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中国同盟的筹备与成立：身份、组织与政治

一、保卫中国同盟的筹备与成立

在成立新的机构之前，宋庆龄做了一定的准备。1938年3月16日，她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号召海外侨胞继续给予祖国抗战军队以“鼓励援助”⁽¹⁶⁰⁾。从4月初开始，即着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但“保盟”能够顺利成立，还离不开几个外国友人的帮助。这得追溯到1937年夏天，北平已被日军侵占，斯诺夫妇与新西兰作家、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接受委托，护送来北平治病的邓颖超、王世英以及张晓梅来到天津，当记者的犹太人爱泼斯坦为他们安排了住处，并代购船票掩护离开日占区⁽¹⁶¹⁾，邓颖超等从烟台下船前往延安。此时上海也已经被日军陷落，爱泼斯坦直接去了香港。贝特兰在秋冬时分访问了延安和晋东南地区，于1938年2月到达汉口，在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周恩来，谈起华北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周恩来对他说要组织起来，找医疗物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周恩来让贝特兰把在游击区前线见到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交给在香港的孙逸仙夫人。当时，还讨论过把大量的医药物资，从海外借道苏联带来的可能性等问题⁽¹⁶²⁾。贝特兰于3月间到香港，见到廖承志。宋庆龄得知情况后，让廖承志代表她召集开个会。会议在邓文钊家举行，廖承志说要组织一个国际性组织，要扩大工作，要找很有影响的人带头，也需要有地位的外国人⁽¹⁶³⁾。在这次会议上，“保卫中国同盟”的名称被提了出来并得到通过，实际上这个名称是由宋庆龄选定的⁽¹⁶⁴⁾，不过“这仅是一次酝酿会议，类似探测气球”⁽¹⁶⁵⁾，会上并没有选出委员来，但很明显已经有了足够组成一个机构的人员。

1938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同盟与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圣约翰大礼堂共同举办英、美、中三国书画艺术展览会。此前，为做好筹划工作，宋庆龄与廖梦醒及陈友仁之子陈依范专程拜访蔡元培，邀请其在开幕式上致词，蔡元培在展览会上号召大众“在全民抗战中担负起一份任务”⁽¹⁶⁶⁾。香港总督和夫人都光临了展览会，香港大学的副校长史洛斯起初怀疑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伙出来搞宣传鼓动的激进分子”⁽¹⁶⁷⁾，也到场讲了话。后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在港督家中举办了一次花园茶话会，由香港大学副校长、中英文化协会秘书D.J.Sloss主持。港督以当地首长的身份，邀请孙夫人作为贵宾，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官员也都被邀请出席。这样做明显的效果就是，港英当局公开支持孙夫人在香港的工作⁽¹⁶⁸⁾。这时，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转道香港去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志愿人员，而响应宋庆龄号召支援中国抗战的海外捐款也陆续汇到，有关方面深感迫切需要一个处理此类事宜的对外机构。在这个紧急的有利形势下，宋庆龄和廖承志研究决定尽快建立一个面向国际的救援团体，成为中国人民与海外之间的桥梁。这个团体必须而且敢于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它是民间组织，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具有鲜明的奋斗目标，有坚定的原则，它的全部工作是帮助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¹⁶⁹⁾。6月14日，在香港宋庆龄住宅的小客厅里，“保卫中国同盟”宣告正式成立⁽¹⁷⁰⁾，宋庆龄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建议请宋子文担任这个机构的会长⁽¹⁷¹⁾，宋庆龄自己担任主席。经宋庆龄邀请，国际友人、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诺曼·法朗士教授担任名誉司库，英国人约翰·利宁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成员还有詹姆斯·贝特兰、廖承志、廖梦醒和邓文钊。保卫中国同盟就这样成立了，一个向游击区——华北和新四军进行抗战的安徽——输送金钱和物资的国际委员会。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宋庆龄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使得保盟内部工作氛围融洽且充满激情。保盟中央委员会非常精干，年轻而洋溢活力。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¹⁷²⁾。爱泼斯坦、陈君葆、柳无垢、金仲华等人也陆续加入。据当事人回忆，保盟“只有一个庞大的中央委员会，下面没有一般的盟员。妇女促进委员会由廖梦醒主持，成员大半都是一些委员家属，客串搞搞杂务和后勤的工作”⁽¹⁷³⁾。但爱泼斯坦曾说，“那个时候，实际上，不是名义上，保盟中央就是宋庆龄。……谁参加工作谁就是中央委员，不是什么人从下面选举的，也不是什么人从上头批准的。所谓庞大的中央委员会是不存在的。但有一班人，有很有力量的核心。后面有周总理，有没有毛主席我不知道”⁽¹⁷⁴⁾。这话颇耐人寻味，一方面说明保盟急需人手，不能过于讲究入盟手续问题，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处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宋庆龄是保盟独一无二的核心领导者。实际上，在皖南事变前，“保盟”的核心成员一直维持在十人左右，并经常通过开会方式处理重大问题⁽¹⁷⁵⁾。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中就如此呼吁：“一切愿做‘保盟’盟员，以增加工作效果的机构，请与保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联系，……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保盟中央委员会为其他机构服务，不收任何费用。”⁽¹⁷⁶⁾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她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成立后，将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¹⁷⁷⁾。

遵此宗旨，保盟成立伊始即展开活动。当时边区医疗工作很困难，西药及手术设备很缺乏。“保盟”一方面介绍医务干部前去，如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印度人柯棣华大夫等。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种支援，就是医药物资的支援，输送当时伤病员急需要的药物，如消炎剂、破伤风血清、奎宁、各种疫苗等，以及各种手术设备、化验设备，大批担架、毛毯、被服等。尽管困难重重，保卫中国同盟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进行了巨大支援。虽然香港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非常便利于向海外呼吁、与海外联系以及募集救济物资，但是把这些东西送到物资匮乏的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这问题特别在1940年以后显得严重，那时，国民党几次掀起反共高潮并封锁边区，日本帝国主义又切断了中国与越南的交通。但是保卫中国同盟仍然想尽一切办法，给边区和游击区运送了物资⁽¹⁷⁸⁾。

宋庆龄呼吁国际友人捐赠，“因为中国贫困，中国的士兵缺少武器，穿不暖，吃不饱却走上战场”⁽¹⁷⁹⁾。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响应，举办各种集会以千计，印制数百万份宣传中国抗战的传单和宣传品，通过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并一次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援华组织还捐赠许多医疗设备和药品，通过“保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多所国际和平医院。援华组织在运送援华物资时，坚持一定要把国民党战场和敌后战场并重，并尽可能更多地提供给敌后战场。但这一要求当然不会为国民党所接受⁽¹⁸⁰⁾。1938年8月5日，宋庆龄致函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工作人员，“您在划拨资金给汉口的林博士时碰到了困难。我们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正是为了确实地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好几个集团军都有代表驻在香港，他们也是我们同盟的成员。我们将愉快地按照您的指定，将资金划拨给某一个集团军或组织，并从那里取得收据”⁽¹⁸¹⁾。国际上捐赠给保盟的款物，除了少数由捐助者指定对象外，大部分由宋庆龄全权做主拨给最迫切需要捐助的抗日根据地⁽¹⁸²⁾。(www.xing528.com)

宋庆龄曾要求保盟的各种活动都要符合原则，也就是，“援助不受政治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这样，共产党支配的地区也包括在受援范围之内。……保盟执行这一方针未久，便被一些人认为它是专门援助红色分子的组织”⁽¹⁸³⁾。因此，保盟有时就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装运，1939年冬，从图云关运送十吨较贵重的医疗器材、药品抵达延安⁽¹⁸⁴⁾。但1940年开始，随着国民党反共和封锁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行动的升级，支援工作越来越困难。有一次，英美友人送给共产党军队四卡车最迫切需要的救命药品和贵重的外科器械，当这批物资运到陕西三原国民党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上时，却受到阻拦。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斗争，最终无效，那些救济品连一盎司都没有到达延安⁽¹⁸⁵⁾。不过，后来有人发现这些药品在西安黑市出售。

当时，新四军为了有利于取得物质援助，还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¹⁸⁶⁾。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有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目的是统一一切募捐，严格控制所有的类似的爱国捐献运动，并通过其特务线索控制南洋各地华侨的爱国捐献团体，企图使每一分钱都落在蒋介石的腰包里。他们的口号就是：“进行独立募捐就是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抗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主持会议，严厉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等错误观点⁽¹⁸⁷⁾，鼓励各部门募捐。蒋介石还用各种手段威胁保卫中国同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和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和威胁⁽¹⁸⁸⁾。幸好，“港英当局对我们不错，虽监视我们，但不妨碍我们的工作”⁽¹⁸⁹⁾。这样，尽管国民党“口头上赞成民族抗战事业，但实际上却在进行阻挠和破坏”。虽然在香港也有一些障碍，但至少“我们还能在那里为解放区收集战时救济物品，进行通讯和出版工作”⁽¹⁹⁰⁾。

宋庆龄和保盟的工作在香港民众中反响非常大。1938年8月，香港九龙深水（土步）的瓜菜小贩开始“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随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0月，香港同胞发起为抗战捐募寒衣活动，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其他赈济团体、学生界则举行赠旗募款、采购寒衣及防毒面具等活动。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师傅，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港币4 000余元购买了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¹⁹¹⁾。

保卫中国同盟在西摩道设了一个办事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迁渝办公。宋庆龄将保盟的办公费用控制在资金收入的5%以下，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实处。同时，每收到一笔捐款，不论数目大小，她都亲自在收据上签字⁽¹⁹²⁾，以为征信。保盟实质上是一个联络委员会，直接介绍中国内地的实情和需要，然后从海外得到相应的支援。她是在一个“以英国殖民地为背景的地方，由中国的爱国者和外国的进步分子所组成的、唯一无可匹敌的混合体”⁽¹⁹³⁾。保盟的活动在实际上将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条国际统一战线，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保卫世界和平有着重要意义。保盟在香港的三年半中做了大量募捐工作，筹集了几十万元，折合美金18.85万元（当时一个士兵的月饷约为五十美分；一美元可供三个孤儿作一个月的生活费），其中绝大部分用以购买药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共送出一百二十多吨药物和其它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三吨左右⁽¹⁹⁴⁾，甚至新四军成立时的通讯设备也是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助成的。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保盟在香港开辟了抗日救济工作的新局面：与美、英、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援华团体和东南亚、南洋的华侨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各类捐款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抗日前线；《保盟通讯》和其他出版物深受海外读者的欢迎，发行量已由最初的1 000册上升到2 500册⁽¹⁹⁵⁾。保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¹⁹⁶⁾。她“完全是做救济工作的。她筹集到的救济款物成为共产党控制地区主要的外部供应来源”⁽¹⁹⁷⁾。而经济和医药援助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¹⁹⁸⁾。保盟是宋庆龄特殊地位的一个产物，也是她和共产党合作的产物，“只有党，没有她不行，只有她，没有党也不行”⁽¹⁹⁹⁾。“保盟”是宋庆龄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并领导的许多团体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组织。