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盟上海分会成立，核心成员由吴大琨、耿丽淑领导

二、保盟的上海分会

保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募捐救济工作是极端困难的，但一些外国人出于对宋庆龄的尊崇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利用外国人身份的便利，自发或自觉地为保盟工作。1938年9月，爱泼斯坦参加了廖承志在广州召开的会议，由于他报道了广州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宋庆龄让他在广州组织一些外国侨民、教师和留学生，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动员外国友人提供医药等方面的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武装抗日斗争，特别是极为有效的游击战。但不到一个月广州就沦陷了，“保盟”广州分会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实际上没来得及做什么工作⁽²⁰⁰⁾。爱泼斯坦到了香港，接受宋庆龄的邀请参加保盟总会工作。

宋庆龄曾打算在菲律宾、印度等地成立分会，但都因客观因素未能实现。“保盟”的正式分会，应该只有上海的分会。

1938年夏，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吴大琨在香港拜望宋庆龄，宋庆龄对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支援抗战”，希望他能参加保盟⁽²⁰¹⁾。在吴表示愿意参加后，宋庆龄让他带着介绍信回上海找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耿丽淑，一起组织上海分会。离香港之前，吴大琨见到了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潘让他回去后与负责上海工作的地下党刘少文联系。1938年冬，吴大琨从香港秘密赴沪找到耿丽淑。他介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性质，然后转达了宋庆龄的设想，在上海建立保盟分会，接应国外救援物资，并将物资转运新四军皖南军部，请耿丽淑参加筹备。几天后，在耿丽淑的住所举行了首次会议，由吴大琨、耿丽淑、沈体兰、吴耀宗、张似旭五人组成保盟上海分会核心，宣布分会的成立。为防泄密，会议使用英语交流。耿丽淑是唯一的外国人，被选为分会秘书，负责接应国外的捐助，以及与其他革命组织的联络⁽²⁰²⁾。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心愿，把工作在不同岗位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在那白色笼罩的上海，又多了一个不寻常的地下组织”⁽²⁰³⁾。保盟上海分会的成员并不都是专职在保盟工作的，他们有自己的职业。耿丽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的顾问，这给工作带来了方便，可以利用特殊身份达到目的而又不被发现。张似旭是归国华侨，当时是美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营业部主任、大美出版公司经理，吴耀宗是宗教界人士，沈体兰是教育界人士，都较易于开展活动。

上海分会成立后就开始募捐，并与中共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刘少文取得联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及江苏省委对分会的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²⁰⁴⁾。通过各种渠道，与新四军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为新四军征募医药用品和寒衣等等。将资金物资送给新四军，并动员了一些进步的医生和护士去参加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²⁰⁵⁾。保盟上海分会主要是接受保盟的指示，除了接应国外寄来的募捐品，负责把它转运给新四军、八路军外，还在本市做些募捐工作，如举办义演、义卖是常有的事。曾举行过名为“文化之夜”的大型募捐活动⁽²⁰⁶⁾。保盟上海分会的成立，开拓了分会主要支援新四军、香港保盟主要负责支援八路军的新局面。1938年12月，保盟上海分会募捐到现金十万多元，及大批药品等物资，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下，由王纪华、顾执中率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通过日军封锁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地，送达新四军军部。此外，保盟每月还向新四军医院提供1 500元的日常开支费用⁽²⁰⁷⁾。新四军的军部医院，就是依靠保盟上海分会建立起来的，上海“孤岛”，当时在客观上成为新四军取得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的主要根据地⁽²⁰⁸⁾。(www.xing528.com)

保盟上海分会刚有成效，在人事上却遭遇了一系列变动。分会成立不久，11月吴耀宗、沈体兰即离开上海，去印度马德拉斯参加国际宣教协会会议。途经香港时拜会了宋庆龄，报告了上海分会的工作⁽²⁰⁹⁾。宋庆龄写了几封亲笔信，请他代表“保盟”，访问甘地、尼赫鲁、泰戈尔等印度进步人士。1939年吴耀宗从印度回沪后，经常去内地访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驻成都，直到1946年5月10日才返沪，宋庆龄邀请他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共同为争取和平民主、医治战争创伤努力工作⁽²¹⁰⁾。可见，吴耀宗和沈体兰长期不在上海，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没有为保盟分会做出实际工作，只是挂名以壮门面。吴大琨慰问新四军返回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江西上饶茅家岭监狱，皖南事变后，又被关进上饶集中营。经宋庆龄多方营救，直到1942年11月下旬才得以交保获释。1944年，他以东吴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身份担任了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顾问，认识了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李约瑟博士。当时李约瑟也参加了保盟的工作，便举行茶会安排与宋庆龄安全见面，吴大琨详细汇报了上海保盟对新四军的援助情况⁽²¹¹⁾。吴大琨身陷囹圄，自然也无法为保盟分会做更多工作。

分会另一个活跃分子张似旭，于1940年7月19日，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被日伪特务暗杀。一些重要报纸都报道了这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发行中英文大美晚报及大美报之大美印刷所董事张似旭氏，于昨日下午4时30分，在静安寺路72号起士林咖啡馆中，被暴徒袭击，……伤在要害……不及救治殒命⁽²¹²⁾。不过，张似旭被害并非因为他保盟的身份暴露，而主要是因为他是个新闻工作者，多有抵制日伪的言语，而引起日伪的注意，怀疑他是共产党人⁽²¹³⁾。就在遇害当天中午，他与一些美国记者谈称：“对南京伪政权之威吓，决不恐惧，况所受威吓，亦已非一次”⁽²¹⁴⁾。为此，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还发了布告：张似旭先生不屈敌伪，竟致殉国，噩耗传来，同声悼愤⁽²¹⁵⁾。

但不管什么原因，总之“保盟”上海分会又失去了一个得力人物，只剩下耿丽淑一人。耿丽淑为宋庆龄传递秘密信件，化装进行“信件走私”，报告募捐救济情况。她还冒着风险储存国外寄来的捐款和物资，以待时机转运⁽²¹⁶⁾。虽然她因外国人的身份，得以幸免于难，但保盟分会已名存实亡了，耿丽淑也于1940年秋回国。因此，爱泼斯坦认为，上海分会“实际上是在耿丽淑的家开会、讨论，有计划地给新四军帮助。没有正式文件，可看作是保盟在上海的活动据点”⁽²¹⁷⁾。保盟上海分会的实际活动时间不到一年，但为新四军的后勤做了一定贡献，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