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研究：1938～1958的发展和嬗变

二、中福会的发展和嬗变

有人认为，宋庆龄对中国福利会的改组不尽满意，工作未能符合原来的设想。1950年中国福利会改组时，关于组织名称费了不少周折。在拟订计划时，她的意见是要“搭起一个科学研究的架子。而后来在命名时却很难确定……结果只好采用了不太理想的名称——中国福利会”⁽³³⁴⁾。这也许是宋庆龄某一时的想法，根据当时情况来看，宋庆龄还是比较认可的。她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们不再是个募集和分发捐赠款物的‘基金会’了。现在我们的工作和预算都纳入了国家计划。所有我们以前支持过的事业单位也是如此⁽³³⁵⁾”。改组及确定经费来源后，中福会发展较快，到1950年底，共有八个业务单位：儿童剧团、儿童时代社、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年儿童文化站、妇幼保健站、托儿所、婴儿托儿所、沪西女工妇幼保健站⁽³³⁶⁾。1951年5月时，“中国福利会正在飞速发展，并且为政府机构输送干部。我们多么自傲”⁽³³⁷⁾！

1952年11月，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工作会议，指出：在保卫和平和进行祖国建设事业中，救济福利工作人员也作了不少工作。希望配合即将到来的国家大规模建设，更进一步地做好救济和福利工作⁽³³⁸⁾。但由于中福会各位执行委员工作都很忙，以致没有经常召集会议，加上两三年来工作上的变动，执委分散各地，工作上的繁忙，很少联系，使执行委员同志们“无法了解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及时地提出意见，给予指示”⁽³³⁹⁾。1953年4月，为了使今后中福会工作能够得到执行委员会经常及时的指示计，宋庆龄打算将执行委员会予以改组。4月2日，中福会以宋庆龄名义致函各执行委员，提议改组。得到完全同意。全国妇联章蕴表示，在我来说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的，同时由于我又远在北京，工作也较忙，故与福利会方面更缺少联系，因而自己时时感到不安。沈体兰表示，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中福会的工作也必须计划化，这就要求更具体的领导。建议新的执行委员应当以有工作经验而能切实负责的人来担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自己是不适宜的。潘汉年认为，至于如何改组，是否请考虑定期召集少数执委（应是改组后必须参加的委员）座谈一次，以便商定改组办法及改善今后委员会的领导办法⁽³⁴⁰⁾。1954年1月，宋庆龄想了解中福会干部配备问题，病中不能与秘书长李云当面研究，致函询问“各负责同志的工作如何分配、各职权的范围，每个人负责某项职务以及进一步了解两个委员会的情况”⁽³⁴¹⁾。1954年底，宋庆龄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接着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³⁴²⁾。工作更为繁忙，宋庆龄还是很关心中福会工作。

1955年1月28日，她致函李云。“有了政府机构和人民团体应遵循的制度来进行业务，秘书处实际上没有很繁重的工作。虽然行政会议是专任行政事宜的，但实际上很不容易把各单位的行政方面和实际业务分开来，因为二者都应有密切联系的。除非中福会的组织和它的将来都预先配置好，不然我以为一个配备干部的会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³⁴³⁾。宋庆龄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李云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最初满腔热情希望把工作做好，但后来感到越来越困难。于是她和办公室主任商量，建议将中福会下属的各单位，分别由市政府各局直接领导业务，名义上还是挂中国福利会的牌子，行政与经费仍由会管。例如：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宋庆龄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后扩建的）交给卫生局，儿童剧团交给文化局，少年宫交给团市委少年部、《儿童时代》社交给出版局，幼儿园交给教育局，托儿所交给卫生局等，这样将中福会各单位的工作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李云利用出差机会，将这份建议带到北京征求中国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的意见。救济总会的主席是宋庆龄，与中福会关系密切，中福会的经费开支也放在救济福利费项目中。不料伍云甫将这个建议送呈周恩来。周恩来看后笑起来说：“怎么？她人还在，你们就想把中国福利会拆伙了。领导工作有困难，可采取一个办法，调整中福会的执行委员，新的执行委员可以挑选与中福会工作有关的各局的领导，今后通过执行委员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支持，但不要安排北京方面的同志担任执行委员，那是空的挂名的，不解决什么问题。⁽³⁴⁴⁾”(www.xing528.com)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福会执行委员邀请了上海市各有关局的领导，还邀请两位市委书记柯庆施和陈丕显先后担任执行委员。宋庆龄还请齐燕铭担任执行委员，齐不敢马上接受，请示周恩来，周说：“既然夫人要你担任，你就接受下来。”1956年，中国福利会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了该会所属文化、卫生等福利单位的工作规划。新的执行委员有：柯庆施、陈丕显、齐燕铭、李德全、章蕴、夏衍、刘季平、金仲华等十五人”⁽³⁴⁵⁾。这些人都各有专职，对中福会的作用只相当于荣誉会员。1957年干部下放后，中福会出现很多问题，很多业务部门长期无专人负责，削弱了总会对单位的业务领导。行政管理部门人员较多，职责却不够明确，有浪费人力情况，效率不高，而秘书长、办公室的工作则过分繁重。于是简化总会机构，改三级制为二级制：在执行委员会、主席—秘书长下，除办公室外，设立平级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妇幼保健工作委员会、人事科、秘书科和中国建设社⁽³⁴⁶⁾。将行政和人事工作权力部分下放。

此时的中福会，人事上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发端于上海解放前。中福会的福利站“成为革命的联络站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场所。……像一所革命的大学校，为革命事业培育了一批干部”⁽³⁴⁷⁾。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或加入南下工作团”⁽³⁴⁸⁾。这些人大都是中共或其外围组织成员，如后来任中福会副主席的鲁平回忆，1949年“进入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后发现，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不少都是地下党员。当然，当时我们都是秘密的，党组织也是秘密的”⁽³⁴⁹⁾。对人员的大量流失，宋庆龄显然不太乐意，“所有的老手都要走了，当然令人遗憾”⁽³⁵⁰⁾，希望王安娜继续留下来，而王因个人原因还是离开了。由于缺乏得力助手，宋庆龄一再向中共要求调入李云，经周恩来同意，1952年，在商务部门工作的李云被正式调到中国福利会担任秘书长⁽³⁵¹⁾。中国建设社成立后，宋庆龄建议曾为“保盟”工作的柳无垢在《中国建设》或中国福利会出现空缺时参加进去。柳无垢答复，“这是非常善意的。当我的健康彻底恢复了，如果《中国建设》还需要人手的话，到那个时候我参加它的工作将比较合适”⁽³⁵²⁾，但终未能成行。为了国际宣传工作的需要，宋庆龄又请耿丽淑到中国帮助，在当时美国等封锁中国的情况下，办成这事难度很大。但中福会商请广州某公司出面，以商务方面的名义，费尽周折得以让耿丽淑秘密入境⁽³⁵³⁾。尽管如此，老成员还是屈指可数，中福会的人事面貌已焕然一新了。

宋庆龄仍坚持开展福利救济工作，她认为，“救济福利工作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必需的附带物”，是“我们国家职能中的一部分，它们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也为全体人民所密切关心”⁽³⁵⁴⁾。对解放后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运动，宋庆龄都坚决拥护。1951年12月和1952年1月先后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她在中福会认真贯彻，挖出一个大贪污犯和几个从犯。这伙人在解放前夕，竟将中福会计划运给人民军队的一部分药品，从仓库里转移出去卖给自己亲戚所开设的药房，从中牟利。宋庆龄得到报告后，批示严办⁽³⁵⁵⁾。爱泼斯坦认为，她“完全赞同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为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采取的各项步骤”，只是“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为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极“左”的运动，使她深感忧虑”⁽³⁵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