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灾民悲惨境遇，宋庆龄筹展义卖赈济湖南灾民

二、募捐救济灾害难民

1942年河南大旱，旱灾几乎袭击了河南全省。大麦、小麦、油菜子等夏季作物颗粒不收。麦季绝收，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秋季。岂料秋季依然没有收获。广大农民只好以树皮、草根、观音土填充辘辘饥肠。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灾民达1 140万，其中非赈不活者达三百余万。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发放一些赈灾粮款，但只是象征性，再加上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各级官吏贪污中饱，救灾粮款真正能到灾民手中者更是寥寥无几。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少壮者逃往四方，老弱妇孺饿死者不计其数。1943年春天，还算风调雨顺，麦季收成不错，流离失所的灾民纷纷返回家乡，准备重建家园。可蒋介石为阻挡日本侵略军进犯，炸开黄河花园口，黄河决堤造成特大水灾。据当时灾情统计，河南省有68个县受灾，250万户当中，急待救济的就有220万户⁽¹⁵⁰⁾。水灾还没下去，蝗灾又接踵而至。蝗虫之多令人难以想象，飞起来遮天蔽日，落下来遍地皆是，一霎时即把绿油油的庄稼吃个精光。据报纸记载，全省遭受蝗灾的有三十余县。刚刚返回家园的河南人又准备第二次逃荒了。

河南连年受灾，加上国民党政府肆意对百姓进行搜刮，而驻防河南的汤恩伯军队对于灾荒不闻不问，反而借着税收或军粮名义，连农民的谷种都抢走，这些粮食大部分又用高价抛售出来，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一名到河南进行救济工作的美国红十字会代表迫不得已，付出了比在美国市场还要高的价钱从汤恩伯手里购买小麦⁽¹⁵¹⁾。河南人痛苦不堪，将“水旱蝗汤”并列为四大灾害。饥荒发生后的第二年，政府终于同意发放数百万元救济河南省——这笔救济款还没有政府的银行在用不正当手段兑换来自外国的救济金时的得益多——可惜太晚了，对饥荒的受害者并无用处。发救济金的人正好是那些发饥荒财的人，所以大部分救济金都落到这帮家伙的腰包里⁽¹⁵²⁾。两年饥荒，一方面是天灾，另一方面是政府官员和军官囤积、投机而引起的人祸，河南省死了二百万至三百万人，由这一悲剧而产生的上述丑闻，是战争后期的最大丑闻之一。

河南出现了饿殍满道的灾难，人民流离失所，境遇悲惨，又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救济。宋庆龄“悯于豫省灾黎惨痛，亟待救济，爰发起国际足球义赛”。“门票分荣誉券、普通券两种，荣誉券又分一百元、二百元两种，由孙夫人负责推销，普通券一律十元，由社会服务处代销，以一千五百张为限。”⁽¹⁵³⁾此举得到各界积极响应，某巨商愿担负此次比赛时之全部费用，故门票收入悉充豫灾赈款⁽¹⁵⁴⁾。5月15日，宋庆龄出席赈济豫灾国际足球义赛开幕式，“含笑偕薛大使至场中，与参赛队员一一握手道谢”⁽¹⁵⁵⁾。国际足球赈灾义赛，共“筹得款项十二万余元，扫数拨寄宝鸡河南灾民救济委员会”⁽¹⁵⁶⁾。赈灾义赛的比赛用球，也被爱国人士以五百元高价竞购⁽¹⁵⁷⁾。设在宝鸡的“豫灾赈济委员会”主席和“工合”负责人卢广绵，在收到这笔救济款后致函宋庆龄表示感谢，“孙夫人惠鉴：承惠捐夫人主办之足球义赛全部所得国币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元，以为赈济河南灾民之用，该款现已照数收妥，至深感谢，……请夫人便中代致谢意，各界热心人士如能继续赐助，以赈救此辈濒于饿死之灾民，实敝会之所深切盼望，亦敝会之所以加紧努力者也，专此申谢”⁽¹⁵⁸⁾。后来，该会又报告了赈款的用途，其中七万五千余元汇交河南洛阳及巩县的“工合”组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并帮助了两百个灾民从灾区搬迁到宝鸡，发挥了很好的实效。宋庆龄为此又一次“对曾帮忙致使此举获得如许成功之各位热心人士，再致深切谢意”⁽¹⁵⁹⁾！

但祸不单行，接着广东、湖南也发生自然灾害。为募款赈济粤东灾民，1943年6月下旬，宋庆龄发起举办国际音乐义演，并为此组织筹备委员会，请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人担任主席，由重庆中、美、英、苏等国友好人士同台演出⁽¹⁶⁰⁾。至7月上旬全部结束，净得196 402元全部汇给了广东灾区⁽¹⁶¹⁾。9月12日，“粤灾筹赈会”妇女总队举行义卖会，宋庆龄赠送手提包，作为赈灾券奖品⁽¹⁶²⁾。而国民党的军人、政客非但不着手进行救济，反而投机倒把，甚至在广东闹饥荒饿死一百万人的时候，却把大米卖给日本。1944年1月下旬，宋庆龄又与薛穆夫人共同发起筹赈粤灾义演，定于2月3、4日晚上，在银社上演英语乐剧，为灾民募款⁽¹⁶³⁾。4月，鱼米之乡的湖南，由于长期遭到日军的烧杀抢掠和国民党无止境的搜刮，赤贫成灾，三百万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为募款赈济湖南灾民，宋庆龄又筹划了书画展览义卖和歌舞义演。4月7日，“湘灾筹赈会”在重庆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服务所举办古今书画物品义卖展览会，为期三日。除书画物品义卖之外，并有中大艺专名教授画像、象棋比赛等项目。商务印书馆、家庭工业社、中国皮鞋社等二十三家，临时在会场设立商店，以所得20%助赈⁽¹⁶⁴⁾。宋庆龄出席并捐出珠宝盒一个，并购买三幅画及一些物品，以示提倡。在她的带动下，许多外国朋友和普通百姓、书画家和厂商踊跃参加义卖义买。第一天仅书画品销售就达四十余万元⁽¹⁶⁵⁾。4月14日，宋庆龄为赈济湘灾发起义演，特邀请音乐家斯义桂、舞蹈家戴爱莲以及中国舞蹈艺术社、中华交响乐团等，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舞蹈音乐会，当天净收入19.9万多元⁽¹⁶⁶⁾，“除开支外，悉数发作救济湘灾难胞”⁽¹⁶⁷⁾。至5月底舞蹈音乐会结束，共筹得国币555 255元，除开销88 727元及缴付节约储蓄券款6 880元外，宋庆龄将所余459 648元拨交湖南省政府驻渝办事处转汇薛岳主席代为施派⁽¹⁶⁸⁾。

1945年5月上旬，宋庆龄与薛穆夫人定于18、19日两晚举行舞会，舞票每张两千元，两晚共售六万张，计可得一百二十万元，连同义卖摸奖等项，预计可得两百万元。筹款半数拨交重庆市救济院，半数拨交工合培黎学校⁽¹⁶⁹⁾。6月，保盟通过平剧义演和放电影，筹集到一亿二千万法币⁽¹⁷⁰⁾。1946年上半年，鉴于湖南等省灾情惨重，亟待救济，中国福利基金会发起组织平剧义演筹备委员会，于6月1日至6日假中国大戏院举行平剧（即京剧）义演⁽¹⁷¹⁾。为此，宋庆龄于5月24日致函上海市政府，“敝会为筹募饥民救济基金，……假座中国大戏院，敦请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先生参加义演，请豁免一切捐税，并请派员到场维持秩序”。30日又致函上海市长吴国桢，“请为敝会赞助人，指导一切，共襄义举”。6月11日，“下午8时，假座南京路大光明戏院，献映美国名片《This is the Army》，届时敬请豁免一切捐税”，“事关公益，定蒙赐诺”⁽¹⁷²⁾。中国福利基金会共举办了六场平剧义演和一部喜剧片《这是陆军》的首映式，通过在上海的一系列活动之后，收入法币1.2亿元⁽¹⁷³⁾。经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努力，上海市共向水灾捐款五十五亿元。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中国救灾基金委员会行动起来，迅速组成了一个包括技术人员、医生、护士、福利工作者以及其他人员在内的专门委员会。7月，捐助了湖南邵阳地区三千万元法币。又以法币五千万元给了湖南，使得4个孤儿院不致关闭，一千二百名儿童免遭饥饿的严重威胁⁽¹⁷⁴⁾。不过，宋庆龄认识到，“消极之赈灾固属重要，究非治本之法，今办人民合作社实企图防止灾荒再临之无上佳法”⁽¹⁷⁵⁾，积极寻求更为有效的救济方式。

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仍致力于救灾。1950年安徽发生饥荒，2月，美国的朋友服务社和中国福利呼吁会希望共同海运一些食品救助安徽饥荒。中国福利基金会立即就此采取行动，将此要求转告在北京的解放区救济总会。因政府不希望以灾民的名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公开呼吁，所以打算通过不声张的办法得到帮助，并希望食品也能用于安徽以外的地区。中国福利基金会希望，如果能得到这些食品，则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分配，这样可以大大加快将这些食品分配到各灾区的速度⁽¹⁷⁶⁾。1950年9月20日，陈维博在中国福利会干部会议上，汇报周恩来和“救总”的指示：当前主要精力应放在救济工作上，而后是福利工作，财政计划应以节约为原则⁽¹⁷⁷⁾。解放初期的新中国，仍然十分需要中国福利基金会协助进行救济工作。

宋庆龄非常关心文艺工作者的生存状态。为援助贫病作家，她出面组织募捐义演，使当时不少“天天难过天天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在贫困中挣扎的许多著名作家如艾芜、黄药眠、邵荃麟等得到雪中送炭的可贵援助⁽¹⁷⁸⁾。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病逝。这更引起宋庆龄的重视，于9月29、30日亲自主持募捐晚会，为贫病作家募款。两晚六百张（每张一百元）入场券全部售完，并拍卖部分收藏品。共得捐款八十万元，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¹⁷⁹⁾，由茅盾、郭沫若、老舍等三人代表全国文协接受转赠并致函宋庆龄表示感谢⁽¹⁸⁰⁾。中国福利基金会多次举行义演义卖活动，资助作家、艺术家、学术家等。仅1946年4月25日至12月5日，资助款项达当时币值七万五千余万元，用以支付贫困作家的医药费、安葬费及家属的抚恤费，预支一些作家的稿酬等⁽¹⁸¹⁾。1946年5月4日，叶圣陶、许广平、郑振铎、夏衍、于伶、熊佛西等八十二人联名致函宋庆龄，“您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花费了许多的心力，济助文化界朋友。……无论受济助没有受济助的，精神上感到的兴奋与慰藉是无比的”⁽¹⁸²⁾。(www.xing528.com)

1946年7月25日，教育家陶行知骤然去世，周恩来对此深表难过，提出应该关心进步人士的健康。于是，这个任务正式纳入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¹⁸³⁾。这样，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对文化界更加着意进行物质援助。1947年，宋庆龄关心受国民党迫害的各阶层进步人士，亲自指示中国福利基金会，将面粉、奶粉、罐头、衣服、毛线等一批救济物资，送给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由担负该会日常事务的侯外庐和杜国痒商定分发对象，并经郭沫若审定后，有邓初民、周谷城、翦伯赞等几十人享受到了救济品⁽¹⁸⁴⁾。为了使中国的文化生活，在这困苦的岁月中不致凋谢，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帮助她的贫困的艺术家和作家。1947年10月1日，中国福利基金会举行中秋游园会募捐，有四五千人参加，义演义卖及出售入场券，共募得法币1.5亿元以上⁽¹⁸⁵⁾，全部用作救济文化人士。很多人找宋庆龄签名，签一个名代价十万元，为了救济苦难文人，她签了无数的名字。据中国福利会内部档案记载，中秋游园会现金总收入计法币3.972 8亿元，折合美金四千元⁽¹⁸⁶⁾。宋庆龄自己也提到，“在一次中秋晚会上，为他们募捐了四千元（应为美元——笔者注）。这些钱，通过他们互助会发给最需要的艺术家和作家”⁽¹⁸⁷⁾。

1940年代初，艺术家袁励康在上海，经地下党员姜椿芳介绍，认识了沈知白和俄国犹太人阿龙·阿甫夏洛穆夫，1944年又认识地下党员江闻道，几人合作创办中国歌舞剧社，袁励康任社长，排练音乐剧《孟姜女》。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演出，不料却接到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指令，要求剧社交出共产党人，并停止演出。1946年2月上旬袁励康找到宋庆龄说明情况，中国福利基金会研究后决定由宋庆龄出面主持剧社的两场演出，所得的票款作为救济贫困文化界人士的“文化福利基金”⁽¹⁸⁸⁾。此后的演出，再也没有特务的寻衅和威胁了。《孟姜女》两场义演共募集到八千美元，中国福利基金会将其捐给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外文艺联络社、上海剧人福利会等十个文化团体⁽¹⁸⁹⁾。但由于僧多粥少，加上通货膨胀，很难完全满足苦难文人的生活需要。1946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得到每年667.8美元的捐款，用以提供给这个地区的贫困的文化工作者。因为上海在经过日本占领之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援助，而且“解放”常常带来比战时忍受过的更多的困苦⁽¹⁹⁰⁾。

1947年5月29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务主任叶圣陶、秘书处梅林致函廖梦醒转中国福利基金会，“年来荷蒙贵会迭次赠送本会各作家各种物品，衷心至为感激。除已先后将各种赠品妥为分配外，谨此代表本会各作家表示谢意。近来各地来沪会友日益增加，统计连前已有两百余人。为此专函奉请，倘有可能，嗣后赠品望能较前增加一倍，俾不致因物少而所得无几。自知孟浪，惟事属无已，尚祈惠诺，无任感谢”⁽¹⁹¹⁾。据叶圣陶回忆，在上海三年时间，“孙夫人主持中国福利委员会，以七百五十万元交文协，为济助文化人之用”⁽¹⁹²⁾。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帮助，中国文艺协会在1947年6月，从“国际笔会”美国分部的作家们那里，收到过二千四百四十元美金⁽¹⁹³⁾。香港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也收到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捐款，并把受捐助的二十六个文化团体和七十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情况作了详细报告。郭沫若、茅盾、夏衍、冯乃超、叶以群等也给中国福利基金会写信表示感谢，希望继续大力协助，并说明：在这里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用于民主和进步文化事业。1948年5月，宋庆龄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募得七千五百美元，中国福利基金会筹设了一个翻译委员会，一方面介绍外国著作，一方面在经济上帮助翻译工作者。何家槐、楼适夷、陈翰伯等翻译家按照各自的意愿，确定翻译书目，签订了合同，由中国福利基金会预付半数稿费，以解决翻译家的特殊困难⁽¹⁹⁴⁾。

从1947年5月1日至1948年3月31日，中国福利基金会给香港文化界人士捐款共计七千四百万元法币。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曾收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捐赠面粉112包，棉衣40套，童衣80件，牛奶7箱；上海美术作家协会曾一次收到面粉52袋；上海《文萃》社一次收到牛奶32箱⁽¹⁹⁵⁾。上海本地也有不少可靠的慈善机构，他们在1947年中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得到捐款和物资。这包括十所文化教育机构及十三所贫苦儿童义务学校⁽¹⁹⁶⁾。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深信，鼓励个别较小的团体实行自助，是极为重要的事。

宋庆龄对国统区的难民、伤兵备极关怀，1939年2月，她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身份与香港紧急难民救济会主席何明华共同发出呼吁信，呼吁社会各界捐赠款项和营养食品以及药品、医疗器械，救济广西、贵州等地的难民和伤兵。“桂南、贵阳等各地城市被炸，灾情惨重，同时更有伤兵约五十万，亟待救护。余等接前线来函请捐赠罐装炼乳，因伤者每因不获适当食粮而殒命。西北各区缺乏肉食、鸡蛋、鱼及蔬菜。故须捐赠富有维他命之食品，鱼肝油则为各灾区儿童及病者所需要。其他药品及仪器，皆所需要。敝会之运输队行将出发，相信本港中西热心人士，断不忍视其空车北上也。各界捐助金钱及物品与南宁、贵阳红十字会、西北布朗医院及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者，皆可代为输送。捐赠物品可交本港会督，或保卫中国大同盟”⁽¹⁹⁷⁾。

为进一步救济更多的受灾难民和伤兵，特别是受黄河水灾的西北地区五十万灾民，“保盟”借鉴外国经验，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一碗饭运动”是美国医药援华会联合几个救济团体，于1938年7月在旧金山首倡，主要在美国友人和华侨中募捐，所得善款捐助中国，用于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¹⁹⁸⁾，以支援中国抗战。前总统胡佛亲自倡导，当年即筹得美金二十万元⁽¹⁹⁹⁾。英国随即效仿，10月10日，伦敦发起“一碗饭聚餐会”，共募捐四百五十英镑汇往中国，以后又举行“一次跳舞会”、“一次绘画展览会”、“一次演剧”，售票及募捐所得直接寄到中国⁽²⁰⁰⁾。伦敦市长领导下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在1938年内就募捐15.2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持中国抗战。并表示，“一碗饭运动不是单纯的慈善活动，它意味着帮助中国难民通过合作运动，得到工作和维持生计，使他们能自救”⁽²⁰¹⁾。1941年，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和美国团体继续开展“一碗饭运动”，收入美金12.5万元，悉数汇交美国医药助华会办理救济事宜⁽²⁰²⁾。该总会主席邝炳舜及医药助华会董事兼太平洋沿岸募捐专员施密士等鉴于“一碗饭运动”历年取得优良成绩，向全美进一步宣传这个运动的“伟大效力”，决定此后每年举行一次。

“一碗饭运动”在美、英成绩斐然，宋庆龄倡议在香港开展，旨在帮助中国难民，于1941年5月9日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特种委员会，提出发售餐券，由各餐馆承包以开展“一碗饭运动”的方案。华商总会予以大力支持，并组成响应一碗饭运动小组委员会。保盟对该会的协助表示谢忱，并请华商会代向各自动捐助炒饭之热心饭店表示谢意。华商总会副主席吴泽华表示，“刻下正积极延请各大酒楼等继续捐助，以成此美事，查现已捐得一万二千碗，现因各酒楼茶室餐室一致热烈响应此项运动，此将一万碗之运动目的，改为二万碗”⁽²⁰³⁾。7月1日，宋庆龄与香港各界名流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一碗饭运动”渐入高潮。香港业主名之为“救国饭”。连小学四年级的孩子，都把买玩具的钱去吃了一碗饭。并在老师要求用《募捐抗日》为题作文时，写了“一碗饭运动”⁽²⁰⁴⁾。1941年9月1日，一碗饭运动在英京酒家的茶话会上宣布闭幕。由名誉司库高福申宣布，出售餐券和捐款总共收入22 144.95元港币和615元国币⁽²⁰⁵⁾。宋庆龄认为，“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并表示，“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²⁰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