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利基金会面临新选择：与解放区人员会晤

三、面临新的选择

上海解放初期，中国福利基金会一方面帮助临时救济联合会进行难民救济和遣送难民还乡工作，具体负责组织遣送散落在闸北、虹口、提篮桥三区的大量外地难民回乡生产自救，自调查登记、宣传动员到编组集中，然后同铁路局协商车辆，分发安家费，直到具体分送上火车⁽²⁹⁰⁾；一方面在研究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当时有大批工作人员参加了人民政府和南下工作团，因之又吸收了新的工作人员⁽²⁹¹⁾。中共执政后，中国福利基金会何去何从，又如何应对新局面，宋庆龄心怀忐忑。但此时，对于组织前途的考虑还没有提上日程。为安定人心，1949年10月初，宋庆龄致函中国福利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目前暂时不会有机构上的变动，我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关系也不会改变。这是因为我将永远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一起。所以，我们基金会必须毫不受影响地继续进行工作。……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我们工作的实效，更加注意自我批评并不断寻找为新中国做出更大贡献的途径”⁽²⁹²⁾。10月21日，宋庆龄致函在美国的耿丽淑，认为“就政府的组织、运转的标准化和整体的协调而论，我们的国家仍处于组建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福利会的问题暂时被搁置着。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继续开展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暂时按现在的情况进行，那就是我们将在上海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以及医疗卫生这些方面开展工作，并且充当解总和国外为中国人民工作的组织之间的联络渠道。我们将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促进工作。这意味着你们的促进工作将继续采用过去中国福利基金会所采用的规划”⁽²⁹³⁾。

1949年10月底，在北京的王安娜非常渴望去拜访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以便找出为推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在与海外联系方面所能做的事⁽²⁹⁴⁾。不久，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沈体兰和吴耀宗在北京与解总的人员及其他救济和福利方面的有关人员举行了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周恩来召开的。（一）会议决定于一月或二月举行所有救济和福利组织的全国性会议，以制定全国性的工作。……（二）会议还决定，于该会议做出决定前，所有的救济和福利组织，将继续像往常一样开展工作。（三）会议还要求，在对外宣传和募款活动方面，对于由于自然造成的灾难，政府将不开展任何大规模的运动、也不过分地强调中国人民目前的贫困。政府愿意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来接受抱诚恳态度想帮助新中国的友人的帮助⁽²⁹⁵⁾。所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仍然是重要的。11月6日，中国福利基金会举行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周恩来关于全国救济福利工作和组织机构问题的指示⁽²⁹⁶⁾。同意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总的救济事宜，再确定未来的职责。也就是说，1950年初必须开会讨论全国的救济工作及其重建事宜。因为“救济工作确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通力合作，尽快开始工作”⁽²⁹⁷⁾。

这同时，也因为接受外援时出现了一些错误做法，如“解总”的宫乃泉接受了美国援华会的支气管镜援助。宋庆龄对此很不满，因为其后果是“不管中国福利呼吁会什么时候筹到资金，也会被看作是他们的一次失败，并会使美国援华会误以为可以假手于‘宫’来打击中国福利呼吁会”。强调：“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和朋友合作。我不认为美国援华会很友好。就美国的情况来说也如此，他们不可能既对中国友好，同时又与美国的进步力量为敌”⁽²⁹⁸⁾。“如果宫医生现在一定想要那个支气管镜并想接收下来，我希望‘解总’能开出收据，并明确表示，今后这类货物的接收必须通过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中国福利呼吁会”⁽²⁹⁹⁾。维护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利益，以免在对美外交上陷于被动。(www.xing528.com)

对于即将召开的全国救济和福利会议，宋庆龄认为，“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经验可以看出，以往的救济和福利活动之所以受到损害，是因为存在下问题：1﹒所有的救济福利组织均未向中央机关如实报告它们的活动。2﹒在省、市和全国各级救济福利组织之间，在主管这类活动的各官方组织之间，在官方组织和民间自愿组织之间缺乏适当的协调。3﹒未能在救济和福利的各个方面有计划地推行我们的标准。4﹒未能正确理财。5﹒缺乏关于救济和福利的各方面、尤其是医药和儿童保健方面的合适设备”。因此，她向周恩来提出建议：1﹒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决定全国在救济和福利方面的需要，尤其要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的地区的需要予以特别注意。2﹒上述机构可能是临时的，但是它带有长期性、它将在各个民间组织之间，在官方渠道和民间组织之间起协调人的作用。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可以授权该机构，把救济和福利工作交与各组织承担。所有这些组织当然必须遵照政府的指示。接受它的指导。这特别适用于民间组织。3﹒建立所有救济福利组织的请示报告制度，以便我们能制止重复，保证最高的效率，并从已发放的全部救济中获得效益。4﹒出版一个月刊或者通讯以领导救济工作，并对未来的计划予以指导。5﹒建立国际宣传机构，根据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则接受中国的友人馈赠的礼物，并在此基础上向国外募集资金和物资；该机构也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在自力更生建设新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³⁰⁰⁾。1950年3月25日，周恩来复函，表示，来函和对全国救济会议的建议书中“所示各项，亟待面商”⁽³⁰¹⁾。显然，宋庆龄在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争取更多的机会。

对于会内成员的疑惑，宋庆龄解释，“我们也很想把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目前时期的最后发展确定下来。这对规划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活动项目十分重要。同样，它对决定为维持中美人民的联系，加强他们在群众基础上的潜在友谊而在国外开展的活动也是重要的”。但是，她再次指出，“所有这些都必须等待全国大会。我想你们可以开展小规模的有关活动，向我们的在美国的朋友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和需要”⁽³⁰²⁾。关于在美国的促进活动问题。“最好不请中国福利基金会执委会中的前外国执委写呼吁书。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大会对促进问题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一切广为散发的呼吁书均应停止”⁽³⁰³⁾。不过，宋庆龄认为，“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帮助中国的工作在美国必须继续坚持下去”。因此，她函请美国友人“帮助中国福利呼吁会开展活动和争取更多群众是极其重要的”⁽³⁰⁴⁾。至于中国福利呼吁会已捐的物资，“请直接运交中国福利基金会，待我们和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磋商后再决定最后的目的地”⁽³⁰⁵⁾。可见，基金会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等待决定其命运的全国会议的召开，这段日子确实是有点煎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