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奥援：保盟对医疗援助的重要作用

一、抗战时期的奥援

宋庆龄到香港不久，就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慰劳分会，1938年间一次就捐款二十九万元⁽¹⁾，并有大批的药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创建保盟后，更不断以个人或团体名义发起募捐抗战的呼吁。1938年9月29日，宋庆龄召集广州各妇女团体，讨论为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征募寒衣办法，她提出“一个广东妇女捐助一件寒衣”的建议，并带头向妇女团体抗敌协会捐款五千元⁽²⁾，以制作棉衣军鞋及前方需要物品，慰劳将士。她的号召得到了广东各界妇女的积极响应，迅即掀起“捐制棉衣运动”热潮，短期内就顺利完成捐制五十万件棉衣的任务⁽³⁾。1938年冬天，由于没有御寒衣物，有上千名伤兵在战地医院被冻死，为此，保盟提醒人们，“许多为世界人民的和平与自由而战的伤兵们冻死了，原因是他们所为之战斗的人们没有帮助提供保暖物”，“为了在严寒降临前把毯子送到前线，就应该在10月底把毯子送到我们这里”⁽⁴⁾。1940年夏，保盟收到西北边区政府急电，要求对该区受到水灾、风灾和战争灾害的五十多万灾胞难民进行紧急救济，保盟中央委员会立刻决定开展筹集一百万元基金的运动⁽⁵⁾，以帮助该地区的灾胞、难民生产自救。类似这样的救助还很多。

宋庆龄与众民主人士筹集资金，从1937年底新四军军部成立，到1938年4月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各支队都配上电台，接着各独立行动团也配上了电台，军部和各支队机关也使用上电话⁽⁶⁾，为新四军的通信克服了被动局面。保盟对游击队也做了大力支持。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后担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作尧回忆说：“在日军侵占广州以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曾在九龙设立了一个联络点。当时在香港的宋庆龄同志主动派人找到了这个联络机构，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不久，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就给我们送来了大批药品、胶鞋和其他军需物资，数量之多出乎我们的意料”⁽⁷⁾。后来，这支游击队一直都受到宋庆龄的关怀。1939年春，保盟收到海外华侨捐献的款项，转交给曾生率领的抗日游击队，一次就达港币二十万元之多⁽⁸⁾。

对中共军队而言更重要的，是保盟在医药方面的援助。根据国民政府军部卫生部长卢致德博士的报告，当时中国共有六千人具备医生资格，但只有三分之一的医生在前线任职。到1938年夏天，中国全军仍只有275所野战区院，共计22.3万张病床。而且，据王安娜亲眼所见，这些野战医院大多数只不过是肮脏的洞穴；衣衫褴褛的伤病员，大都只能睡在木板上或泥地上。连疟疾蔓延地区不可缺少的蚊帐也没有⁽⁹⁾。史沫特莱也描绘了她调查中国医院所得的令人震惊的结果。“红十字会属下的医疗站或为数极少的现代中国医生情况良好，其他医疗站或大夫的景况只能说是糟糕透顶的”，“统计数字表明，百分之二十的伤员患有肺结核、脚气或痢疾，因疟疾致死者为数累累。手术台是块木板，上面铺着未漂过的白布，药和外科器械均供应不足，有时甚至一无所有”⁽¹⁰⁾。国民党军队尚且如此，更何况处在边缘地位的中共军队。1938年秋，新四军代表、医务处长沈其震接受周恩来、陈毅的指示，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到香港找到宋庆龄，为新四军带回大量急需医药物资⁽¹¹⁾。年底，保盟上海分会刚成立，沈其震就找耿丽淑紧急求援，保盟分会在短时间内募得十多万元法币，为新四军购买了5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和一批药品⁽¹²⁾，由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运送至新四军军部。1939年初，又得到手术器械、药品、被服、食品、文化用品⁽¹³⁾，特别是取得了名叫“白浪多息亦”的消炎药品，是当时世界上刚生产出的新药。夏天，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地区蚊子猖獗、疟疾流行的消息，就立即安排上海分会向新四军提供一批紧急援助，并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第二批慰问团，携带所需紧急物资前往新四军根据地，其中有六千码蚊帐用料、二十万片奎宁、四百听炼乳、几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两千个消毒包等⁽¹⁴⁾。慰问团中约有二十多名青年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

新四军医疗服务的核心是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八位医生和一些熟练的护士。就在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的基础上，再加上这八位医生带来的六百元钱，便渐渐形成了一个医疗系统，包括司令部的一所后方医疗、一个医疗培训学校、几所师级医院（共有几百张床位）、一些化验室、一个营养食堂，以及同情者捐助的X光检查器和一些手术器械。这是长期无私奉献、精打细算、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效益所取得的成果⁽¹⁵⁾。这些医院设在风吹雨打的破庙里。一块木板支起来就是病床，化验室位于茅屋中。没有瓶子，他们就把竹子掏空了用。他们动员锡匠，用原始的工具制造蒸馏器、保育箱、消毒器。若不是有中国保卫同盟、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慰问团这些无党派团体的帮助，若不是它们捐助了不少医疗用品和器械，并给予少量技术援助的话，新四军的负担甚至将会更加沉重⁽¹⁶⁾。一位外国记者参观后，报道说：“新四军医院的工作办得比中国任何的军队都好。这里的医疗机构里没有贪污，医生是合格和诚恳的。”⁽¹⁷⁾新四军的医疗系统不仅供军队使用，而且为整个地区人民服务。据统计，1938年4月至1939年5月，仅新四军军医部的两个门诊室就治疗了军民病人77 000多人次⁽¹⁸⁾。

国民政府给新四军的军费，平均每人每月只有一元三角⁽¹⁹⁾。新四军经费十分困难，叶挺去重庆找蒋介石，几经交涉，蒋介石才答应每月增加经费十三万二千元，其中两千元是医药费，这点钱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1939年深秋，叶挺带着军医沈其震来到香港，找宋庆龄想办法。宋庆龄十分热情地接待叶挺，在家中设宴欢迎，对他说“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尽量多带些回去。”随即，保卫中国同盟的人员开始后帮助清点仓库、打点物资，将药物、衣服、鞋袜、奶粉等物资装了整整一船，运回皖南⁽²⁰⁾。宋庆龄还特别关怀女战士的特殊困难和特殊需要，她曾特地捐赠了一批粉红色毯子，更受怀孕女战士欢迎的是包在毯子里的生孩子用的接生包，包括有小孩穿的衣服。……更周到的是送来了大批奶粉，解决了产妇由于营养不良、母乳不足的大问题⁽²¹⁾。她十分关心妇幼在军中的生存状况，特地询问新四军军医部长沈其震，部队里结婚的女同志多不多，生了孩子怎么办等等，并介绍他到香港节制生育的一个机构去参观，从而获得不少女用避孕工具⁽²²⁾。可见，宋庆龄对战争时期妇幼的基本人权非常重视。

宋庆龄为保卫中国同盟不知疲倦地工作，每天都到同盟的办公室去上班。她激励一些官员及香港富商的夫人，参加战争救济工作。她通过同盟的努力，把医药用品运送到中国内地的共产党地区。1939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中国救济协会，多次送来红十字会的救护车队。但领队的陈丕士等人把救护车送给了国民党军队的医务总部，而不是交给捐赠对象中国红十字会，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组织知道这一情况后，极为不满意，这时候，宋庆龄不得不出面干预以纠正这一局面⁽²³⁾。1939年，宋庆龄向全世界呼吁支援中国军队的医疗工作，经过保盟的努力，1939年至1940年，由保盟收转给中国红十字会总队的捐款达11 449.27港币和2 458.40元法币⁽²⁴⁾。

早在红军时期，宋庆龄就了解到根据地医疗条件十分恶劣，她让当时在上海开诊所的马海德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支援红军。而那个小诊所只能零买一些，因为买大批的药品需要国民党政府批准。宋庆龄就介绍马找当时国联的卫生顾问，请他帮忙批准，终于买到了许多药品，由她送往革命根据地⁽²⁵⁾。后来，保盟驻延安代表马海德来信向宋庆龄汇报：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那里除巫医和走方郎中以外，没有一所真正的医院！抗战伊始，她又从红十字会林可胜医生和深入前线的外国记者、保盟委员詹姆斯·贝特兰等人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至少需要三万名合格的军医医官，而当时只有六千名；在西北战区只有60%的伤员能得到治疗，而在这些人中又会有70%不能活过半年；在长江流域，军队的战斗力被疟疾削弱了60%⁽²⁶⁾。

抗战爆发不久，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国际和平运动代表大会响应她的呼吁，做出了援华决议案，其中包括决定在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募活动，1938年9月，英国援华委员会向保盟捐助2 450英镑，作为建院费。并派委员会代表兼伦敦《每日新闻》特约通讯员何登夫人，护送一批英法等国妇女捐赠的药物来华，协助筹办国际和平医院⁽²⁷⁾。宋庆龄根据上述情况，决定将国际和平医院设在陕甘宁边区。但是，医院设立后即面临严重困难：“麻醉剂严重缺乏，仅能用于主要手术；几乎在两年时间里，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枚脊椎穿刺针；缺乏眼耳鼻喉科器械，缺少一般外科设备；仅有一个X射线管，肺病检查很快就会无法进行；……三年多来无法替换损坏的设备；为防止敌人进攻，唯一的一台X射线净水器安放在远离医院中心二十英里处；所有的脸盆都坏了，只得使用陶土器皿或煤油筒，没有高压消毒锅和任何消毒器具；西药早已用完，当地生产的中药药效有限。”⁽²⁸⁾接着还在诺尔曼·白求恩工作的山西建立起国际和平医院，但情况也不容乐观。这是因为，国际和平医院“长期来一直是国内政治封锁的牺牲品。它接收不到任何外来的物资，即使是接收汇款也相当困难。并且这种情况逐渐恶化”⁽²⁹⁾。“保盟”向世界介绍了国际和平医院开展工作的情况，并积极开展支援活动。(www.xing528.com)

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保盟给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以及救济战灾孤儿和难民等共募款196 536.54元港币⁽³⁰⁾。1940年2月12日，保盟中央委员会为帮助解决四所国际和平医院病员的伙食、衣服等问题，决定每月拨款各一千五百元，并向工合西北办事处订购大批棉背心、担架、绷带、药棉、纱布等，提供给西北医疗单位；另每月向以林可胜为首的红十字医疗队提供三千港元⁽³¹⁾，作为运送物资到抗日根据地的费用。1942年2月，宋庆龄将一万二千美元的捐款转给了根据地，并特别指明：由周恩来签收，然后转交国际和平医院。3月和4月，宋庆龄又汇出两笔款项，支援根据地的医疗和儿童保育工作。从8月保盟在重庆正式重建，到11月初，宋庆龄就又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六万多美元的捐款⁽³²⁾。八路军制药厂全年开支中，保盟的捐款占12%以上⁽³³⁾。

据有关记载，1942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75 000美元，医疗工作1 500美元，儿童工作500美元。1943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54 000美元，医疗工作87 411.50美元，儿童工作12 327美元，西北计划200 295美元，河南游击区灾民50 000美元。送给国际和平医院的物资援助虽不足一吨重，但有红十字会和私人援助的宝贵外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品。在此之前，国民党已三年不准医药物资进入游击区，因此，医疗支援显得弥足珍贵。1942、1943年资助相对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的封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保盟在重庆重建不久，对外工作和募捐活动一时难以展开。1944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12 500美元，法币4 710 978.50元；医疗工作110 135美元，法币188 996元；儿童工作179 430.52美元，法币1 808 996元。前两项的法币捐款中，一部分指定用于儿童工作。1945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510 034.80美元，法币166 175 629.04元；儿童工作359 297.60美元，法币40 408 363.63元⁽³⁴⁾。整个抗战时期，保盟为国际和平医院提供的经费，在所有援助项目中是最大的：1939—1940年为46 878.46元港币，1942—1945年为652 435美元，170 856 608元法币⁽³⁵⁾。尽管具体数字上有细微出入，但不难看出，保盟对中共医疗援助的数目之大。不过，由于日久年深，大量药品和物资、钱财至今也无法统计出完整的数据。

除医药物资外，“保盟”还提供了医疗技术人员和设备。如众所周知的白求恩、柯棣华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其他成员爱德华、巴苏华，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保盟派驻延安的马海德大夫。米勒从医学院毕业后，到香港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共驻香港新华社办事处取得联系，再待机转赴中国内地⁽³⁶⁾。当时，整个边区的三十六个医院和医疗站里，连一整套外科器械也没有。米勒带去的一套外科器械，是几百万人的地区里仅有的一套完整器械，但在日军突然袭击的一次不幸意外事件中丢失后，就无法补充了⁽³⁷⁾。米勒大夫像他的病人一样，在困难时期，也因缺少药品而遭受斑疹伤寒和痢疾的折磨之痛苦。到1940年，英国救济基金会向“保盟”捐助一笔款子。“保盟”考虑到国际和平医院的迫切需要，用这笔钱在英国购买了九套外科设备，每套设备都附有消毒用品和前线可能急需的备件⁽³⁸⁾。“保盟”把八套设备赠给了国际和平医院的四个中心医院，另外一套则直接给部队用于前线医疗工作。基于对中国人民同样的深情厚谊和对法西斯的仇恨，米勒和印度三位大夫，相处得十分亲密。印度援华医疗队经保盟送来的X光机，经过无数艰难转运到延安后，就是由米勒和柯棣华共同安装好的⁽³⁹⁾。他们一起克服了医疗条件简陋的困难，为提高边区的医疗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汉斯·米勒大夫与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是具有同样性质的人，不同的是，后两位为中国人民和世界的进步，较早地牺牲了，而米勒大夫则为这个事业服务了几十年⁽⁴⁰⁾。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密切配合“保盟”的工作，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团结和斗争，有不少著名的外国医生和进步记者通过办事处到根据地去工作⁽⁴¹⁾。为了阻止国民党扣押募集的物资，宋庆龄常以“孙夫人”名义亲自在寄送的物品上签字⁽⁴²⁾。当时，很多珍贵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就是这样运送到内地去的。在向八路军运送医药用品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宋庆龄就把从外国为医院募集的捐款，交给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以保证这些钱全部用在华北的伤病员和必需救助的人身上。在这方面，她得到一位年轻的美国人约翰·福斯特的帮助。福斯特被委任为重庆新组建的保盟中央司库。宋庆龄经常派他把募捐来的救济款送到八路军办事处，由他们转给国际和平医院。在取款时，宋庆龄又争取到担任孔祥熙顾问的艾德勒的帮助。据当时任保盟财务主任的廖梦醒回忆：“由我经手收到海外的捐款，大部分是送交延安的。取款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汽车在约定的时间开到中国银行门前等着，我直接找孔祥熙的顾问艾德勒先生，向他提取现金。有时一取就是两三麻袋。我让汽车载走麻袋后，就独自走回家去。艾德勒同冀朝鼎同志合作得很好，一点不露马脚，孔祥熙还挺信任他们哩”⁽⁴³⁾。有时，为了摆脱国民党掌握的银行的限制，宋庆龄还直接从美国联合援华会驻重庆代表爱德敷那里取得支票或现金⁽⁴⁴⁾。在整个抗战期间，宋庆龄与美国联合援华会、美国医药援华会、美国红十字会等机构，一直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关系。从1941年到1946年8月底为止，美国援华联合会就向“保盟”提供了各项救济款项总数为1 588 286美元和法币439 386 188元⁽⁴⁵⁾。

即使在封锁时期，宋庆龄也得到中缅印联合战区指挥官史迪威的热情帮助和友好合作。那时，中国与外面的通道只有一条滇缅公路，由史迪威控制。他经常帮助“保盟”用这条公路接运外来物资。又同意让从印度飞来的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盟将药品及救济物资运往延安和解放区，甚至从他管辖的军用仓库里拔出一些药品和物资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⁴⁶⁾。史迪威还下令改建军用飞机的舱门，以便帮助“保盟”运送大型X光机。这台X光机“是当时总人口已达九千万的解放区的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⁴⁷⁾。但后来据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大章考证，“其实当时陕北是有X光机的，不过都比较小，经常出现错误，容易引起误诊，给治疗带来诸多不便。共产党跟宋庆龄提及这一情况，她一直惦记在心上。⁽⁴⁸⁾”一俟有了机会，就设法帮助解决了这一大难题。

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经费、书籍、文化用品都有困难，保卫中国同盟在这方面给“抗大”、“陕公”募捐了许多金钱、衣服、药品、书刊⁽⁴⁹⁾，此外，保盟还在国际上介绍了“抗大”、“陕公”的教育情况，把中国青年在陕北的生活介绍到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国，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就是受了她的影响而来到延安的。毛泽东在1939年5月26日写了《抗大三周年纪念》，提到抗大的困难及如何解决⁽⁵⁰⁾，这就更显得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宣传抗大、帮助抗大之可贵。1943年，保盟在英美盟国的帮助下，经过宋庆龄和中共的顽强斗争，终于恢复了中断三年之久的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医疗物资援助。这年6月，保盟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的一批物资，包括贵重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品，由八路军谈判代表护送，通过国民党关卡，进入了游击区。1944年，陈赓夫妇同时患病住在延安和平医院。那时，虽然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了衣食方面的困难，但缺医少药的困难仍然很严重。消炎用的磺胺药片十分珍贵，只有重伤员才能用。因而，从前方撤下来的伤病员经常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正在这时，保盟的汽车载着各种药品和医疗器械陆续开来，不仅为医院解决了燃眉之急，还给前方转送了不少。住院的伤病员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在一块二尺多长的白绸子上联名给宋庆龄写了感谢信⁽⁵¹⁾。

孙中山晚年曾对三民主义做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以反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是以人民民主为主要内容，民生主义是以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内容⁽⁵²⁾。而宋庆龄则对其精神做了深刻的诠释和贯彻，她认为，“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利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假使我们没有抵御外来的侵略，则处于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永远不可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给予民众以政治上的平等和生活上的改善”⁽⁵³⁾。但在三民主义这一国民党的信条中，最为重要的“民生主义”原则，可也是被国民党丢弃得最多的。宋庆龄无法容忍抛弃该原则的政府⁽⁵⁴⁾。她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她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她的指导下，同盟从国外筹集资金和补给品，用来开办和装备医院，照顾前线的伤员，救助难民的紧急需要。她要使每一元钱都用在正处。在她鹰一般的眼睛下面，绝没有资金进入无耻官员的腰包⁽⁵⁵⁾。保盟的内部工作——她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的气氛反映出她的作风和品格。宋庆龄把主要重点放在民生主义——群众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特别是农民的需求——她认为在中国这是最根本的⁽⁵⁶⁾。为了执行孙中山的原则，宋庆龄创建保盟，并与中共密切合作。如果没有宋庆龄，就不会诞生保盟。……保盟的全部工作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保盟的工作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⁵⁷⁾。

宋庆龄具有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英语说得很好，善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领导大家工作，起到别人无法起的作用⁽⁵⁸⁾。世界各地纷纷给“保盟”捐助基金和医药物资。由于宋庆龄主席的国际声望很高，人们都放心让她来分配这些物资。当时捐款的人都有个小心愿，希望在捐款的收条上得到她的亲笔签名。为满足大家的愿望，平时很少戴首饰的她专门定制了一枚金戒指印章，以方便给大家回信⁽⁵⁹⁾。保盟为支援抗战做出了最大努力。但到了1945年，史迪威将军被调回国，尤其是罗斯福在4月逝世以后，“尽管朱德和毛泽东在继续作战，继续要求盟国全力支持。但他们的军队却一丝一毫也得不到飞越喜马拉雅山以及经过新开辟的中缅公路而源源运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胡宗南的二十万反共军队继续封锁延安边区，再也不准许外国记者访问解放区了”⁽⁶⁰⁾。保盟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开始等待新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