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保盟：人事变动和解放前的迎接

二、人事变动与迎接解放

中国福利基金会初迁上海时，甚至没有办公室，工作也没有走上正轨，有事才开会，开会也只有四个人：宋庆龄、王安娜、奥地利人魏璐诗和廖梦醒。……廖梦醒仍然分管财务⁽²⁷⁰⁾。除上述四人外，后来又加入了金仲华和塔丽莎·耿丽淑。不久，宋庆龄又请了美国人谭宁邦来当总干事。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兰尼奇同她的丈夫马克斯·格兰尼奇能从美国回来工作。从抗日战争前他们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并且一直保持通讯。抗战胜利后她在重庆时曾打电报给当时住在纽约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马上动身，目的地上海”，保盟迁上海后又向他们建议，“路费可先筹借”，将来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归还，还谈到马克斯在“联总”或“工合”找个工作的可能性（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她为争取他们来华工作，做了近一年的努力，但他们终究因客观因素未能成行。“现在必须要开始工作了，我们已决定请（过去在）‘联总’的谭宁邦担任总干事”⁽²⁷¹⁾。谭曾在美军服役，在重庆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与几个同事一起帮助做宣传。由于宋庆龄邀请他帮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1946年4月，谭宁邦复员，暂时加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公关部当记者。而宋庆龄同在纽约的美国援华会和美国援华联合会作好了安排，谭宁邦于1946年7月1日向宋庆龄正式报到，被任命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总干事⁽²⁷²⁾。后来在宋庆龄的提名下，1946年12月，谭宁邦当选为执行委员。

中国福利基金会条件很艰苦，1946年5月，工作人员只有5人，谭宁邦、凯卜尔小姐（即坎贝尔）、廖梦醒、王安娜和看守仓库的赵天佑。宋庆龄每周来办公两三天，大部分时间在家处理福利会的重要事情⁽²⁷³⁾。西尔维亚·坎贝尔回忆，“在我们这个单间办公室里只有四个工作人员……房间很小。孙夫人到办公室来，我们之中就得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²⁷⁴⁾。宋庆龄也告诉友人，“我们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六张桌子——经常有六到十一个人在屋里挤来挤去。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但这间房子是免费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五千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²⁷⁵⁾。到1947年时，机关成员连同主席宋庆龄在内一共八人，总干事谭宁邦、英文秘书西尔维亚·鲍威尔、运输负责人王安娜、中文秘书廖梦醒、会计汪海清、战灾儿童义养会负责人张宗安、儿童工作组长顾锦心。中国福利基金会每周一工作例会，英语交流，儿童工作是汇报和研究的重点。宋庆龄每会必到，遇到困难总能解决，“小小国际会议”效率高，作用大⁽²⁷⁶⁾。每周三上午干部会议，宋庆龄也常参加，并认真听取大家的汇报和讨论。为促进成员提高调研业务，宋庆龄还提供相关英文资料。在当时极复杂的环境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国际性特点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运用别人的力量，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发挥了最大的能量，这只有宋庆龄能够办到。

1947年初，谭宁邦因为父亲和弟弟得了癌症必须请假回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耿丽淑被推上了代理总干事的职务，处理福利基金会的日常工作。但有人向女青年会国际部告她的状，认为她与中国的左倾分子有密切来往，回中国后的活动背离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国际部发出召回通知，内容像外交辞令一样冠冕堂皇：你已被委派担任一个新的项目，培训国外秘书，请即回国⁽²⁷⁷⁾。1947年12月，耿丽淑应召回国。1947年初，同情中共的朋友倪斐君得知国民党要抓一批地下党员，把黑名单透露给廖梦醒，后者立即把情报送到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不料，很快廖也被注意。一天宋庆龄告诉她：“你也上黑名单了，赶快走吧。”廖梦醒于是通过地下电台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迅速转移，宋庆龄便立即让一个外国朋友出面购买船票，把廖梦醒送到香港⁽²⁷⁸⁾。宋庆龄与中共间的联系由共产党员俞志英、顾锦心先后接手，俞志英将一些中共地下党介绍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及下属机构，便于掩护和开展工作⁽²⁷⁹⁾。(www.xing528.com)

为扩大国际影响、便利于开展工作，宋庆龄邀请中外名人担任荣誉会员，如郭沫若曾回信表示同意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国际促进委员会⁽²⁸⁰⁾。1948年时，中国福利基金会荣誉成员有詹姆斯·贝特兰、博西克医生、克里普斯夫人、W·E·B·杜波依斯、利奥·埃罗塞医生、费正清、E·Y·哈伯、郭沫若、理查德·E·劳特贝奇、林赛勋爵、茅盾、李约瑟博士、P·J·尼赫鲁、E·G·奥斯本、V·L·潘迪夫人、保罗·罗伯逊、V·西摩女士、J·W·史迪威夫人⁽²⁸¹⁾。这样，即使国民党对中国福利基金会有所不满，也不敢太过放肆。曾参加接管上海、解放初担任市民政局长的曹漫之回忆，部署解放上海的中共领导对宋庆龄的安全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认为还是住在原处为好，如转移，一动，可能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反而要出问题。当时在宋宅做服务员和外勤的谭明德忆述，“夫人关照过，如有陌生人来，不要随便开门，推说夫人不在”。“为了防备万一有人闯进来，夫人还亲自察看了烧水汀的炉子间，必要时可以回避一下”⁽²⁸²⁾。这说明宋庆龄还是保持了应有的警惕性。

上海解放前，宋庆龄决定中国福利基金会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是收缩活动，保存力量（包括人员和物资的安全）；二是争取参加公开的、合法的活动⁽²⁸³⁾。临近解放时，宋庆龄代表“解总”向“联总”争取到大批物资，与赵朴初协商后，组织了十几辆卡车抢运了两个多星期，医药器械由福利会特租仓库储存，大米和奶粉堆放在上海各寺院与庵堂，这批物资后来成为上海临时救济会的物资基础⁽²⁸⁴⁾。宋庆龄和廖梦醒一道，将会内资产十几条黄金交给赵天佑保存，留作以后的活动经费。1949年4月，中共上海地下党为迎接上海解放、救助战灾难民和儿童、维护社会秩序，组织上海社会热心公益的人士和一些社会救济福利团体，联合成立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简称“联救会”。颜惠庆任主任委员，赵朴初为总干事，办公处设在云南中路仁济善堂。中国福利基金会也是它的团体会员，全力投入其工作⁽²⁸⁵⁾。宋庆龄首先表示，把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所存物资交出供“联救会”使用，同时积极参加“联救会”的活动，在人力上予以支持。顾锦心和陈维博加入联救会成立的物资处理委员会，专门讨论对于救济物资的分配和使用问题⁽²⁸⁶⁾。“联救会”下设难童救济小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工作组长顾锦心、三个儿童福利站的站长陈维博、王诏贤和丁景唐都是小组成员⁽²⁸⁷⁾。中国福利基金会将大部分物资转给“联救会”来处理，目的是在解放前夕和刚刚解放时，协助维护社会秩序，特别是使涌向这个城市的难民群以及在贫民区和孤儿院的儿童们能维持生活⁽²⁸⁸⁾。

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中国福利基金会也是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有着解放区的那种精神，它树立了一个同国民党贪污腐化的“救济”工作截然不同的榜样⁽²⁸⁹⁾。它的工作人员以及它所服务的对象，都盼望行将来临的解放，并为此而作了准备，他们为1949年接管上海做出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