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主持保盟中央委员会会议，全力推进抗日工作

三、重庆时期的新局面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保盟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必要的应变事宜，部署各项工作。会后，留守人员立即采取措施，疏散和隐蔽人员，销毁所有的文件、材料、印刷品，包括已排好版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40—1941》。爱泼斯坦帮助柳无垢烧毁了一部分“保盟”的案卷，“中国工合”的邱茉莉为不使档案落入日本人手中，和同事们加以销毁⁽²¹⁸⁾。宋庆龄当晚乘末班飞机赴重庆，临行前表示“一定要继续保盟的工作”。但她这次去重庆，面临的将是更严峻的处境。

保盟遭到重大损失，委员会的名誉司库诺曼·法朗士在参加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了。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被关进平民集中营，还有一位委员被关进华人监狱。有九位委员被迫乔装躲藏起来⁽²¹⁹⁾。被关进平民集中营的是爱泼斯坦和贝特兰，爱泼斯坦与中国工合的邱茉莉等人设法逃出拘留营，经澳门达桂林转赴重庆。而关在另一个集中营的贝特兰则作为战俘被押解到东京，“为天皇而劳动”，直到日本投降才获释返回新西兰。被关进华人监狱的是廖承志，他在完成著名的秘密大营救离开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几位重要成员失去自由，其他成员四散各处，保盟一时间陷于瘫痪。1942年5月，周恩来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要她尽快前来重庆，协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²²⁰⁾。1942年夏，“保盟”的工作人员柳无垢、金仲华、许乃波、徐舜美相继来到重庆⁽²²¹⁾，其他成员也陆续到达。8月3日，廖梦醒辗转到达。她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参加重建保盟的工作。后来，她成了“宋庆龄—保盟—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之间的联系人⁽²²²⁾。

宋庆龄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她两位姐妹的警卫森严的官邸解脱出来，找到一处远离她们的私宅，得以获得与友人们联系的自由。1942年8月，她开始重新主持保盟的工作。最初办事处只有宋庆龄和王安娜、廖梦醒三人⁽²²³⁾，后来许乃波、邱茉莉也参与开会，像在香港时一样，她们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继续为“保盟”工作。8月中旬，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成立，仍选宋庆龄为主席，委员有爱泼斯坦、邱茉莉、王安娜、廖梦醒、简·斯坦尼福思·培柯、约翰·福斯特、苏西·陈（即陈翰笙妻子顾淑型）、许乃波。后来奥地利人魏璐诗也参加进来⁽²²⁴⁾。名誉成员有克莱尔·布什、路易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华·C·卡特夫人、赛珍珠、埃德加·斯诺、文森特·希恩、保罗·罗伯逊、托马斯·曼、理查·华尔施、冯玉祥、何香凝、孙科、茅盾等⁽²²⁵⁾。保盟中央的办公室，就设在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宋庆龄寓所内。

保盟在重庆重建后，为争取海外援助，宋庆龄通过王安娜与纽约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农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和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等保持密切联系。其中，美国的国际皮裘制革工人工会，主动支援了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分院，并负担它一年的开支⁽²²⁶⁾。另一位委员约翰·福斯特，则帮助保盟将外币汇款兑换成国币，刚好中央银行的一位出纳员曾是他的学生，提供了很多方便。而八路军战士就在银行拐角处的汽车里等他，提取现款后直驶宋庆龄家中⁽²²⁷⁾。这就使保盟的工作逐渐得到了开展。此时宋庆龄改组保盟中央委员会，除了人事上的实际变动外，还因为“美国援华会需要向美国对华救济联合会提供报告，并要求保盟提供改组细节”⁽²²⁸⁾。而且，近期“许多人要到重庆来，我们应能与他们合作并为我们的救济活动举办一次演出，让保卫中国同盟在这里更为旗帜鲜明和为人们所知晓”⁽²²⁹⁾。宋庆龄很关心人民生活，“她在散步时看到一些贫苦的人，就会停下步来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²³⁰⁾。河南受灾后，宋庆龄和保盟发起足球义赛募捐。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不料国民党却宣布，只有他们才能举办为河南省募捐。宋庆龄对此决定置之不理，足球义赛照常进行。金山、司徒慧敏领导的金山话剧团，义演两天，收入捐给保盟赈济河南水灾⁽²³¹⁾。

保盟支持者的强大阵势，“使国民党对保盟实行镇压或者即使是公开指为‘赤化’都很为难”⁽²³²⁾，但也并不放过它，威吓和骚扰不断。“保盟”的任务与前一时期相同，但环境更恶劣。当时美国按照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的援助和军事装备，全部到不了敌后根据地⁽²³³⁾。而在重庆的一些国际救济团体，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影响也不给抗日根据地以援助。香港被日本占领，保盟不可能再继续活动，重庆没有海上交通，国外援助的东西来不了，开展“保盟”的工作要比在香港困难得多，而且重庆是蒋介石直接统治下的地方，保盟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阻挠。不过，重庆也存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有来自盟国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对宋庆龄全国团结抗日、所有抗日力量一视同仁的主张较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争取到了一部分救济款，并且确实送到了后者手中⁽²³⁴⁾。“保盟”还同国外机构联合起来，争取外汇兑率的调整，终使直接救济汇款可获100%的补贴⁽²³⁵⁾。再者，中共正式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国民党也无法阻止宋庆龄会见他，保盟可以利用合法的交通条件，如当时往来于延安、重庆之间的汽车和飞机，向解放区运送物资⁽²³⁶⁾。给陕甘宁边区运送物资，沿途要通过国民党的重要封锁线，十分困难。宋庆龄为此想尽办法，时而转交八路军办事处运输，时而使国际友人交邮，时而利用美军飞机空运，时而交外国医疗队带走。在这些物资上，往往写有“孙夫人寄”的字样，国民党军警不敢扣押。但到抗战后期，国民党更加肆无忌惮，与敌伪勾结，封锁解放区，不让物资通过，甚至公开抢劫“保盟”运送到解放区的物资。(www.xing528.com)

国民党尽管背离了孙中山的典范和原则，但对这位缔造者的崇敬几乎到了神化的地步，对其遗孀也存有一定的尊敬，所以保盟每次开会都在宋庆龄家里，在她的亲自主持下进行。国民党政府就不敢指使特务捣乱以及其他干涉，它虽然竭力想孤立宋庆龄使她不谈政治，但是却做不到。保盟所筹得的款物，极大部分是交给解放区的，国民党处心积虑地找寻借口来对保盟进行破坏和迫害。在重庆的三年多时间里，保盟要和国民政府的社会局不断地作斗争。他们要保盟登记，要干涉存款，要保盟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²³⁷⁾。

1940年8月时，国民党中常会五届155次会议通过《非常时期党政机关督导人民团体办法》，规定：人民团体由党部管理转移由政府管理，即地方由省、县政府，中央由社会部管理⁽²³⁸⁾。1942年，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社会部举办一次社团总登记，共登记团体17 250个。到1944年12月底止，再次登记共有团体25 126个⁽²³⁹⁾。这两次登记，都不包括沦陷区。但在1941年3月，香港的几十个文化教育团体就被国民党秘密侦察。调查是为了控制，对“色彩不十分明显尚堪运用的团体应取策动与指导的态度，或指定同志加入发生党团作用”。国民党社会部还规定：各级党部应把握机会，尽先参与领导各团体活动，以使有些“非法团体无机可乘”⁽²⁴⁰⁾。保盟在香港时，国民党无计可施，但保盟迁到重庆后，他们觉得机会来了，提出保盟必须向重庆市社会局登记等各种要求。因此保盟“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联系都必须加以伪装”⁽²⁴¹⁾，为了应付当局的盘查刁难，“保盟”的来往账目有两份。一份是公开的，用中文书写；另一份是秘密的，用英文书写。这样即使有人想来找岔子，也无从查起⁽²⁴²⁾。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保盟利用国民党官员的媚外心理邀请一些外国人士担任财务委员，使用他们签署的支票⁽²⁴³⁾。

在此时期，“保盟”帮助中共边区完善了医疗体系。保盟委员约翰·福斯特，在武汉失守前就与“保盟”开始了联系。那时，美国大使馆随员、海军陆战队的埃文斯·卡尔逊电告在武汉任教的福斯特，说国际红十字会有大量医药物资存放在武汉，而日军将在三天内切断武汉以北的铁路线，请他帮忙把这批物资运送给华北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福斯特与保盟一起，将两车厢医药物资经平汉铁路转往陇海铁路，越过黄河送达太行山八路军驻地，建立了一座医院，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的机构，把美国人、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军人和和平主义者统统团结在一起了”⁽²⁴⁴⁾。

随后，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集中了大部分的国际援助，提供给边区。他们设法建立一些供应和平医院的常备运输线，在边区内组织一些小型的驴骡商队。但由于敌人一直在破坏，常常造成供应品的大量损失或人员的伤亡。医院自力更生从边区周围设法采购，但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常遭国民党扣留，药品来源异常困难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²⁴⁵⁾。根据马海德的汇报，宋庆龄和保盟得知抗日根据地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创办制药厂，于是在支援时就有所侧重，使得许多制药厂1939年开始逐渐开办起来⁽²⁴⁶⁾。据资料记载，1942年八路军制药厂全年开支中，“保盟”捐款占12%以上⁽²⁴⁷⁾。援助边区政府的托儿所二十一处，其中著名的为洛杉矶托儿所。到1943年，才基本上解决了医院所需要的大部分药材。国际和平医院慢慢壮大，由一所只有几百张床位的医院，发展成为拥有中心医院和分院、床位较多的完整医疗网。到抗战结尾时，它和其他医疗组织一起，为一亿四千万中国人民提供了医疗保健⁽²⁴⁸⁾。为此，1944年9月，刘伯承、陈赓等148人联名给宋庆龄写感谢信，“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²⁴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