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利基金会：保盟改名努力取得援助

一、保盟改名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盟抗日的历史使命完成。但时代随之产生了新的问题和任务，要解决和完成它们需要更多的努力。12月，“保盟”发表声明，“为了继续这种努力，保卫中国同盟自即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²⁵⁰⁾。总部暂设重庆，不久迁往上海。12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华懋饭店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年底在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331室开始办公。保盟的改名实际上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在重庆决定了的，但直到迁往上海之后才宣布。这是因为在决定改名时定下一个条件，即：“在我们为实现战后的目标而在沿海地区站稳脚跟之前，暂不使用新名。”⁽²⁵¹⁾但为何改名呢？在改名前它曾写信给在纽约的美国支持者，说明“在向‘行政院救济总署’提出申请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行总”（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简称）企图否认保盟的合法地位，不为它的项目分配“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简称）的救济物资⁽²⁵²⁾。显然，抗战结束，保盟的继续存在名不符实，为了获取必要援助，唯一办法就是改名，改变工作目的和内容。1946年1月14日，宋庆龄出席中国福利基金会委员会成立会，发表谈话吁请国际人士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广大中国人民的福利，需要全世界的友人和同情者宽仁善意的帮助；中国现万分需要精神、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援，以渡过战后这一段困苦的时间”，并指出，“国际上各救济机关虽曾做过种种可敬和最大的努力，但还是不够。中国所受到的创伤，还要一段长的时间才能痊愈，……还需要外国友人进一步的援助”⁽²⁵³⁾。在发出呼吁的同时，为基金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但如何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完成为解放区人民服务的主要任务？这是中国福利基金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此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为医治战争创伤，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一面组织解放区人民进行自救互助，一面同解放区以外的救济福利团体，首先是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取得联系，接受国际援助⁽²⁵⁴⁾。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解放区救济总会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宋庆龄宣称，中国福利基金会将“继续保盟所主办的事业，……致力于遭受战争创伤的恢复与建设工作。……第一项就是援助在边区和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和医学院的工作”⁽²⁵⁵⁾。但在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由封锁一变而为全面进攻，不难想象，摆在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和中国福利基金会面前的救死扶伤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1945年底，中国福利基金会刚从重庆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即派人去联系，要求该会支援药品器械并动员一部分医务人员前去新四军参加工作，同时把捐赠和采购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运送到解放区，支援解放战争⁽²⁵⁶⁾。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发动进攻，上海地下党得知解放区急需药品，请求宋庆龄帮助，通过廖梦醒及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美国友人谭宁邦、德国友人王安娜的帮助，向“联总”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申请药品，领到磺胺类药品数十箱及时秘密送到解放区⁽²⁵⁷⁾。“联总”掌握着大量的救济物资，但他们把救济金和物资的98%拨给了国民党，而拥有全国遭受战祸人口至少一半以上的解放区，只分到2%！分给国民党的大笔款项被贪污，物资则被他们留作发动内战之用。因此，中国福利基金会反对两种危害倾向，其一是反对一些外国机构打算用直接发放救济品作为渗透、控制的手段，其二是反对贪污盗窃成风的国民党“救济”机构垄断款项和物资的企图⁽²⁵⁸⁾。中国福利基金会向“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要求合理分配救济物资，由于得到更多国际朋友的同情和支持，1946年至1947年期间有了进展，中国福利基金会从“联总”获得大量物资，在上海、北平利用去解放区的飞机和船只，向解放区及时运送，其中包括医药物资和医疗器材设备。有时还委托一些国际友人通过国民党封锁线把物资运进解放区⁽²⁵⁹⁾。

中国福利基金会还从国内外的义务机构接受资金和物资，或与之合作，计有：美国援华联合会中国办事处、英国联合援华会中国办事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加拿大援华会、公谊服务会、美国顾问委员会、营养援华会。中国福利基金会还从美国新闻处的在华机构，英国委员会，英国大使馆新闻处，苏联电讯社（塔斯社）和法国新闻社，得到过许多图书和文化方面的援助。中国福利基金会负责支援的实验农场，从美国各地的科学站和大学那里得到过种子和农业科学书籍⁽²⁶⁰⁾。中国福利基金会还聘请会计师，“出具英文查账证明书若干份，分寄在美国及海外各地的捐款人和捐款团体，以资征信，从而扩大中福会的信誉与影响，增辟捐款来源”⁽²⁶¹⁾。但中国福利基金会认为首先要自助。她定期举办义演、福利舞会和街头募捐等，其年度救济预算的1/4是用这种办法直接自筹的。她认为只有经过自己这样的努力，才有资格呼吁国外的援助。(www.xing528.com)

1946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救济了陕甘宁边区灾情请求援助后，4月12日，又得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山东分会报告，因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及沿途的烧杀掠夺，共计九十个县约2 000万人受灾。据不完全统计，十五个县被杀死及抓走者十四万人，十个县损失牲口1.39万余头，猪羊七万余头，农具损失一半，粮食损失根本无法计算。灾情最严重的鲁中鲁南地区，有三十万人因饥饿和疫疠流行濒于待毙。“解总”主席董必武向宋庆龄求援，“以灾区过广，灾情太重，力有未逮，故特再烦夫人代向国内外正义人士呼吁救济”⁽²⁶²⁾。宋庆龄得知情况后立即开展救援，帮助边区渡过灾情。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驻上海办事处的林仲，每月都把解放区救济款使用情况写成书面报告，请宋庆龄过目⁽²⁶³⁾。宋庆龄还常与王安娜、赵天佑等人到地下党的仓库里检查药械包装，并与负责联系的地下党员曹达研究、商量发运的数量与路线。告诫说：这些物资运到解放区能救多少人的生命！……你们要包好扎牢，不要中途损耗⁽²⁶⁴⁾。

1946年6月29日，华中军区司令部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因中国福利基金会运送50箱西药给新四军，特地写信向宋庆龄致谢。据苏北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总医师回忆，1946年上半年，宋庆龄派奥地利人严斐德进入苏北解放区，由军区卫生部长齐仲桓和副部长李振湘陪同，考察医疗情况⁽²⁶⁵⁾。随后宋庆龄利用国外捐款，向美军在菲律宾的剩余物资处理机构，购买了一所规模为250张床位的医院的全套设备。在从马尼拉运往上海的途中，屡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经宋庆龄多次交涉才放行。并将这1 217箱、重达430吨的医疗器械，用700多条船装运至苏北解放区，于7月15日，在淮阴湖心寺建成了第四国际和平医院⁽²⁶⁶⁾。宋庆龄还邀请曾参加西班牙战争医疗队的美国外科医生薛尔茨等医务人员，前往传授医术。宋庆龄在写给第四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齐仲桓时说，“一俟一批急需物资到达后，我们将争取把它们送给你们和其他国际和平医院”⁽²⁶⁷⁾。医院每月向宋庆龄作书面报告，以使她及时了解医院的工作情况。

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工作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它还能给解放区送去一些医疗用品及其他救济物资。在后一阶段，这样做已经变得几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动大多只能限于上海，“给贫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是带着一种进步的倾向和动机”⁽²⁶⁸⁾。内战扩大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并没有停止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解放区不断扩大，“运送医药救济物资到解放区的工作，仍然可以找到方法继续进行”；另一方面，中国福利基金会也在上海开始建立了一些儿童保健、文化、儿童剧团等福利事业，这些事业，从1946年起逐渐发展起来，既对支援解放区的工作起了掩护作用，同时也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苦难孩子们，进行了一些救护和教育的工作⁽²⁶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增多起来，有力量做一些社会救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