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领导保盟援助战灾儿童

一、战乱时期心系儿童

宋庆龄尽管一生未育，但对儿童仍怀有一种天然的母性爱恋。早在1927年2月，她在武昌主持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时，曾对一位小学女教员说：“妇女当小学教员是天职所在，太有意义了。革命成功之后，我也想要从事儿童教育工作。”⁽¹⁰¹⁾7月，她发表声明称，“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¹⁰²⁾。但由于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宋庆龄本人远赴苏联及欧洲各国，回国后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无暇顾及儿童事宜。抗战全面爆发后，宋庆龄创建保盟，忙于救亡运动，精力有所不济，对儿童工作只能偶尔为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有可能较为系统地展开儿童福利工作。实际上，儿童事宜一直萦绕于宋庆龄的心头。1938年3月，她就向全世界发出呼吁，“援助无量数的失却了父母的儿童、失掉了丈夫儿子和生活的女性，也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¹⁰³⁾！初夏，宋庆龄应邀担任香港“中国战争孤儿救济协会”名誉顾问⁽¹⁰⁴⁾。8月，宋庆龄从香港到广州迎见邓颖超，瞻仰了中山纪念堂，祭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参观了黄埔港，视察广州被炸灾区，到医院看望慰问受伤将士及被炸伤的难民。当她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看到一个从敌机炸死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时，悲愤异常，对这个没有来到人间、就已经失去母爱的孩子甚为怜惜，“抚抱之余，频嘱各医生小心看护”⁽¹⁰⁵⁾。

1939年3月28日，宋庆龄出席香港战灾儿童服务运动开幕式，发表《救济战灾儿童》的演说，指出：中国有数以百万计“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和无所依靠的儿童”，我们绝不能使他们成为“迷失的一代”，呼吁国际人士“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的行动中，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¹⁰⁶⁾。保盟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对中国战灾儿童给予有力的救济和援助。仅1939年至1940年2月，就资助战灾儿童5 789.47元港币；1942年在重庆，资助儿童工作项目共55万多美元和4 700多万元港币⁽¹⁰⁷⁾。为了救济解放区的儿童，在宋庆龄的同意下，中国福利基金会设立一个“中国儿童义养会”，呼吁美国进步朋友义养中国孤儿⁽¹⁰⁸⁾。这使解放区得到了不少物资。1946年4月，为了晓庄的10个孤儿，陶行知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找宋庆龄帮忙，宋庆龄立即与“战灾儿童义养会”联系，让自愿认养中国孤儿的国际友人当义父、义母，按月给每个孤儿寄十美金作抚养费用，并寄给他们大米、奶粉及鞋子、毯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将他们寄养在晓庄小学，解决了这十名儿童的生活和上学问题⁽¹⁰⁹⁾。1947年3月10日，中国福利基金会与美国救济机构“战灾儿童义养会”合作，成为其在华代表，组成“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进一步扩展了工作，全国有30多所学校和儿童团体、5 000余名儿童，受到了“战灾儿童义养会”的资助⁽¹¹⁰⁾。这个“义养会”一直到上海解放时才停止活动。

根据中国分会的章程和工作计划，凡是战争孤儿与难童，由所在学校或保育机构提出申请，经中国分会认定合格后报请总部批准，即为“义养生”。由在美国的认养人为其每月提供15美元的生活费，直至能独立生活为止。受援助的中国孩子经常写信给捐款人保持联系，汇报学习成绩，彼此建立感情。第一批义养生名额为200名，至1949年扩大到350名，以后陆续增至579名。按中国分会规定，义养金除用于义养生本人生活费外，多余部分用于义养生所在学校或团体的其他儿童。因此，实际受益的儿童达5 870名⁽¹¹¹⁾。从义养生分布的地区和单位来看，更能说明义养活动的意义与作用。上海育才学校、山海工学团、少年村（流浪儿童教养团体）、灾难教养所、慈幼教养院、华东保育院、儿童剧团、静安乡村小学；苏州从云小学；常州贫儿院、敦本小学；南京晓庄小学；北京育婴堂、育幼所、华北聋哑学校、高碑店工学团、香山慈幼园；天津长芦育婴堂、红十字会恤养院、育幼所；泰州育幼所；淮阴实验小学；淮安新安学校；安徽行知小学；广东中山儿童新村；甘肃山丹培黎工业学校等。其中有些单位就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创办与领导的。1950年12月，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化，战灾儿童义养总会停止拨给中国义养儿童的经费，中国分会随即宣布结束中国的义养活动。

边区的儿童问题也备受宋庆龄关注。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各界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鲁迅师范学校、延安市托儿所等十多个团体发起筹备，于4日召开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陕北小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女学员，延安市女自卫军女少先队、儿童团等千余人。大会主席刘秀梅报告成立保育分会的意义时，指出儿童保育与抗战救亡是分不开的，保育儿童首先是保护儿童不当亡国奴。宋庆龄与宋美龄、何香凝、邓颖超等联袂当选为名誉理事⁽¹¹²⁾。但中央机关干部的孩子们无人照管，一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成了毛泽东的心病。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托儿所，指派李维汉和中央卫生处处长博连暲负责这项工作。恰在此时，宋庆龄将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捐助的一批药品、玩具、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其中有鱼肝油、盘尼西林、代乳粉和预防各类传染病的疫苗，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在来信中明确表示，这些东西是送给孩子们的⁽¹¹³⁾。毛泽东、邓小平、刘伯承、左权、邓发等中共领导人的孩子都曾寄托在这个托儿所。1942年，保卫中国同盟在洛杉矶募得一笔款项、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通过层层关卡运到延安，其中一部分赠给中央托儿所。为纪念和感谢海外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1942年，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¹¹⁴⁾。解放后，这个保育院迁移北京，改称中央军委保育院。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实际帮助下，“鲁艺”也成立一个托儿所，名叫洛杉矶第二托儿所⁽¹¹⁵⁾，规模较小。凡是经过宋庆龄募集到的物资，只要到达边区，就能保证用在孩子的身上。这和当时国民党统治阶级借救济为名行贪污之实，是个强烈的对照⁽¹¹⁶⁾。正如宋庆龄所说：“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个目的发出的呼声，都不仅是减除痛苦，而是打击那些制造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不予摧毁，就必然带来新的灾难”。虽然募集到的物资不多，但对当时边区儿童保育工作者的帮助和精神鼓舞，是远非数字所能表达的。这说明，只要是正义的事业，就不是孤立的，也永远不会孤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对解放区的儿童事业继续进行了积极的援助。西北的边区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是最早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的。他们起初收养“战灾孤儿”、无家可归的儿童，后来便发展成一般托儿所了。像这样的托儿所，在陕甘宁边区一共有十个，在山东有七个，其他各地还有许多⁽¹¹⁷⁾。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很大帮助，1947年7月2日，院长杨志芳代表全体工作人员和儿童写信给宋庆龄，“本院自1938年成立以来，屡蒙先生殷切关怀，时赐精神与物资的各种热情援助，至为感激！……我们怀着十分的欢欣，来企望先生不断的给以指导和各种援助，在先生热忱的策励和援助下，使本院得到更迅速的开展”⁽¹¹⁸⁾。

1946年7月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增加了儿童工作组与儿童剧团工作。在新增加的工作中，包括上海工厂区与贫民区的扫除文盲工作，并密切联系着医药保健及公共卫生教育工作。此外，透过儿童剧团，把文化传播给没有文化的人，使他们建立自己的文化，这一工作，也是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两项工作是有着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他们必须掩护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解放区的工作。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它对于一切有益于解放区人民工作的阻难，使中国福利基金会不得不表示它本身是毫无区别地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在那一时期的工作是着重于解放区的⁽¹¹⁹⁾。但是，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破裂、美国援蒋的内战大规模展开，上海的政治情况更加不利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时候，它更需要具体地证明它的政策与方针是毫无地区分别的。由于这种掩护，使中国福利基金会得以继续为解放区人民服务。在上海的儿童文化和保健卫生工作极有意义，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中，大批儿童饥饿疾病失学，中国福利基金会通过福利站等工作，来挽救儿童⁽¹²⁰⁾。

从1946年到1947年间，宋庆龄在劳动人民比较集中的上海穷困地区先后创办了3所儿童福利站。1946年10月，中国福利基金会设立儿童图书阅览室，1947年改建为第一儿童福利站，后又开设第二、第三儿童福利站⁽¹²¹⁾。第一个儿童福利站设在胶州路，第二个设在许昌路，第三个设在乍浦路。由福利站的教师培训小先生，再由小先生带着小黑板到弄堂里、棚户区或失学儿童家中去，教他们识字。到上海解放前夕，儿童福利站已经培养出了170名“小先生”⁽¹²²⁾，开办了几百个识字班，里弄、阁楼、天井、晒台都成了失学孩子们读书识字的课堂。在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努力下，1947年5月，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捐赠两千万元给中国福利基金会上海儿童福利项目⁽¹²³⁾，用来在本市和其他地方增设一些免费的儿童阅览室和儿童保健站。三个儿童福利站常举办识字班、施奶、发救济品等活动，开始时，受益的穷苦儿童还不过八十多个，到1949年3月已增加到三万多个⁽¹²⁴⁾，成为上海市最有效的慈善机构。(www.xing528.com)

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曾好几次告诉她，他童年时代生活很苦，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没有米饭吃。“现在上海的儿童们生活实在痛苦，不但过着饥饿的生活，而且精神生活贫困，得不到读书机会，生活枯燥，愚昧无知。我们应该解救他们，要从扫盲入手进行启蒙。这是一项拓荒工作。”⁽¹²⁵⁾宋庆龄认为儿童是现在的小主人，不能让儿童被无知所蒙蔽，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从各方面给儿童做榜样。她把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即知即传”的办法引进儿童福利站，用来尽快地扫除文盲。三个儿童福利站各有一所图书馆，每星期来读书室的小读者，平均有一千一百人。同时借出去的书籍，在四百本以上。其中第三福利站开办仅一年时间，就有九百个学生加入了两年制的普通识字班，由七十二位“小先生”担任教师。而在九百个学生中间，有半数以上可以提升做“小先生”。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的保健室每星期为一千左右的病人看病，还经常进行家庭方面的医务访问，改善公共卫生，如何防止疾病等。在每周举行的母亲会里，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告诉做母亲的如何留意小孩的生长。每周大约有三千个儿童，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上海儿童工作组得到营养的帮助。主要的配给食品是牛奶，一岁以下的婴儿配给淡奶，一岁以上的孩子得到奶粉。此外，还有猪油、维他命、含有淀粉质的食品和其他足以增进一般健康的食物。而救济物资的分配一项，福利会的工作已达到一万个儿童⁽¹²⁶⁾。

儿童福利站里开展有识字班、保健室、营养站、图书室和分配救济物资等多样性工作，这种公开合法的儿童工作，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苦难儿童，更重要的是掩护了秘密支援解放区及支援上海进步团体和个人⁽¹²⁷⁾。比如对紧急事件的救济，第一站附近有个村子遭到火灾，一千八百个成人与孩子无家可归，而且没有饭吃。福利站设法向中华救济团申请到救济米，并在三天之内分配完毕⁽¹²⁸⁾。1948年初，宋庆龄派人把一批奶粉送交新少年报社，通过《新少年报》小通讯员分送给三千多名贫苦儿童⁽¹²⁹⁾。有的孩子因失学而到处游荡，后来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图书阅览室（第一儿童福利站），找到了看书学习的地方。后来又成了站里的小服务员，解决了生活困难⁽¹³⁰⁾。为了孩子的健康，福利站上午提供一杯牛奶，下午发一包油炸花生米。穷苦人无钱送孩子到医院看病，都到福利站的保健室看病⁽¹³¹⁾。在1948年里，在上海三个最贫困的地区每星期免费诊治九百多名儿童⁽¹³²⁾，三个儿童福利站共为四千三百多人进行免费医疗⁽¹³³⁾。1949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工作计划有三方面：为两万三千名贫苦儿童进行群众性扫盲教育、免费治疗和分发救济物品⁽¹³⁴⁾。

除物资救济外，宋庆龄还十分重视儿童的文化生活。1946年4月27日，新安旅行团团长左林委托正在新四军驻地参观访问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的职员、奥地利记者严斐德带信给宋庆龄，希望她能支援印刷设备，为“新旅”筹办《华中少年》、《儿童画报》和少年丛书之用⁽¹³⁵⁾。宋庆龄收到信后，即设法托人将一台油印机送到苏北新旅团部，以使边区孩子能尽快有自己的读物。1947年初，宋庆龄通过导演黄佐临找到了任德耀等人，要他们筹办儿童剧团，“不能只是给他们吃饭、穿衣，要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要使他们看到未来”。并且当即指定剧团上演的第一个节目是鲁迅翻译、董林肯改编的苏联儿童剧《表》。这个作品是描述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教育、帮助流浪儿的经过。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红色的剧本，又是鲁迅的译作，都是犯禁的。但宋庆龄亲自题词：这是一出深刻、动人的儿童剧，它不仅对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时也给予从事儿童教育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在她的坚定扶持下，4月10日在上海兰心大剧院隆重公演。宋庆龄亲自出席，并决定发售没有固定票价的荣誉券，进行募捐，然后拿出捐款，通过进步团体，到工人贫民区、保育院，为孩子们举行免费演出。她还亲自下请帖，邀请上海文艺界名流，举行“舞台银幕表演会”和茶话会，为儿童剧团筹措经费⁽¹³⁶⁾。随后，又排练了儿童剧《小马戏班》，先在兰心大戏院上演，再将所得的收入全部用在免费公演上，共有八万名儿童受惠。

1948年5、6月间，福利站刊物《小伙伴》创刊号胜利诞生。年底由于国民党封闭进步团体和报纸杂志，第一儿童福利站站长找到小先生和通讯员们谈话，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不宜再去搞《新少年报》等其他刊物，应该集中精力办好《小伙伴》墙报⁽¹³⁷⁾。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党组织决定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为据点，把少年儿童团结在周围，开辟地下少先队工作，为解放上海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在福利站里的通讯员、小记者、小先生中间发展了第一批地下少先队员⁽¹³⁸⁾。他们翻印和散发传单、侦察敌情，保护学校和福利站，迎接解放。宋庆龄善意提醒大家，当前的形势风云变幻，都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要注意小先生的安全，他们将来都将成为骨干，成为有用之才⁽¹³⁹⁾。

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946年10月7日和1947年11月10日，两次组织儿童福利舞会，共募得两千两百美元⁽¹⁴⁰⁾。1948年初，宋庆龄发出二十多封信，邀请范沈颂萱（范露茜）、杨素兰、江兆菊等参加儿童福利委员会。经顾锦心不断穿梭于这些妇女领袖中间做联络工作，1948年2月4日儿童福利委员会成立。11月20日，发起组织第三届儿童福利舞会，总收入150 859元金圆券⁽¹⁴¹⁾，救助本市15 000个穷苦孩子。1948年12月22日，宋庆龄发起和主持美国影片《乱世孤雏》义映，募得七万多元金圆券⁽¹⁴²⁾。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向海外募捐，接受华侨捐款。1948年7月6日，获赠11纸箱文具用品，这些用品由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办的免费识字班使用。9月13日，获赠10纸箱文具用品，在儿童中心使用。10月15日，又获赠448支铅笔和2美元⁽¹⁴³⁾。中国福利基金会利用各种可能的办法，来为儿童福利服务。

1949年，中国福利基金会为给上海三万多个像“三毛”一样的穷苦孩子筹募福利基金，组织举办“三毛画展”和“三毛乐园会”，于4月4日（当时的儿童节）开幕。观众约有两万人，每位门票一千元。张乐平特制三十幅“三毛”水彩画，以每幅四十万起价义卖，最高有出至一千余万元。三毛徽章295只，每只3 000元，共得88万元⁽¹⁴⁴⁾。义卖的还有张乐平亲笔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至4月9日闭幕，这次义展、义卖，为贫苦儿童福利基金所募的钱款换算成银元为3 206元⁽¹⁴⁵⁾，另外还有书籍、文具、衣服、药物等等。因此，史迪威夫人维里弗雷德说：“孙夫人所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值得尽一切可能支援的。孙夫人的这个组织，正如她自己一样，是清廉的，是唯一能给最急需救济的那些人提供救济的组织”⁽¹⁴⁶⁾。儿童“不管遭遇个人的疾病或火灾的祸害，想读书或做一个舞台演员，无论他有怎样的要求，他们知道他们都会从福利站方面得到同情合作和可能的解决办法⁽¹⁴⁷⁾”。

解放后，1951年7月，全国妇联会同卫生、教育、文化和中国人民教济总会、工会、团中央等十个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几经协商，于11月成立了由二十二个全国性人民团体的代表、十一个热心儿童福利事业的委员共九十六人，组成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副主席有邓颖超、李四光、李德全、廖承志等六人，康克清任秘书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热心儿童事业的机关、团体以及个人，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儿童福利工作，并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保卫儿童权利⁽¹⁴⁸⁾。这个机构以国内儿童工作为基础，侧重对外交流和宣传工作。对于儿童的具体福利工作，还是由中国福利会来完成。实际上，早在1944年8月，为集思广益、检讨战时儿童福利工作及研讨战后儿童福利计划、培养健全的民族后代，宋庆龄就发起“儿童福利工作会议”，组成筹备委员会，邀请儿童心理学、优生学和儿童营养学专家，儿童福利机构工作人员及有关机关团体代表百余人参加⁽¹⁴⁹⁾。会议于9月18日在中央图书馆正式举行，着重讨论战后儿童福利设施计划。但由于时局未靖，实际工作殊难进行，只有在新政权成立后，真正实行儿童福利才有了可能性，本文第四章将专门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