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保盟：1938-1958年的身份、组织与政治

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襄助

1945年底，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援助中共军队。她的新任务是：1﹒国际和平医院与医学院工作（全在边区与解放区）；2﹒十个托儿所与孤儿院工作（也在边区进行）；3﹒援助贫病作家（在上海、重庆、昆明、成都进行）；4﹒实验农场与制药厂工作（在边区）⁽⁶¹⁾。但工作环境无疑更艰难了，面对新形势，宋庆龄强调，“我们需要精确和最新的报告，这样我们就能切实地为我们的工作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今后要募集现款和捐赠物品将日益困难了。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了，人们就更倾向于考虑他们自己的忧患，而对别的国家的救助也就丧失了兴趣。如果我们希望继续获得援助，那就要有受援的报告和清单”。“我们非常需要了解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不设在延安的医院，对他们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这些医院准确的地理位置，而现在正期望着开辟新的交通渠道，各个救援机构都想了解如何才能将药品和医疗器械提供给那些医院的可能性。”⁽⁶²⁾从前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常感到是在孤独地工作着，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则是做不完的工作和无数的合作者。“我们的工作原则便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并联系有关机构共同进行工作。”⁽⁶³⁾

根据中共七大决定，1945年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在延安成立。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正式成立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组织了以董必武为首的救济委员会，在北平、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准备争取一些救济物资⁽⁶⁴⁾。当时取得物资的一个重要渠道，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它在战后掌握着最大量的救济物资。可是它把这些救济金和物资的98%拨给了国民党政府，而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解放区只分到2%⁽⁶⁵⁾。“联总”的大批物资都交给国民党，对我们帮助不大，但更为恶劣的是，国民政府官员中饱私囊，把石头、手纸等装进麻袋里冒充救济物资，运到山东等地。“保盟”驻延安代表马海德作为解放区救济委员会的顾问，来到上海与宋庆龄再次会晤。他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官员如何将救济物资肥私的种种卑鄙行径，宋庆龄听了马海德的汇报，了解到其他有关情况。她怀着极大的义愤揭露了这件事，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反响，联合国救济总署六百多位外国工作人员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⁶⁶⁾。

为给解放区多争得药物，宋庆龄亲自做救济总署负责医药分配的美国人的工作，请他主持公道，为抗战出力最多、损失最大的解放区多分配药品。她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的儿童福利站以及其他儿童福利机构的名义，向救济总署要求救济物资。这些物资，除用于接济贫苦儿童外，其余的便转交给中共地下组织，由他们运送到解放区⁽⁶⁷⁾。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利用从上海、北京两地去解放区的飞机和船只，向解放区大量运送物资，其中包括许多全套的医院设备。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到1947年，“解总”从保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收到现款达旧币二十二亿元；1945年7月到1946年7月一年内，运往解放区的重要物资就有三十吨⁽⁶⁸⁾。在获知山东解放区的灾情后，宋庆龄要求中国福利基金会积极配合“解总”，向“联总”争取赈灾物资。从1946年7月至1947年10月，从“联总”又争取到救济物资八万余吨⁽⁶⁹⁾，通过山东沿海的港口，运送到解放区。

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捐款和衣物，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宋庆龄亲自写信向熟识的外国朋友和团体募捐，有时她要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外籍朋友们用她的名义募捐。以中国福利基金会所属儿童福利站及其他儿童福利机构的名义，向救济总署要求救济物资。这些物资，除去用于接济贫苦少年儿童的部分外，一些解放区急需的物资，便转交地下党组织。蒋介石明令禁止把物资运往“共区”，同时，他们也把捐赠的物品视为可以从中渔利的肥肉，……箱内的贵重药物和医疗器材被敌人偷换成了石灰、沙石。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衣物，数量很大，次数较多。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宋庆龄同志叮嘱在福利基金会的地下党俞志英，将衣物的一部分交给佛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居士主办的“上海少年村”（收容贫苦孤儿的救济组织），然后再分批交党组织运往解放区。有时，因药品和衣物很多，暂时转运不及，为此，上海局以基督教著名人士吴耀宗夫人杨素兰和王辛南、杨宛青（二人均为地下党员）的名义出面，联合著名医生王淑贞、苏祖斐、邝翠娥等人在北京西路、石门路口开设了一个“联合药房”，并指派由中原解放区来的李星光、由新四军七师所在地来的唐淑琴（女）在西门路马当路口开设了一个名叫“美而廉”的旧货店，以掩护药品和衣物的运转⁽⁷⁰⁾。

从1946年到1949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把大批募集来的医药、医疗器械和救济物资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党的地下交通线和外国的飞机、船舶，运往解放区⁽⁷¹⁾，其中包括许多成套的医院设备和制药厂设备，支援解放战争。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进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接到山东野战军来电请求支援药品，在宋庆龄的支持下，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工合的关系，及时给山东野战军送去数十箱磺胺药品⁽⁷²⁾，以解燃眉之急。6月，给华中军区送去一批药品，司令员张鼎丞和政委邓子恢当即写信给宋庆龄：“蒙赠西药伍拾箱，已如数点收，隆情厚谊，至为铭感，特代全体指战员致谢。”⁽⁷³⁾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对解放区的农场提供了援助，如延安的光华农场、三边的畜牧场、山东莱阳农场、河北辛集农场等。除了派农业技术专家到农场工作，还送来种子、人工授精器、杀虫剂等⁽⁷⁴⁾。

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保盟为中共地区援建医院的工作，到1948年10年间，宋庆龄和保盟共援助解放区建立8所国际和平医院，42个分院，有11 800多个床位。还成立了几十个巡回医疗队，为一亿四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军民服务⁽⁷⁵⁾。中国福利基金会1946年8月1日至12月31日华北项目的预算提到，捐助对象包括：延安第一国际和平医院、晋冀鲁豫第二国际和平医院、晋察冀第三国际和平医院、苏北第四国际和平医院、山东第五国际和平医院、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冀热辽第七国际和平医院、华中第八国际和平医院。由于战事的影响，有的国际和平医院进行迁移，总部地名改变，医院名称也相应发生改变⁽⁷⁶⁾。美国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参观了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后说：“即使没有磺胺药剂、新梯波霜、砒霜以及伤寒疫苗之类的药物，病人在治疗肺结核、疟疾、回归热、斑疹等疾病时，都必须欣然迎接治疗上的困难！”“联总”的医药物资供应人员M·迪提麦逊参观了山西的第二国际和平医院，“主要的困难是药品供应不足……缺乏必需的设备，他们努力地从当地的原材料中自己制作器材来供应医院。桌子、橱柜、消毒器、手术台和产床都是临时制作出来的”⁽⁷⁷⁾。(www.xing528.com)

此外，解放区开办了好几个制药厂，其中最早成立的是西北制药厂，规模较大的是胶东新华制药厂。到1946年，制药厂自己可以生产青霉素等化学合成药品了，关于青霉素生产还有个史诗般的故事在解放区广为流传，然而远不能满足华北解放区1.4亿人民的医疗需要，医药物资和药品还必须从境外继续运入，中国福利基金会大量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人民得到医药治疗⁽⁷⁸⁾。随着国际和平医院网的组成，解放区先后成立了六个白求恩医科学校。此外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人员举办了许多短期训练班。解放区的这些学校虽然处在战争连年不停的环境中，经常同国际和平医院和儿童保育院一样，要不时随战况搬移，但是他们仍然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了教学。到1948年，各地白求恩医科学校一共培养了二千多名医务工作者⁽⁷⁹⁾，其中包括医生、护士、牙医、化验员和药剂师。

在此期间，中国福利基金会克服种种困难，把整吨的手术器械、药物和医学书籍、农业书籍、儿童服装，运送给国际和平医院以及白求恩医科大学、制药厂、孤儿院和实验农场⁽⁸⁰⁾。1946年至194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外科教授李欧·爱罗艾瑟大夫和国际医学会的奥地利教授凯南·斯·海特宰尔在访问了八个国际和平医院后评价说：“尽管物资供应非常缺乏，尽管经常在与几乎是不能征服的困难做斗争，我们感到这些医院的工作比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般医院的水平，甚至比较大的城市和医疗中心的水平都要高。”⁽⁸¹⁾在1947年解放战争处于转折点的阶段，中国福利基金会委托一些国际友人为解放区送来十五吨医药物资⁽⁸²⁾。1948年4月，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为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和华北儿童工作项目，努力争取募集基金，将约三百吨医疗用品分类送往解放区⁽⁸³⁾。

华侨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捐款捐物。每次发运除需要托运单据和装箱清单外，还必须要有宋庆龄的一封信，说明该物资系主动捐赠给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品。如旧衣服和各种药品等，1948年3月20日寄来作为华北国际和平医院附属医学院计划经费的捐款181英镑1先令2便士。4月6日的一次捐赠计普尔纳明（Plenamine）288颗胶丸；阿司匹林7 000片和莱克斯塞尔脱斯（Rex seltzer）98管⁽⁸⁴⁾。不少外国友人也志愿帮助保盟，进行义务救援工作。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和晋察冀和平医院工作的，有来自美国纽约的“联总”护士陶乐赛·桃爱尔小姐（Dorothy Doyle）、牙科医师摩西·奥斯布尔（Moses Ausbel）和化验师丽琳·凯泰小姐（Lillian Cantor），1946年底当地人民政府决定从张家口撤退时，他们自愿放弃搭乘去北平的最后一架飞机，决心留在解放区工作⁽⁸⁵⁾。他们三人跋山涉水，步行到山区，在那里坚持工作五个半月才回到总部。在“联总”工作的加拿大夏理逊大夫，1947年1月9日在运送医药赴邯郸国际和平医院途中，因操劳过度病故，终年五十九岁。为了纪念这位继白求恩、柯棣华之后的又一位国际主义白衣战士，邯郸国际和平医院被命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

宋庆龄关怀解放区卫生建设，1946年春，她委托“联总”的奥地利医师严斐德，到苏北淮安考察华中军区的湖心寺医院，并向宋庆龄做了详细报告。宋庆龄据此向国际红十字会募集医院一所，援助苏北解放区建设一座现代化医院的整套设备，包括250张钢丝病床、手术床、各种手术器械、显微镜、X光机、大批药品、敷料、石膏、绑带、钢丝夹板以及化验室、手术室、病房急需的其他设备物资，甚至连伤病员急需的营养物品、医院的病历用纸、常用的护理用具都配备齐全⁽⁸⁶⁾。3月间，中国福利基金会代表中国援华会申请进口医疗设备并要求推迟三个月支付税金和保管费⁽⁸⁷⁾，以便向财政部申请免费，用更多的资金来捐建苏北国际和平医院。所有设备共装了大小船只七百多条，分批从上海经镇江、扬州、沿京杭大运河直达湖心寺。全部器材运抵镇江时，曾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留多日，几经宋庆龄等辗转交涉，始得放行⁽⁸⁸⁾。华中军区卫生部用这些现代化设备装备了军区直属医院第一医疗队，并改组为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即第四国际和平医院，于8月10日正式成立。该院规模甚大，有化验、手术、解剖等室，由联总供给医务人员，现已开始工作者有外科医师薛利（译音），原任联合国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外科医师，及护士长慕美佩（译音），原任驻华联总南京分署临诊护士，另有二美籍医师，尚在由沪来苏北途中，不日即可抵院⁽⁸⁹⁾。应军区所请，宋庆龄还同意将苏皖国际和平医院分院作为边区政府华中建设大学医学院的实验医院⁽⁹⁰⁾。

该院成立后，即曾将院址及成立经过电告北平及镇江“联总”机关，并已由新华社报道多次。该院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持人宋庆龄募捐及联总协助所创立之纯粹医务救济机关，已属中外共知，但国民党飞机竟再三以其为袭击目标。8月25日下午，美制蒋机四架飞至淮安城，低空盘旋二十余分钟后，即以“苏北国际和平医院”所在地之湖心寺为目标进行扫射，当有装运联总救济物资之卡车一辆被毁⁽⁹¹⁾。次日下午3时，又有美制蒋机两架，再度袭击该院，低飞连续扫射达30分钟之久，病房三十三人中弹，重病人两名因过度惊骇，致病势益危，玉兰村农民彭保珠被击伤⁽⁹²⁾。当蒋机低空扫射时，该院美国医生薛利支、甘曼尼、慕美佩三人目睹院内流弹四飞，病人惊相奔避，愤恨万分。联名由代副院长齐仲桓，请镇江“联总”办事处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宋庆龄得知消息后，致函齐仲桓慰问，“虽然你们目前遭到暂时的挫折，我们仍感到你们为这件有意义的事业所花的努力不是白费的。创办和维持国际和平医院的精神将激励人们不久重建该院”。并表示，“一俟一批急需物资到达后，我们仍将争取把它们运送给你们”⁽⁹³⁾。但由于“行总”配给尚无把握，而流行病的紧急需要，要求立即汇款，1947年2月20日，宋庆龄指示，“目前通货行情稳定，可将分配给国际和平医院捐款的三分之二即汇中国福利基金会，仅留三分之一在美使用。……在上海市场上以合理价格购进医药物资”⁽⁹⁴⁾。

中国福利基金会秘密地为解放区筹集药品和物资，其数量之多一时难以统计清楚，据相关人士记忆，“仅华东军区一次转移中，就用了五百名民工搬运了一天多”⁽⁹⁵⁾。中国福利基金会有一批特种物资，十套设备，大约有三百吨，其中有阿司匹林、毛毯等，后来支援了十所国际和平医院，每院一百张床位⁽⁹⁶⁾。足量的药品能敷一年之用，并且在每一套设备内，配备了基本与特种药品器械消耗的医药用品、化验用品、玻璃用具等。为尽可能的使设备能臻完备，药品数量的配备是以美军医药配备目录为根据的⁽⁹⁷⁾。这批物资通过赵朴初运送到了山东、大别山等地区。“联总”医务官罗皮沙医生，1947年5月26日在考察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里写道：“在困难时期，只有孙夫人的机构（指中国福利基金会）那份援助使该院的医疗和教育工作得以继续。”⁽⁹⁸⁾解放后，国际和平医院已成为全中国现代化医疗机构的一部分。这些医疗机构，仅病床就有二十五万多张，另外还有六万六千个疗养床位⁽⁹⁹⁾，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医疗资源。上海刚解放不久，宋庆龄就通过会内的地下党员童树民，联系到解放军的卫生部长，询问有什么需要，并及时提供了所需的医药方面的外文书籍⁽¹⁰⁰⁾。宋庆龄对中共的支援是积极主动的，并且是持续不断的。根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到1947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捐给中国解放区的捐款即达二十二亿旧币，不包括其他医药物资和书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