二百万美元可以送到我们最感兴趣的游击区工业的手中。⁽²⁷⁴⁾”宋庆龄对此很感兴趣，明确表示支持，并出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她认为，工合运动“符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开展这一运动是在抗战事业中实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开端”⁽²⁷⁵⁾。国际委员会成为推动世界友好力量援助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一个枢纽。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各地侨胞和国际友人向工合组织投资，代购应用材料，代运募捐用品，草拟技术方案，罗致专门人才，以及宣传工作。国际促进委员会下设宣传、会务和技术组。会务组的任务是推动募股，筹集资金。技术组的任务是负责有关生产的技术工作。宣传组负责印行中文和英文的《工合简讯》，介绍和报道工合运动情况。每月还出版一册工合报告书，并印行其他宣传工合的小册子，如《西北妇女工业合作运动》、《经济堡垒》等。除文字宣传外，还进行广播宣传。香港电台每周播出三次工合消息，每次五分钟。每周举行一次有关工合的演讲，时间十五分钟，宋庆龄、陈伟英，及国际友人罗旭和爵士（英国）等都做过广播讲演⁽²⁷⁶⁾。与“保盟”一样，美国是宋庆龄工作的重点。她委托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普律德回美国组织“工合”促进委员会，由罗斯福总统夫人为名誉主席，后来在争取美国用于工业合作社的五千万专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²⁷⁷⁾。

“保盟”也利用《新闻通讯》等刊物，不遗余力地为“工合”做宣传：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并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实现自助的人们，你们应该关注于中国工合。保卫中国同盟将代为接受你们援助工合的基金，或者是给任何地区的专项捐款，例如在日本占领的游击区里的“战地工业”⁽²⁷⁸⁾。这在国际上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菲律宾华侨的情绪最热烈，捐款也最慷慨”，一再邀请宋庆龄前往筹款。宋庆龄因“保盟”事务缠身，委托斯诺夫妇前去工作。1939年5月，在马尼拉成立了菲律宾工合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专员夫人塞雅担任名誉主席，博雷博士为主席，但诺尔为总干事，委员有一百多人。当地华侨立即响应，菲律宾华侨妇女救济会等团体，立即筹募了二十余万元捐款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合⁽²⁷⁹⁾。以后一年多时间里，菲律宾侨胞又向该委员会捐助了几十万元。斯诺在马尼拉与爱国华侨和反法西斯的菲律宾人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和解放区的医院筹集大批资金和各种用品，而这些物资都是通过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运往目的地的⁽²⁸⁰⁾。由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英国人统治的香港顺理成章地成了为中国人筹措国际资金的地方。宋庆龄领导“保盟”募捐支援抗战，斯诺经常帮助她筹措资金。在斯诺停留香港期间，与宋庆龄协力为项英的部队募集了钱款、鞋子和医疗用品，从中国银行行长宋子文那里为“工合”弄到了一笔秘密贷款。这笔贷款显示了外界对合作社的有力支持，也使得孔祥熙被迫拿出了早已许诺的政府资金⁽²⁸¹⁾。

在“保盟”的积极呼吁和宣传下，“工合”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据统计，1937年至1942年，海外华侨捐款达七亿多元，购买爱国公债十一亿元，汇款回国五十五亿元⁽²⁸²⁾。保卫中国同盟采用各种方式帮助“工合”，1938年成立伊始，就捐助“工合”港币4 124.39元，折合国币8 248.78元⁽²⁸³⁾。1939年1月17日至19日，保盟与“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举行了有关工合运动的图片展览。保盟每隔两个月筹款一次，以便广大群众有机会捐助中国大陆的“工合”和福利事业。曾举行过一次卖花日，共募集到八千多港币⁽²⁸⁴⁾。为进一步支持中国“工合”，1941年11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保盟”联合“工合”国际委员会办事处在港共同举办了嘉年华会，进行“工合”产品展览和园游义卖，展览品包括来自中国各地“工合”的一百多种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和困难运到香港的；还包括在香港生产的中国货，以及各地“工合”社员们的反对日本侵略的资料，显示了该组织及其口号对社员和抗战的意义⁽²⁸⁵⁾。嘉年华会持续了三个星期，观众人数多达一万人，得港币两万元⁽²⁸⁶⁾。一直到日本进攻香港时，才停止活动。

“保盟”拨到延安去的第一批资金，即应用于建立了许多合作社。然而以后的资金大部分被国民党截在西安不准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资助处于前线的七个游击区供应站的宏大计划遭到许多挫折⁽²⁸⁷⁾。成立于1939年的延安供应站，起初从重庆国民党政府获得了一笔微不足道的拨款，1 500元供办公开支，两万元作为贷款用。“这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和给予（延安）边区合作社的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财政援助⁽²⁸⁸⁾”。此后，国民党甚至封锁了由华侨与外国友人特别标明给予这些地方的合作社的捐助。而且，宋蔼龄要使艾黎离开工合，回到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替她管理一家纺织厂。对于“工合”的困境，宋庆龄用嘲讽的语气善意地劝告斯诺，“真正的麻烦可能在于，你宣传艾黎太多了。为什么不写一篇关于孔博士的文章呢？⁽²⁸⁹⁾”(www.xing528.com)

“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陈翰笙说：“孙夫人所以帮助这个委员会，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吸收国外组织工业合作社的款项和器材，防止重庆财政部收到国外的捐款而不发给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²⁹⁰⁾”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两年多时间里，接受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款两千多万元。如斯诺在菲律宾募得十万元，在宋庆龄的关怀下，“工合”国际委员会直接拨给陕甘宁边区发展毛纺工业合作社⁽²⁹¹⁾。斯诺夫人担任“美国援华工业合作社委员会”的副主席，在大战结束后仍继续援华工作，到1951年被关闭时，为此项工作共筹集了350多万美元⁽²⁹²⁾。宋庆龄本人也亲自为“工合”募捐，1945年5月18、19日，她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人发起举办慈善舞会，舞票每张售2 000元，两夜共售600张，计得120万元，连同义卖摸彩等项，约得200万元⁽²⁹³⁾。其中一半款项捐助了路易·艾黎主持的工合培黎学校，另一半捐助重庆市救济院。

在宋庆龄的协调下，“保盟”与“工合”为抗战亲密合作。1940年7月14日，宋庆龄在致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曼尔吉·普拉尔斯小姐信中说：“虽然保卫中国同盟资助‘中国工合’，它还有其他许多承诺。当您尝试募捐时，请记着这一点。比较多的人对后一组织感兴趣，因此经常有钱来自各方。”12月7日的信提到，“关于经由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工合’所募的款项，我们运用同样的原则。我们尽量特别支持前线及游击地区，尽可能地将特别指定为‘中国工合’的款项用在‘游击单位’及前线地区的特别计划。‘中国工合’的一般经费必须分配于他们活动的全部领域，但是特别指定经费可由在香港的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之下的）处理，并直接送到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地区，是‘中国工合’应当立即发展的。⁽²⁹⁴⁾”实际上，“工合”所募得的捐款，一般都是部分直接拨交解放区和山丹培黎工艺学校，部分拨交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支持大后方的工业合作社⁽²⁹⁵⁾。当然，“工合”有时也能为“保盟”应急不时之需，有次拨转了六万元的款项。1939年1月17日宋庆龄致函斯诺说，“我非常高兴地向你们报告，昨天我已把那笔六万元的欠款还给了中国工合。尽管八路军曾作过承诺，但我还是常常感到不安。因此，我在收到了美国和加拿大汇来的这一大笔钱之后，马上就拿去还给了中国工合”⁽²⁹⁶⁾。同时，这从侧面说明了，“工合”与“保盟”之间在财务方面是分得很清楚的。

除了直接捐款，工合国际委员会还经常采用委托承制军需用品的办法，以帮助边区“工合”。1939年，宋庆龄曾一次委托西北“工合”承制十万件棉衣，由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合”组织不分昼夜地赶制出来，打包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²⁹⁷⁾。同年，广大“工合”战士还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接受了一百万条军毯的生产任务，开展“织造百万军毯，支援前方战士”的运动。至1939年10月，工合共完成四十余万条军毯，价值一百二十万元的军服大衣，三万磅绷带，两万对军用裹腿，七万套军服，二十万码军用布匹⁽²⁹⁸⁾。西北“工合”事务所承担了百万军毯任务其中的80%，并于1940年如期完成⁽²⁹⁹⁾。在抗战时期，以西北“工合”为主，各地“工合”总共供应军毯“不下五百万条”⁽³⁰⁰⁾。不仅满足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需要，甚至“国民党军队用的军毯差不多都是工合供应的”⁽³⁰¹⁾。新四军军长叶挺深切感受到工合对抗日的积极作用，他在1939年10月给“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中表示：“我们衷心感谢你们经常捐赠和帮助皖南游击区建立工业合作社。……这些工业使我们区里的难民得以生产自救。它们帮助我们利用本地的原料，使不致落于敌人之手。因此，我们能够抵挡敌人货物之侵入，并有可能自给自足，使皖南人民得到了好处⁽³⁰²⁾”。

1940年2月，宋庆龄通过保盟拨款给西北工合办事处，成立织毯合作社，生产的毯子供应国际和平医院下属各单位，还支援他们生产绷带、药棉、担架粗帆布、汗衫等，这些产品也提供给国际和平医院⁽³⁰³⁾。陕北盛产各种药材，“工合”开办的新华医药工业合作社制造出八路行军散、红白痢疾丸、止咳丸、平胃散等大量中成药，解决在敌人重重封锁下边区医药奇缺的问题⁽³⁰⁴⁾。陕北“工合”还大力发展棉布纺织生产合作社，仅1942年3月至12月间就建起了九个纺织工业合作社，月产2 466匹棉布（不包括农村中用改进过的手摇织布机生产的棉布）。1942年，陕北边区的“工合”每月可生产30万条肥皂，16 000包牙粉，55万张纸，5 000多瓶墨水，2 600多磅白酒、葡萄酒，6 000磅植物油，近4 000磅精盐以及其他大量的日用品⁽³⁰⁵⁾。

工业合作社维持了战时社会经济的稳定，它“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即令日本完全占领了我们一切的大都市。工业合作社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³⁰⁶⁾。“工合”还在维护国内抗日统一战线，促使各国人民和政府承认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组成部分，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工合”，“保盟”才能更好地支援延安、支援游击区。尤其在国民党走向消极抗日、掀起反共高潮后，只有工合在工作上始终能保持国民党统治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联系，工合工作人员可以在两个地区往来，通行无阻⁽³⁰⁷⁾。宋庆龄主持下的保卫中国同盟不断通过“工合”的合法渠道，把国外的捐款输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使它起到了别的组织所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³⁰⁸⁾。有研究者认为，“保盟”与“工合”实际上是一个目标、两种途径。前者是直接用于抗日战争造成的灾难救护，后者则通过发展经济来支援抗战⁽³⁰⁹⁾。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与其原先宣示的使命出现落差，在中共的影响下转变为‘利用它的影响、口号和生产，来迫使不愿意抗日的国民党当局继续作战’，并向国外强调中共英勇事迹，藉以争取国际对中共的同情与援助。到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为止，短短两年间，接受国外华侨和国际人士的捐款两千余万，全部支援了中共，此亦即抗战胜利后中共迅速壮大的因素之一”⁽³¹⁰⁾。“工合”试验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的贡献。它是工业兴起之前的国家与更先进的国家工业化之间的桥梁⁽³¹¹⁾。尽管有一些人认为这项改革是“危险的社会主义改革”，但它还是付诸实行了。虽然许多人嘲笑这项工合的计划，但事实证明它是成功的，“它原有蓝图计划的某些方面在今日的中国还是有用”⁽³¹²⁾。

解放初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同样需直面巨大社会变革带来的冲击。尽管美国的中国福利呼吁会希望，“工合及国际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框架能够让位给适应中国新形势的最合适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框架不可以受到老结构的阻碍，美国援华工合促进委员会想和新的组织建立关系，只要时间和环境合适”⁽³¹³⁾。但整个工合计划，“尤其是向山丹汇寄经费的渠道问题，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原因是“政府对在这方面建立的渠道还不清楚”。宋庆龄对友人说，虽然“我们的确得知人民解放军和该校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CIC（中国工合的英文缩写——笔者注）的上海机关已迁往北京，他们将在那里和政府主持的运动一起工作”⁽³¹⁴⁾。但对工合的未来仍没有确切把握。1950年2月，宋庆龄致函耿丽淑，“在北京召开的一些会议讨论了有关中国工合的许多问题。他们做出什么决定我没有详细的报告，但是看来他们讨论了解散国际委员会的可能性，并将其职能纳入目前正在进行加强的中国组织”⁽³¹⁵⁾。显然，新中国政府已着手准备结束“工业合作运动”，同时，它在美国的处境也陷于尴尬。4月20日，美国传来消息，“我们正在把‘工合’削减到最小限度，因为现在这个时候要在这个国家为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救济机构的任何一件事情募集资金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极小规模的”。她又说到，“我们希望扩展和继续工作，但我们不得不等待时机。未来可能不会如此困难，不过谁也无法预料。中国福利呼吁会正在尽力而为”⁽³¹⁶⁾。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结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山丹学校划归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983年，路易·艾黎、陈翰笙、卢广绵等一些“工合”的老成员及其支持者，一起倡议恢复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陈翰笙担任名誉顾问。1987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北京重建，但其作用和意义与抗战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